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这件事上，女王和艾伯特王子对路易·菲利浦的背叛行为耿耿于怀，所以对帕默斯顿的过失已没有半点谴责了，而且在这个事件上，帕默斯顿的态度和他们的完全相同。但这只是一个例外。接下来的几年里，在严肃的外交问题上，王室夫妇与外交大臣之间的意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争论不断尖锐。在葡萄牙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斗争就非常尖锐。在葡萄牙，充满敌意的派别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女王和她的丈夫非常同情葡萄牙女王夫妇，而帕默斯顿则支持葡萄牙的进步分子。尽管如此，直到1848年，形势才真正变得严重起来。在那一年，各种可怕的消息不断传来，时不时地就会有王室人员被杀的事情发生。这时艾伯特和维多利亚非常吃惊地发现，在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西西里等地，英国的政策被造反派曲解了。而这种形势正是帕默斯顿所期望的。有惊险，有刺激，有决断的必要性，有行动的机会，所有的一切都具备了。作为坎宁的支持者，他心里非常蔑视和厌恶外国君主，他看到那些压迫者和民众把这些统治者从朝廷中撵出来，觉得无限快乐。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英国站在哪一边已经是非常明显的问题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实际上他没有任何哲学信仰，他习惯于自相矛盾——对内保守、对外自由，而且对这种情况他还感到非常满意。阻止爱尔兰人反叛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但是，这和别的国家有什么关系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这里——任何一个正派的人看到一段关于那不勒斯政治犯的报告时，都会非常生气。他并不希望挑起战争，但他知道，通过巧妙而坚定的外交手段以及英国的影响力，可以做大量的工作来进一步促进自由党在欧洲的势力。这是一项艰巨且危险的游戏，但他却玩得得心应手。然而，当他需要勇气和所有可能的自由行动时，他发现，在每一个紧要关头，自己都会受到那些住在奥斯本的人的阻挠，这让他非常愤怒。他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们反对的缘由是那么有理有据，如果只是女王自己，绝不会做到这一点，主要是艾伯特王子在背后支持她，这实在是太麻烦了。但是时间紧迫，帕默斯顿没有时间等待，如果艾伯特王子硬要干涉，他就不能不退出了。
对此，艾伯特很生气，他非常不赞成帕默斯顿的政策和他的做事方式。他反对专制，在他看来，帕默斯顿就是想把整个欧洲从一种专制局面变成一种可能会更坏的局面——无政府状态和暴民的横行。这种骚动蕴涵的危险性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在英国，宪章运动——这是一种阴险的运动，它可能随时摧毁宪法和废除君主制——开始猖獗起来。当然，在国内已经有这样的危险了，如果再去鼓励外国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这必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了。艾伯特王子对德国特别感兴趣。他的本能、感情、成见都与德国息息相关。斯托克马尔也深深地卷入德国政治的漩涡中，他有许多亲戚在德国的统治家族中，在革命的骚动中，斯托克马尔每周都会给艾伯特王子写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在斯托克马尔的指导下，艾伯特王子考虑了德国的未来，最后得出结论：每一个热爱德国的人，应该致力于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的统一。当时的情况错综复杂，随时会带来善与恶的可能性，瞬息万变，无法估量。然而艾伯特王子发现，帕默斯顿不仅不相信普鲁士的国王，而且非常盲目，左一拳右一拳，简直就是杂乱无章。这让艾伯特王子感到非常担忧。
不过，艾伯特王子和帕默斯顿在外交政策细节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是由他们两个的性格差异所导致的。在艾伯特看来，帕默斯顿是一个很粗鲁的人，做事不顾一切，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他的傲慢兼无知愚昧的性格势必会把任何东西弄得一团糟。最让艾伯特反感的是，他竟然是一个如此缺乏耐心、不会反思、不讲原则的人。在他眼中，那些肤浅的思考、轻率的决定是最令人反感的。每一件事都应有条不紊地、仔细权衡以后再去做。他认为一定要经过一系列合理的步骤后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遇到复杂问题——如果正确对待的话，还有什么情况不是复杂的呢？——应该把个人的想法写下来才是最聪明的办法，虽然此方法可能会麻烦，但艾伯特总是这样做。此外，在每件事情完成后，他都会写一篇有条理的报告，就像在做事情之前一样。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艾伯特都会作一个备忘录。有一次他把同罗伯特·皮尔爵士机密的谈话内容归结为6页，大声朗读给罗伯特听，然后请罗伯特在上面签名；而罗伯特先生，他从来都不喜欢让别人抓住自己的把柄，所以感到非常不安；在这时，艾伯特觉得，有必要迁就一下英国人，就非常机智地把备忘录扔进了火里。至于帕默斯顿，他甚至连向他宣读一份备忘录的机会都不给，看来，他很不喜欢讨论。他往往在别人还摸不着头脑时，已经一声不吭地开始实施一项轻率而激烈的方案了，而这项计划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欧洲的战争。艾伯特希望能够从每一个角度深入细致地检查问题，追根溯源，严格按照一些明确的原则行事。在斯托克马尔的监督之下，他不断地致力于扩大眼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精确又深刻地考虑重要问题。因此，对于一个像艾伯特王子这样喜欢思考的人来说，帕默斯顿的行事方式就如小孩子的胡思乱想。帕默斯顿知道什么是经济、科学、历史吗？他关心道德与教育吗？他一生中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考虑如何改善劳工阶级的境遇，增进人类的幸福呢？这种问题的答案是很明显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帕默斯顿对此会怎样得意洋洋地回答：“啊！殿下忙于设计好的方案——这完全正确！对我来说，我对早上的工作很满意——我把那些铁跨栏弄出格林公园了。”
然而，这个令人讨厌的人却更愿意不作出任何评论，并且总是微笑地保持着沉默。于是，他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办法。那些重要的外交公文要么很迟才向女王提交，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改正；要么就根本不提交给女王；或者把文件已经提交给女王了，女王提出反对意见，建议作出修改，但是到最后往往仍然按照原文发出去了。女王抱怨，艾伯特王子也抱怨，但是这些抱怨都是没有用的。帕默斯顿总会这样辩解——不知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好好训训那些行政人员，他们理应听从陛下的旨意，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发生了。但是没多久，这样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女王的抗议就会加倍地激烈起来。维多利亚的党派观念非常强烈，她的抗议中加进了激烈的个人成分，这些是艾伯特所缺乏的。难道帕默斯顿勋爵忘记了她是英格兰女王了吗？她怎能忍受得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啊！她对首相说，“无论什么样的抗议对帕默斯顿勋爵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她对艾伯特说：“帕默斯顿勋爵像往常一样假装在文件发出去之前将草案提交给女王。”后来，她召见了约翰勋爵，畅快地倾诉了她的愤怒、恼恨。她听从了艾伯特王子的建议，将这些经过记入备忘录。“我认为帕默斯顿勋爵在处理问题时往往片面地看问题，这样只会使英国的名声陷入危地；他写的东西也总是很毒辣，很危害，以至于我为此伤透了脑筋；约翰勋爵是完全认同我的观点的。”然后，她写信给她的叔叔说，“德国的情形现在真是可怕，以前它是一个那么平静而快乐的国家，我们为此感到十分羞愧，我敢说那里仍然有好人，但他们竟然心甘情愿地受着可耻的驱使。在法国，一场危机似乎近在咫尺了。在这次仲裁中，我们的表现实在是很丢脸哪！真的是很不道德的，爱尔兰在我们的手中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摆脱联盟，因为我们竟然迫使奥地利放弃它的合法领土。如果加拿大、马耳他等开始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可是，帕默斯顿勋爵很不在乎这些。
约翰勋爵感到越来越为难了。他不赞成他的同事那样对待女王。当他建议帕默斯顿要更小心的时候，他得到的回应是，外交部一年就发2.8万条公文，如果每一条都要请皇家批阅，一是耽误时间——这暂且不说；事实上，当他们浪费时间把草案呈给艾伯特殿下进行过于细致的检查时，只会惹来麻烦，这叫一个操劳过度的大臣如何忍受得了，而由于这样的原因导致的重要决定推迟，早就在外交上引起了许多不愉快的结果。如果不是因为约翰勋爵自己也遭受了类似的忽视，这些辩白想必会说服他的。帕默斯顿经常拣那些最重要的公文作这种处理，并且不给首相看。就这样，一个外交大臣几乎掌握了独立权力，可以随便行动，自行负责调度英国的政策。1847年，在没有预先征求内阁成员和首相意见的情况下，他差点儿就要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了。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当艾伯特知道了这一点后，他觉得机会来了。只要他能够尽量离间这两位政治家，只要他能够拉拢约翰勋爵，那几乎就可以抑制或除去帕默斯顿勋爵了。他开始使出浑身的劲顽强地工作着，他和女王同时对首相施加压力。他们有时候写信，有时候大声疾呼，有时候回复到可怕的沉默。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克拉伦登勋爵，他们相信他一定可以传达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邀请他在皇宫里吃饭，用餐结束后，据他后来回忆，“女王便爆发出来了，非常激昂、非常苛刻地列举了帕默斯顿的行为对全世界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她自己对这一点的感受”。当她讲完后，艾伯特又接了下去，他没有那样兴奋，可是一样有力。克拉伦登勋爵觉得很尴尬，他不认同帕默斯顿的政策，但帕默斯顿是他的同僚，而且他不大赞同女王夫妇的态度。在他看来，他们是“妄想不要大臣而要廷臣来调度国务”，他以为他们“出现了奇怪的误解，那就是外交部是他们特有的部门，他们有权力去控制——若非指挥——英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他非常礼貌地提醒他们，无论如何，他不愿作任何承诺。不过对于约翰勋爵来说，不需要压力，他已经受到君主的攻击、受到来自外交大臣的忽视了，现在他已经过着悲惨的生活。随着那可怕的雪列司蒙格-霍尔斯坦事件的发生——在整个欧洲外交史上最复杂的事件——他被压在上下两块磨石之间，难以忍受。他最大的心病是赶紧接替帕默斯顿勋爵的外交部职务。但假如帕默斯顿勋爵拒绝呢？
大约在这个时候，艾伯特在备忘录里记录了自己、维多利亚和首相三人的一次会面，使我们奇妙地抓住了三位重要人物的心灵——约翰勋爵的焦虑和愤怒，维多利亚的紧张激烈与艾伯特理性的仇恨——这些情绪在不可见的幽灵的阴影下结合在一起了，而引起此种罪恶的就是帕默斯顿。在这次谈话中，约翰勋爵说他相信外交大臣会答应换位置的，“帕默斯顿勋爵，”他说，“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女王的信任——虽然只有在公务上，而不是在个人问题上。”但是提到这一点时，艾伯特写道，“女王打断了约翰勋爵的话，说她对帕默斯顿的不信任也有个人原因，但是他还不知道这一点，他认为女王不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个人行为，而是由于他的政治行为——这一点女王赞同。”于是，艾伯特指出内阁也有可能倒塌，帕默斯顿勋爵可能会重新担任首相。但在这一点上，约翰勋爵认为大可放心。他认为帕默斯顿已经65岁多了，将来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了。目前，他们决定先静观其变，但必须保守秘密，这一场秘密会议便这样结束了。
最后，在1850年，看似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出现了。当时有迹象表明，公众厌倦了帕默斯顿大惊小怪的外交方式。当他支持唐·帕西菲科的英国属民与希腊政府发生争执的时候，似乎国家要陷入战争中了，不仅同希腊而且同法国都有可能发生战争，可能还会涉及俄罗斯。凝聚着不信任和不满的乌云似乎都聚集到了他的头上。上议院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反对他的议案。关键在于下议院的讨论，那时就是决定外交大臣命运的时刻了。帕默斯顿淡然地接受了这个攻击。然后，在最后一刻，他动手了。在一次超过4个小时的讲话中，他把解释、谩骂、论证杂合在一起，战胜了他的对手。于是，帕默斯顿就成了时代的英雄。同时，阿特洛波斯（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之一）也暗地里青睐他。罗伯特·皮尔爵士从马背坠下身亡。在这个惨变中，帕默斯顿亲眼目睹了唯一能够跟他抗衡的对手从他的面前消失。他认为，也是正确判断——他在英国是最受欢迎的人。当约翰勋爵打算把外交大臣和内阁别的位置对换一下的时候，他完全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