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礼”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官场政术，更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但送礼必须要有艺术性与科学性。
礼品就是人品
我们都知道戚继光是民族大英雄，可是却不知道戚继光还是一个会送礼和收礼人官场小人物可是却不知道戚继光还是一个会送礼和收礼的官场小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德信在说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时，指出戚继光的好朋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
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戚继光家虽世代官宦，但并不富有。作为一品武将，年薪也不过一百十多两银子，哪里有财力时时购“千金姬”？虽无史料证明他怎么拿钱，但他既会向上司进贡，下级也不会不向他进贡，照收就是了。
戚继光来义乌招兵时，正好在西门戚宅里碰到义乌戚姓戚孟满，叙起族谊，说戚继光上祖从义乌迁安徽定远已十三代了。临别时戚继光赠给戚孟满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金百两，并命建戚氏族祠。当时戚继光还是个参将，年薪肯定不到一百两银，但他赞助建戚祠就拿出百两白银。戚继光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击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戚继光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这三千两银子是怎么筹集的？这类例子太多了。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行。
戚继光想实行“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理想，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戚继光正直，但屡次被罢官，甚至下狱，就是例子。他为了同身居要职的顶头上司及同僚中的文官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不能不牺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曲意迎合张居正等贪财色的高官。戚继光是十分讲究策略的人，如果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灭倭寇，保国家的平安？如果戚继光不这样做行吗？要驾驭时势，左右逢源，必须讲究策略，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来运作，这就是戚继光的过人之处。
官场上，上司有所好，下属没有不办不到的，礼品又是最直接地打通方法礼品又是最直接的打通方法。俗语说不打笑面人，即使自己对上司还一无所知，只要把礼品先送上，保证没有办不成的事。
唐朝的张固写了一本叫《幽闲鼓吹》书，其中卷52五十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钱五万贯”。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
这个故事就是“钱能通神”的掌故。钱能通神，所以在在官场上，条种小人物都忙着借各种名义给上司送礼各种小人物都忙着借各种名义给上司送礼。
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的知府钱普早早就命人专门为张居正制作了一座顶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还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钱普是无锡人，正好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这个知府亲自为他烹制的美味后，很是满意地称赞方知府钱普：“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在官场里，礼品还可以定人品。潘祖荫是咸丰时期的进士，历任工部、刑部、礼部尚书，最高时做到军机大臣。一次在军机大臣任上，是个节假日，诸多官僚到他家里玩麻将，边玩边扯白话，扯到了某地方提督。潘祖荫对这人满口称赞，说此人忠肝义胆，德才兼备。
官员李文田者听了有些好奇，就问潘祖荫：“此人有什么功绩？”潘祖荫说：“不太清楚”。李文田又问：“此人的长相如何？”潘祖荫又说：“没有见过”。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见面，却说这人德能勤绩很高，潘祖荫为何会赞美此提督呢？潘祖荫自已说原因潘祖荫自己说明原因：“此人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就凭一个鼻烟，潘祖荫就对没有见过面的地方提督人品作了这么高的评价。而那个地方提督也就获得了京都大官潘祖荫如此的美言。由此可见，鼻烟这个礼品在官场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对这一点，送鼻烟的地方提督肯定也深知此礼品的重要性，要不然也不会选上等的礼品献给潘祖荫。礼品定人品，这还只是礼品在官场上的作用之一。
制度化送礼
我们先从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说起。明朝中后期，一位官员到某地方担任县令，第二天就贴出了一张告示。这告示跟工作无关，而是一份通知书。告示说：明天是本老爷的生日，本老爷非常喜欢热闹，所以衙门上下的人一定要来，但前提是不许送礼物。告示一贴出，衙门里的书吏、杂役纷纷聚在一起猜测这告示背后的含义。一些初入官场的人简直就想拍案称快，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只有在官场呆得久的一个书吏微微笑着说道：“这礼肯定是要送的，如果不让送为何还要出告示，告诉我们他的生日？”书吏、杂役这才醒悟过来，点头称是。于是大家凑钱铸了一个金鼠送给了这位县官，果然，这位县官大喜，说：“我夫人小我一岁，是属牛的”。大家听了心里全都明白，看来过不了几天就得给县官送一头金牛了。
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笑话背后其实隐藏了官场的一项规则。尤其是官场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这一规则，是不可能混好官场的。这一规则就是：绝大多数上司大都喜欢收礼。其实，自从有了官场，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下属要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平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逢年过节，或者上司举办什么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礼物是一定要送的，而且是不能少送的。
在中国帝制时代，官场上的一些小人物每个月都要给上司送礼，此外还有一些“突发”的礼要送，比如上面那个县官的生日。年节时就更要送了。不过这个时候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官场现形记》有下面的记载：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在按规矩送礼这件事上，《官场现形记》中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上司，必须要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借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官场上有句话叫：“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由此可知，孝敬上司的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时有一个官员说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当然，不仅仅是上司的礼要送，同辈份之间送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寿，明天他家死人，每个月总要有几宗，这就要大家一起凑份子。凑的钱称为“分金”、“分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春曹仪式》记有清代礼部衙门中关于此项规矩的一些内容，如：“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表面上看，“凑分子”是人情往来，但在官场中，这种人情有着权力因素，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规矩，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一首主题为“凑分子”的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分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分子原应该”。由此可见，交分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场之中朋友情谊的深浅。
在帝制社会，既然官场应酬如此之多，礼之厚重不言而喻，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清朝官员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上司，既备酒席，又请戏班，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要知道，此人已经不是官员了，居然还受到如此优待，可想而知，那些在位的官员如果下一次基层，基层官员该拿出多少钱来。
最典型的就是钦差出巡过境，相对于朝廷派来的特派员，其在皇帝面前一言就能决定一个地方官的进退，所以无论你在地方多么位高权重，都成了小人物。钦差一来，小人物就是出大血的时候了。张集馨曾就此记过一笔账：钦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门驻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之后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出于代表朝廷的身份不肯接收礼金，于是，地方官还要派人直接送到京城钦差的私宅，向来如此。
即使不是皇帝的特派员，就是过往的要员，地方官也是不少出血的。还是那位张集馨，曾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一份详尽的日常应酬情况。当时他担任陕西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一职。由于督粮道这个差事很肥，所以，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他来负责。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做了哪些行政工作，篇篇都是官员、官场规则的文字。下面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大人记录的迎送要员情景。但遇有要员到境，督粮道便跟随将军（大军区首长）、巡抚（省长）等上司到官厅迎接，送至公馆休息，然后张灯结彩，请戏班、备酒席。每次都要请两班戏，酒席备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陕西西安由于气候原因，活鱼很难得，一尾大活鱼值四五千文钱（约三两银，400多元人民币），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都是贵重难得的东西，亦必设法求购，否则客人就会认为这个督粮道太抠门。这样的聚会是非常热闹的，一直要折腾到深夜两三点钟才散。散后，主人将喝得摇晃的客人送出登轿，逐次揖送，还要派下人持着主人名帖，到各公馆道乏，表示辛苦。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并馈赠盘缠，盘缠之多少，依客人官职尊卑而定。每次宴会，连戏价、赏金、酒席杂支，一般都要二百余两银，当然，这还没有包括送给客人们的路费。
张大人在其著作中写道，一年当中，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还要请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员看戏喝酒。但是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往的客人，他就必须主动邀请人家了，被邀请的人包括两司（布政使与按察使）、盐道（相当于省财政厅副厅长）一起热闹一下，不如此，则不足联络感情。
这样算下来，张大人一年的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