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是自带解构的。他们不需要去学校里取经，拆解身上宏大叙事的痕迹，因为解构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对于社会或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不是强力的推翻，是一种深刻的怀疑。
我们时代的陷阱
撰文 晓宇、任宁、吴琦
Letter 1 晓宇to吴琦[1]
吴琦：
我从一个对谈会上回来，碰见下雪，纷纷落在庭院，屋里听不见风声，安静得很，正好摊开纸给你写信。对谈是我与历史学的朋友，题目起得吓人，叫“何所期待？下一代人的政治和历史”，有些故意激起听众参与的意思。意识形态、制度变迁、技术革命，蜻蜓点水地沾了一遍，讨论如期而至。但热烈过后，回来的路上，忽觉一阵徒劳。批判和宣言说过了，可生活明天回到常态，终归没什么改变。我想起来上次你主办活动后，也是这样的状态。那时候Eva问我，老七怎么总愁眉苦脸。我揶揄说，那是公知的Poker Face，现在冷暖自知。所以你瞧，讽刺还是不妥，害人害己。
对谈会上，我们从启蒙话语的衰败聊起。有人说启蒙早就败了，但它总是回潮。我们还抵不住进化的诱惑，希望事情向前，带着自己一起走。自己所处的环境，新文化来了一波，1980年代又是一回，现在大家想起来，说朝气蓬勃，可见仍是怀念。启蒙让人想起年轻力盛。年轻是常人的良梦，但终有醒来照镜子的时候。启蒙叙事倒下后，在老东家欧洲也扶不起来。哈贝马斯败了，“好的论点”没能在嘈杂的世界脱颖而出。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否认是两回事（我还不至于刻薄到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那样子，称呼“老哈”理论上是幼稚的），启蒙叙事是在近来的政治中才失去行动魅力的。
结果呢？结果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抛却了进步，真理和目的性的追求，从后现代的词语中可翻不出继续生活的指导。后现代教你脱了衣服跳河，但你出来之后仍然是一丝不挂的害羞。鲁迅当年在北京师范学校发表演讲，说《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夺门而去，“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话不单是讲给女性主义者听的，是说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精神上的批判过把瘾，然后呢？
然后我们迎来了叙事的停止。想来有趣，有那么一阵子，无论是创业BP（Business Plan，商业计划书）还是学术Paper，皆是讲究“故事开头”。不是我们曾经离开了故事，而是现在要以怎样的故事来替代过去的故事。个人视角和情感表述，似乎取代了理性的论证说教。对于那些宏大的叙事热情退散了，如今恐怕还存在着风貌的只剩下商界和科技界：他们仍然相信自己处在上进的时代。
常人不再把个人经历置放在一个“大故事”下。
“民族自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叙事，曾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人生活里。即便去反思这些叙事的人，也是靠着这些“大故事”的力量存在。现在呢？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没了叙事。寻找宏观叙事，成了一股老旧的时尚。政治家耗尽唾沫，理论家穷尽笔墨，大众百姓终归是不信了。你要说这是积极反思的结果吗？我看有些过于乐观。
前一阵子重翻《傅雷家书》，和小时候读的感受相去甚远。傅雷对身处海外的傅聪的寄语，仿佛是自己父母挂在嘴边的话，无非是你要如何管理时间、交际，勤于事业此类，真是像长辈的唠叨。书的结尾，有杨绛的文（她写人比钱老温存多了），还有傅聪的附言，讲到他的顾虑，因为书信中父亲对于当时发生在自己身边一系列的事情好像不是批判和怀疑，而是充分地接受和改造，和含着“赤子之心”赴死的坚硬人格有“不太相符”的地方。但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即便再坚硬的知识分子，也会把个人和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
要说如今的每一个人都比当年的傅雷更有反思精神吗？我不信这样的假设。只能说对于“大故事”的怀疑已经成了主流。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时代的不确定，对于不置可否的语气，心里打起鼓来。我上次同你说过，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是自带解构的。他们不需要去学校里取经，拆解身上宏大叙事的痕迹，因为解构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对于社会或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不是强力的推翻，是一种深刻的怀疑。
我们看到各种“亚语系”的繁荣，无论是处于几次元，这些故事语言的核心，是不再和传统叙事争夺一个空间。我自行于另一个空间，这是文化上的平行宇宙，事实上就是我们当下的世界状况。精英越来越无力，似乎触不到“受众”；传统的反抗同等地无力，因为找不到“同志”。这真是后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现在对新兴的政治力量通称“民粹”，因为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熟悉的宏大故事，但说到底，他们的民众是谁，也抓不到切实的身影，是一股情绪，一阵怀疑的目光。我挺喜欢的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说，政治不是寻找共识，而是打破常规，是非共识、未完成的状态。他算是捕捉到了当代的政治特色。
在解构成为主流的时代，讽刺是普遍的修辞，焦虑成了时代的精神。我们看到现在对于事件的反应，不是那么热烈的支持或批评，取而代之是讽刺。讽刺当然是怀疑的体现，但怀疑背后呢，没有取代它的东西，所以只好去嘲弄现实。英国人是喜欢讽刺的，避免直截了当的对抗和追根到底的纠缠，讽刺给人洞穿世事的错觉，抢得心理上的安慰。可要大家都成为英国人，世上可是要无趣多了。
不依靠大故事，被怀疑占据的内心是复杂的，好像没什么目标，没什么可做。儒家的入世完蛋了，还没超脱到出世的道佛，占了上风的是持久的焦虑。大家认为年轻人在焦虑车房和阶级流动，其实真正渴求这些的人在埋头干事。焦虑是先知性的怀疑，是潜在的感觉，是感觉到了这些渴求实现之后，也没法填充的东西：缺股子劲。我们当今最怕的问题，“有意思吗”和“然后呢”；最普遍的回答呢，“没意思”和“不知道”。要是循着克尔凯郭尔的意思，焦虑不失为一件坏事，因为选择多起来了，才有“自由的晕眩”，故成焦虑。可他背后好歹顶着宗教，能回归到终极价值去。我们焦虑起来，惶恐地选择一个故事，可不是有什么终极彼岸能给得救的。
回到我们自己，失去了宏大叙事的支撑，我们的个人故事怎样？还能怎样，只好继续下去。不用硬着头皮，不好垂头丧气。寻找新叙事，包含不确定性的语言。但肯定有人要继续怀疑。我们的对谈结束后，历史学的朋友走来，说你们学科才渴求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历史学早就司空见惯，都是徒劳无功。可见，做一个入世的历史学家，和做出世的政治学家，同等稀罕。
雪歇下来了，正是出去走走的时候。见信祝好。
晓宇
Letter 2 吴琦to晓宇
晓宇：
好久不见。
收到来信已经有些日子，虽然网络上一直联系，但真要提笔写信，还是觉得困难。
此刻我刚到书店的办公室，意识到今天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没有提前安排的会议——做编辑工作以来，这种时刻最让人感到清闲，于是坐下来，做一点编辑爱做的事。
你曾经嘲笑我的，我也嘲笑过别人。过去我很受不了那些在公共空间大放厥词、在个人生活里损人利己的人——到今天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这种人不可信。而当我发现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内容行业，身在漫长的言说传统之中，就发现没那么容易和我所反对的人划清界限。那感觉就像是参加一场接力，前面的人跌倒了，你不太可能直接跨过他，你只能从他跌倒的地方继续往前跑，他的尴尬也是你的背影。因此困难的问题便不再是我们怎么说，而是怎么做，“公知”倒掉了，你我如何选择？
听说你们在牛津讨论“下一代人的政治和历史”，想起我们在北京也讨论过“改变世界如何可能”，但过去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此前的政治和历史实践为什么失败，对我而言，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厘清。看近来许多年轻作家、导演试图触碰历史的新作，都有强烈的失焦感，一种模糊的、无法深入的有心无力。是继续忧郁地偿还20世纪的债务，还是在它提供的进步基础上进行释放和改造，决定了我们对“新人”的想象力，我们对此似乎也存在分歧。
我想我们都同意的是，你说人们对于“大故事”的兴趣已经破碎殆尽，不管是左翼关于“共同体”的共识，还是新自由主义在高歌猛进之中已然显露的危机，在修辞和实践的意义上，都不再具有未来性。人们失望过了，好像也反抗过了，社会在一种显著的沸腾中又保持着惊人的镇静。
但我一向不太认同福山那种“终结”的语气，更广地来看，这只是精英的危机，更具体地说，是对主流精英所提供的那些社会方案的怀疑。这样的判断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有效，始终显得可疑。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民众是谁？这些曾经撕扯知识界的问题，如今彻底变得不可回答。那么，弥漫在我们周围的那些解构、焦虑、讽刺和虚无，它们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恐怕只是些高级的沉默和精致的回避，是他们无力解释现实、无法触及未来的借口。
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停止了，也该停止了。而接下来令我们焦急的问题是，新的叙事或者叙事的替代品是什么？这也是我试图在编辑工作中寻找的答案。传统的文学、新闻写作常常令人厌倦——倒没有严重到说整个写作范式需要更新，而是在那些形式的游戏中，内容的核心常常丧失了。我们关注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在写什么样的人？怎么写人？大家都在那些已经验证过的、安全的前提下写作，没有真正去面对问题。
寻找新的讲故事的人，更重要的是寻找直击要害的故事，以及故事的要害。最近的阅读体验，的确是那些不以写作为生的人更容易打动我，有时甚至能够如巡航导弹一般击沉那些陈词滥调。但这话一说就错了，大量已经处在“结构”中的作者，也能提供这种速率——他们在这一波变化以及新的阅读界面中被忽视和压抑了。这里并不必然要举出打工文学这样多少有些特殊的例子。作者的来源其实是相当广泛的，教授、学生、白领、工人、农民、网红、段子手……在他们的叙述，尤其是自我叙述中，我隐隐感到了变化，那种不再回避也不能回避的直接、有力的摩擦、诚实的感染力。《单读》如饥似渴地想汇聚这些声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互联网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才真正下沉到更广阔的阶层，让这些声音浮现。那么在互联网之外呢？某种社会转型是否也在准备之中？周围似乎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凿的答案。这不是一件坏事，或者说我希望不是。车到山前，无中生有，写作和过日子一样，最后都得靠自己想办法，才能走到终点。当别人无法替他们作答，他们自己会开始回答。而我们——还在奢谈“改变世界如何可能”“下一代人的政治与历史”的这些人，也应该提供自己的版本。
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是真正平等的，我们都在时代所设下的陷阱里。
最近我感染了一种“流氓”式的乐观，可能也是来自中国文化的教益，认为万事万物都是起点。与其说启蒙败了，不如说启蒙正在开始，我们有幸见证这样一段泥沙俱下的时期，没有清晰的（总体性的）目标，只有混乱而盲目的激情。变化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钻到历史中来。无限的悲观，倒过来，就是等量的可能性。这固然不是“积极反思”，但也许是阿伦特所说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
这其实也是被包括你在内的朋友们所说服的（包括身处投资界的任宁，希望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中来），你们展现出一种更加积极地面对科技与商业的姿态，比如，向他们学习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股劲儿。试问我们的同行、那些潜在的“战友”，谁有这样的决心？多数人刚刚看到夕阳、刚刚听到号角，就已经四散不见了。
当然这很可能是我的自我催眠，为了面对日常工作找来的心理依据。不过，以个人为单位的叙事，正是今天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它是唯一确凿的事，从传播效果上看，也的确方便大家批判和理解。在福柯的意义上，这也许可以叫作“作为方法的自我”。那些号称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的人，是不是真的把世界的危机当作自我的危机，将其视为一个互相内化的过程、一场共同的困难，而不把彼此当作辅助的框架、解释，或者外部的场所，从而真正走在世界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故事，一个接受考验的样本——哪怕最后成为野值。那感觉应该就像你所引用的那个词，“自由的眩晕”，可能只有在这种眩晕中，才能获得“本体论的安全”。
最后，的确有几位入世的历史学家可供我们学习（不知道你能不能提供几个出世的政治学家的样本？在今天的政治光谱中，后者似乎更稀缺一些？）北大的李零老师、罗新老师，都能写漂亮的文章，而且一点也没有徒劳之气。前阵子在书店碰到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凡·雅布隆卡[2]，从2012年开始也主动停止了令他厌烦的学术写作，转向了更通俗的非虚构、随笔式的写法。我想还有更多这样的人，他们还在想办法讲故事，其实方法和故事，都未必是新的，但对于理解甚至改造世界来说，依然具有效力。
希望我们所谈种种，也能尽快付诸实践。
期待今年在牛津见面，那时应该已是夏天。
我还一直记着你劝我别往发达国家跑了，那里只有困局，没有解药。最近，也有另一种声音愈发强烈地在心中泛起，算是对我们共同的提醒：此时此地，目力可及的生活，才是自己的阵地。
吴琦
Letter 3 任宁to吴琦[3]
吴琦：
距我们前次北京雪夜之会后半月工夫，上海街头已多穿短装。难怪人家讲“春有四季”了。
那回你示我以晓宇的来信（很巧，他也言及下雪），上周又读了你的回复，阅后感到其中最可一聊的话题，是我们应如何与整体转型中的社会相处。如“有意思吗”和“然后呢”般的哲学思辨古已有之，无非我们现在仿佛一台雷达失灵的自动驾驶汽车，冲向路边护栏，与它迎头相撞。
在某集谈及北京地铁卡上“建设数字北京，享受现代生活”文案的“迟早更新”播客里，我引用了《纽约客》早期非常重要的作者E. B.怀特（E.B.White）的话：“若世界全然是诱人的，那便很简单。若世界仅仅充满挑战，亦可无甚问题。但我每早总在改善世界与享受世界两种欲望的拉扯中醒来。这让规划这一天变得很困难。”
重点在最后：规划何难？按字面理解，熟谙合理分配时间之道的产品经理大概会推荐类似OmniFocus那样强大的任务管理软件。但我觉得这里令E.B.怀特碰壁的问题在于内心的区分和验证：手头所忙之事，究竟是什么？尚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热潮之中，一位敏感的美国作家就隐约发现自己无法做到单纯改善世界一小时，然后再单纯享受世界一小时，因为从某个时间节点开始，二者已然融合，再无清清爽爽、非黑即白的分野与界线——黑白颠倒，或者，黑白作为单独概念已经不存。
这般感受，简直是现代转向后现代时人们会经历的典型烦恼。现代主义虽有强烈个人化色彩，却依然追求集体意识和认同感。而后现代性的基本盘，是含糊了事般的“怎样都可以”。晓宇写“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时代的不确定，对于不置可否的语气，心里打起鼓来”，你问“弥漫在我们周围的那些解构、焦虑、讽刺和虚无，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这自不必言是对宏大叙事热情的退散，但我更多看到的，是后现代主义树立或维持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能力和动力的消失。
你引用福柯，使我联想到他在评述康德的《何为启蒙》时提出，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福柯笔下所谓“态度”，是指与当下现实发生关系的模式，指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是一条思考和感知的路径，同时也是一类行为方式。它既是某种属性的标志，也表现为一项使命，有点像古希腊人说的“气质”（ethos）。这种态度使人得以把握眼前境遇中的英雄主义。现代性并不只笼统地是对短暂现在的敏感介入，更是一种使汲汲营营的日常“英雄化”的意愿。
这在当下流行文化的“内容产业”里尤其可见。感谢高效廉价且广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富媒体技术将一切都放大得纤毫毕现。晓宇言及“文化上的平行宇宙”，令我想到以前打开直播平台，以及现在玩短视频App时的观感。展现在用户互动界面上的一个个播放按键，像极了一个个平行宇宙的轻松入口。每个平行宇宙看似毫不干涉，各得其所。它们有交集么？当然，但程度会比许多人想象得浅。比如“二次元”的ACGMN（动画、漫画、游戏、音乐、小说）里，热衷国漫和追捧日漫的圈子可以互相瞧不上。日漫群里，喜欢附田祐斗的人会嫌弃古谷实是变态和傻瓜，连冈崎京子和松本大洋这样在我瞧来风格相近的漫画家，粉丝都会为争谁更厉害而为偶像出头，辩个不休。
年轻人们的确怀抱着“深刻的怀疑”，但他们的怀疑指向并不仅限于主流传统，也包括与自己同级别的故事和语境。“英雄化”意愿依然普遍存在，但就像“复仇者联盟”里那样，英雄数量一多，便少不得令观众记不清楚谁是谁，以及谁的传奇事迹更情词可悯或更能燃燥心绪——除非你是资深漫威迷，或者是某个角色的重度拥趸，才能替众好汉排出心目中的座次。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写过，“阶级”说到底是个人主义的概念——起码马克思主义的“自在阶级”是这样的，根本上是将有许多共同地位的人归为一类。但目前，要毫无争议地“划定成分”越来越趋近不可能，就像你没法替海滩上每颗沙粒都取一个名字。个中最值得拎出来讨论的问题，或许不是挠着头皮的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们该“出世”还是“入世”，而是“世”本身——我指的是人群，或曰阶级，被严重割裂了，在范围和程度上全是如此。
这当然会令人尴尬困惑。前日就碰到个案例：与一位从事“消费升级”的相熟朋友聊天，她大倒渠道运营方面的苦水。厮杀激烈的红海品类要在淘宝上进入买家视野，不花钱几乎无计可施。就算愿意付费优化搜索结果，其成本之高，基本是把从淘宝上赚的钱又全数掏给平台，约等于徒劳。林林总总的垂直电商又圈定了各自版图，攥紧手心里的核心用户，建起座座带围墙的花园。于是“没有银弹”[4]的品牌方想卖货，只能挖空心思做“增长黑客”（growth hacking），一家家谈过去。其中所耗人工之繁，她开玩笑地说，竟生生地把科技公司搞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
但这盘散沙里也含有极丰富的养分。你问“新的叙事或者叙事的替代品是什么”，又说“最近的阅读体验，的确是那些不以写作为生的人更容易打动我，有时甚至能够如巡航导弹一般击沉那些陈词滥调”——我不认为这如你所称“只是精英的危机”。此事所涉群体远比“精英”来得广泛，而且亦可不以“危机”视之。
例如，有网友说抖音和快手上的主播就是靠“跟着节奏做傻事”来换取流量，但借你的说法，它们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眼球的，究竟乃是情景的差异之处带来的出于猎奇的关注，还是人性共鸣的回响引起的共情？大概二者皆有。而一定程度的“隔阂”在其中颇为微妙地发挥着有益的效力——维持距离感，才能启发出创造力，才能保证“文化杂交”不至于成了近亲结婚。就好比说，先要有了貌似牢不可破的“第四面墙”和“次元壁”，方可令人心生“打破第四面墙”和“穿透次元壁”的英雄式冲动，墙壁轰然倒塌后，残垣衬托出的新天地也才会格外缤纷鲜美。
我们看到“自带解构”的年轻群体（但与“用户画像”上的年龄无关）以个人化的方式融入社会，借此体验自己与他者的丰富生命。“没意思”和“不知道”或许只是“有意思”和“知道了”的另一种暂时性的表达。与其说这是“时代所设下的陷阱”，倒不如说眼前是一片充满变数、琳琅满目的热带雨林，正在不断孕育出新的物种——自然厌恶真空。对此我们可期待，可观察，可抓来解剖研究，可撒上香料炭烤，但无须害怕。春有四季，但大气候总归是向暖的。
那天在外地开投资项目会，不知怎么扯到了关于“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论调上。我相信熵增带来的糟糕混乱是常态，但我们还是很可以做些什么，去解决问题、铲平障碍，或至少积攒经验。这大概也属于与世界“互相内化”的过程吧。宋人话本开篇常带个“得胜头回”，以一则小故事或若干诗词引出主要情节。鲁迅和胡适都分析过，是因为说书人开讲时听众往往未齐，于是不急展开“戏肉”部分。后来这成了明清小说的公式，比如《水浒传》前面“洪太尉误走妖魔”那节“前传”。《单读》“公开信”大幕初起，好戏将上，我这“做投资的”文化圈外人也来凑个热闹，权当是抛砖引玉，来一段“得胜头回”罢。
任宁
注释：
[1]写信人：晓宇，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在读，共识学社创办人和撰稿人，想把深刻的观点写成好读的故事。
[2]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 1973-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作家，著有《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
[3]写信人：任宁，风投基金ONES Ventures管理合伙人，ONES Idea媒体实验室主理。
[4]No Silver Bullet，“IBM 360系统之父”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Frederick P. Brooks）将其比喻为没有任何一项技术或方法可使软件工程的生产力在十年内提高十倍。也可指兜里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