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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如何正确对待革命低潮[1]——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斗争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被突然事变所吓倒,他们冷静地分析形势,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是高潮与低潮相互交替,透过革命暂时沉寂的现象,分析了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性,指出了革命的胜利前途,始终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革命低潮时期仍然坚信革命高潮必定会到来。列宁临阵不乱,沉着应战,在客观地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和转换策略,制定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路线,使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同马赫主义和宗教哲学的斗争,从理论上彻底粉碎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等机会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为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制定和贯彻正确的策略方针、渡过革命低潮时期、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作好了理论准备。

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的,革命高潮与低潮的交替出现,是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无产阶级革命者都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然而,如何正确分析革命遭受挫折后的形势,如何在革命低潮时期坚持斗争,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和研究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代国际共运所处的低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被突然事变所吓倒,他们冷静地分析形势,始终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

1905年俄国革命曾迅速高涨,12月莫斯科起义标志着革命达到高潮。沙皇政府残酷镇压革命起义,使俄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到1906年4月,已有75000人被捕,14000人被处死,革命走向低潮。这时,革命队伍中的有些人怯懦动摇、悲观失望,有些人背叛革命。因此,如何正确认识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如何科学预测俄国革命的前途,这是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急需回答的问题。1906年3月,列宁在《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任务》一文中提出,目前俄国民主革命的形势究竟怎样:革命是失败了呢,还是处在一个暂时的沉寂时期?12月起义是革命的顶点,现正急转直下,还是整个地说来革命运动并不是趋向衰退,而是在沉寂中聚集新的力量,正在准备新的爆发?列宁说,我们不能够用一般的空话来回避对客观情况的分析,只有对客观情况加以充分地估计才能彻底地、最后地解答这些问题。[2]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三个方面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答。

第一,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是高潮与低潮相互交替,1905年革命从高潮到低潮是这一规律的表现,在暂时的低潮之后高潮必定会到来。1905年2月,列宁在《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中指出:“难道我们没有看见革命每向前迈进比较大的一步,反革命势力就更加疯狂一些吗?尽管这样,难道革命运动不是经过一定的暂息时间就更加猛烈地高涨起来吗?”[3]1906年8月,他又在《暴风雨之前》一文中分析说:“俄国革命正走着一条艰苦的道路。在每一次高潮之后,在每一次局部胜利之后,接着便是失败、流血和专制政府对争取自由的战士的凌辱。但是,在每一次‘失败’之后,运动越来越壮阔,斗争越来越深入,卷入斗争和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在每一次革命进攻之后,在组织战斗的民主运动的事业每前进一步之后,接着便是反动派直接进行疯狂的攻击……昨天还抱冷淡态度或有黑帮情绪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越来越多地站到革命方面来了。”[4]革命不像涅瓦大街那样笔直,高潮与低潮、进攻与退却、成功与失败交织在一起,革命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全面把握无产阶级革命从高潮到低潮、又从低潮到高潮的发展全过程,深刻认识这一客观一规律,便能正确地对待革命低潮,而不至于产生消极悲观情绪。

第二,列宁以马克思对1848年欧洲革命后形势的估计和对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态度为例,分析1905年俄国革命后革命低落时期所面临的问题,说服和批评那些张皇失措和指责1905年革命的人。1848年欧洲革命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一系列的起义遭到了失败,共产主义者同盟已不可能进行公开的政治发动。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没有用自己的怀疑态度和惊慌失措来降低工人的情绪”,“他没有忘记,革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在前进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在不断发展”,新的高潮和新的革命仍有可能性。当马克思看到直接革命在短期内已没有希望时,便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承认革命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列宁说,“在目前的困难的关头,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记住马克思的这个例子”,[5]革命的具体形式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而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念则是不可动摇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情绪低落,厌倦革命,甚至指责革命不该发生。普列汉诺夫灰心丧气地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马克思在1870年9月警告巴黎工人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到了1871年3月,当他看到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时,他当时虽然流亡伦敦,但却对这个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以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这与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前要无产阶级学会掌握武器、起义失败后却指责无产阶级“不需要动用武器”的普列汉诺夫形成鲜明对照。列宁指出,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极沉闷的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将临的气息,而使无产阶级觉悟到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俄国的革命者“十分需要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6]列宁说,马克思最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第三,列宁透过革命暂时沉寂的现象,分析了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性,指出了革命的胜利前途。列宁认为革命重新高涨可能性的依据之一是“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远没有耗尽”,“政府早已开动了自己机器的所有轮子:镇压、蹂躏、残杀、欺骗和愚弄。……可是,人民的力量不仅没有耗尽,反而现在愈来愈广泛、强大、公开和勇敢了”。[7]革命重新高涨的另一依据是,“由于生产力遭受巨大的破坏以及人民空前破产,俄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扩大和尖锐化,城市发生骇人听闻的失业,农村在闹饥荒”,沙皇政府对革命者的镇压,“为新的更广泛和更尖锐的政治危机打下了基础”。[8]革命重新高涨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依据是,引发这一革命的社会基本矛盾尚未解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未实现。列宁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9]

正是基于以上客观分析,列宁在革命低潮时期仍然坚信高潮必定会到来。他指出,“工人、农民、士兵这三股分散的起义浪潮最后一定会汇集成必胜的起义,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对这一点失去信心”。[10]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鼓起更大的勇气,更加信任用新的经验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革命阶级的力量,更多地发挥独创精神。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斗争,他们正在同心协力地、精神焕发地迎接暴风雨,一心想奔往战斗的最深处”。[11]

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另一个紧迫任务是要在客观地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及时地调整和转换策略,并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使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1905年俄国革命是逐渐从高潮走向低潮的,因而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调整和转变也有一个过程。12月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群众的革命情绪仍然十分激昂,革命者都期待着新的革命爆发。在1906-1907年,俄国劳动人民对沙皇专制政府展开了两次局部性反攻。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不明朗的形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制定了积极而又慎重的斗争策略。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他们一方面认为,“新的爆发也许在春天还不会到来,但它一定要来的,大概不会很远了”;[12]另一方面又认为,“毫无疑问,新的高潮、新的攻击和新的运动形式的准备时期完全可能是漫长的”。[13]在革命斗争形式的选择上,一方面列宁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把起义的问题从日程上撤消,我们不应当从目前反动时期的情况出发重新改变党的策略”;同时他又说,“我们也不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来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14]在实际斗争中,列宁提醒布尔什维克党:“我们不应当加速事变,现在促进爆发对我们没有好处。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应该应该从1905年底的经验中吸取这一教训。”[15]1906年初,列宁估计革命还不可能出现新的高潮,采取了抵制第一届杜马的策略;当1907年初沙皇政府召开第二届杜马时,布尔什维克觉考虑到革命明显低落的形势,及时调整了策略,决定参加杜马,以合法斗争掩护党的活动。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强行解散第二届杜马,逮捕并流放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成员,1905-1907年革命最终结束。1907年11月,第三届国家杜马召开,布尔什维克继续参加社马,进行合法斗争。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坚持秘密斗争,一方面在杜马中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巧妙地宣传革命。

在革命低潮时期,革命队伍里容易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六三政变”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处境更加艰难,党内出现了取消派和召回派。取消派由马尔托夫、唐恩等孟什维克分子组成,主张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停止秘密的革命活动,召回派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极“左”派别,他们拒绝合法斗争,要求召回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

为了坚持党在革命低潮时期正确的策略路线,列宁写了一系列文章,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就是从思想上否认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在组织上,取消主义就是否认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召回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也必然走向只是形式稍微不同的取消主义。”[16]取消派和召回派是俄国革命低潮时期的必然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危机、瓦解和崩溃的情况下,工人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作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17]取消派与召回派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和客观效果是一样的,它们都在沙皇政府残酷镇压面前惊慌失措,一个对革命失去信心,鼓吹向沙皇政府投降,一个犯急性病,要党采取冒险行动,它们都是革命低潮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的障碍。所以,列宁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同两种取消主义——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和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18]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把召回派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布拉格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宣布把孟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

革命低潮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是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1905年革命失败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临阵不乱,沉着应战,制定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路线,并排除了取消派与召回派的干扰,使得布尔什维克不断成长壮大,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准备了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难怪人们把我们叫做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这个党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19]

每当革命遭受挫折之时,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派都会出来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攻击,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取得了“胜利”。因此,革命低潮时期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仅要坚持政治上策略上的斗争,还要坚持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可见,“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反动年代是同思想上的敌人进行残酷搏斗的时期。”[20]

1905年革命失败后,各种反动势力不仅对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者实行政治上的高压,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讨伐。

一方面,它们直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08年俄国翻译出版《现代经济的社会概论》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与观察和可能性相抵触的假说的基础上,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学说只是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在生活中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俄国国际自由派也宣称“布尔什维克所掌握的那种形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

另一方面,俄国的反动势力把攻击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造神派的宗教哲学和马赫主义哲学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路大军。卢那察尔斯基在《宗教和社会主义》一文中,鼓吹马克思主义的“严谨而冷酷的公式”难于为群众所理解,应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取消派代表人物尤什凯维奇和召回派代表人物波格丹诺夫等人不到半年就出版了4本书,胡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辩证法是“神秘主义”,要用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为了回击和批判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污蔑,为了更好地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低潮时期的斗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把理论研究、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战线上的首要任务。

列宁坚决驳斥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鼓吹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破产论”,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它被资产阶级攻击是不足为奇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21]

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列宁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对马赫主义哲学的批判上。因为取消派和召回派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上所依赖的正是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和无党性“中派”哲学的马赫主义。1908年2-10月,列宁写下了38万多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批判了马赫主义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22]列宁还批判了马赫主义的所谓“中派”哲学,指出马赫主义用“无党性”掩盖其资产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23]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还批判了造神派宗教哲学鼓吹的宗教社会主义,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屡次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的德国19世纪上半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1909年《无产者报》扩大的编辑部会议斥责了“造神说”,并在特别决议中声明:布尔什维克派“跟诸如此类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俄国机会主义分子宣扬马赫主义和宗教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是要乘无产阶级斗争处于低潮之机,用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摧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解除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武装。列宁同马赫主义、宗教哲学的斗争,从理论上彻底粉碎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等机会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为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制定和贯彻正确的策略方针、渡过革命低潮时期、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作好了理论准备。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科学地估计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积累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低潮时期的斗争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当代国际共运曾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在多国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两大高潮时期,但当前国际共运在总体上又处在低潮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颠覆,致使一些国家相继发生动荡和剧变。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应当学习列宁,既看到国际共运的曲折性和困难方面,又要看到国际共运的前进性和积极因素,全面地把握国际共运高潮与低潮相互交替的规律,坚持斗争,坚持胜利。

我们要与国际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作斗争,批判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1]此文原刊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4页。

[3]《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页。

[4]《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5页。

[5]《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5-116页。

[6]《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9-102页。

[7]《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页。

[8]《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页。

[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53-754页。

[10]《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3页。

[11]《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页。

[12]《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4页。

[13]《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8页。

[14]《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3-94页。

[15]《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9页。

[16]《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2页。

[17]《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4页。

[1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2页。

[19]《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2-423页。

[20]《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21]《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222页。

[2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