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吧，下面是1960年代编写的古比雪夫（Kuybyshev）九年级教科书的选段：“1981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物质丰富、文化繁荣……所有城市交通都实现了电气化，一切有害企业都搬迁到城外……我们生活在月亮上，漫步在花丛中、果树下……”
可是，要多少年我们才能在月亮上吃菠萝呢？要是有一天我们能在地球上把西红柿吃个饱就很好了！
——安德烈·努伊金（Andrey Nuikin），
“蜜蜂与共产主义理想”[1]
极权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苏联和纳粹德国，它们是性质上迥异于十九世纪传统威权主义的暴政。[2]希特勒和斯大林以极其大胆的社会和政治议程，重新界定了强权国家的含义。像佛朗哥的西班牙那样的传统专制国家或拉丁美洲的各式军事独裁政府，它们从未想要粉碎“市民社会”——即社会的私人利益领域，而只是去加以控制。佛朗哥的长枪党（Falangist party）或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运动都未能确立系统的意识形态，它们甚至在改变民众的价值和态度上，也只是三心二意。
相反，极权主义国家基于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后者对于人类生活有一个全面的看法。极权主义试图彻底毁灭市民社会，对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总体”控制。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那一刻起，苏维埃国家就对俄罗斯社会中所有潜在的权力竞争者进行系统打击，其中包括反对党、新闻媒体、工会、私营企业和教会。在1930年代末，标有这些名称的机构仍然存在，但它们只剩下一个空壳，由政权组织并完全受政权控制。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其成员被简化为“原子”，除了一个全能的政府之外，他们不与任何“中介机构”发生联系。
极权主义政府希望通过控制新闻媒体、教育和宣传来改变人的信仰和价值，由此来重塑苏联人自身。这种控制向下扩展到每个人最私人、最亲密的关系，比如家庭关系。少年帕维尔·莫洛佐夫（Pavel Morozov）向斯大林的警察告发自己的父母，为此，多年来被政府树立为苏维埃儿童的楷模。用米哈伊尔·海勒（Mikhail Heller）的话来说：“随着社会系统地、有序地被原子化，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人际关系——家庭、宗教、历史记忆、语言——都成了控制对象，个体的亲密关系要由其他人来选择，并要得到国家的批准。”[3]
肯·凯西（Ken Kesey）1962年出版的小说《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为极权主义的抱负提供了一个例证。小说围绕的是精神病院的病人，他们在残暴的大护士的监视下过着幼稚无聊的生活。小说主人公麦克墨菲（McMurphy）试图通过打破精神病院的规则来解放他们，最终带领病人们奔向自由。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所有病人都是自愿待在里头的；他们都害怕外面的世界，因而情愿被监禁，与大护士保持着一种安全的依赖关系。所以，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不只是剥夺新苏联人的自由，而且要让新苏联人为了安全而害怕自由，哪怕在没有强制的情形下也会肯定锁链下的幸福。
许多人认为，苏联极权主义的有效性，得到了俄国人在前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的威权传统的加持。欧洲人对于十九世纪俄国人的看法，可以法国旅行家屈斯蒂纳（Custine）的话为例，他说俄国这个民族“习惯了奴隶状态……只在乎恐怖和野心”。[4]西方人之所以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具有稳定性，是因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秉持这样一种信念：俄国人对民主没有兴趣，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民主。苏维埃的统治在1917年毕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情形，它不是通过外部力量强加给俄国人的，而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延续了六七十年，期间历经饥荒、动乱和入侵。这种情形表明，这一体制在广大人民中尤其是在统治精英中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且反映了这一社会自身偏好威权主义的天然倾向。因此，西方观察家尽管非常愿意相信波兰人只要有机会就想推翻共产主义，但对于俄国人，则不会有如此想法。换句话说，他们满足于做精神病院的病人，他们待在里头，并不是因为有铁窗和囚服，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渴求安全、秩序、权威，以及苏维埃政权赐予他们的帝国雄风和超级大国地位的那种额外恩惠。强权的苏维埃国家确实看起来非常强大，在全球战略竞争中没有一处逊色于美国。
人们相信，极权国家不仅会永久地存在下去，而且会像病毒一样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当共产主义输出到东德、古巴、越南或埃塞俄比亚时，它已相当完备，有一个作为先锋队的政党、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一个警察机构以及一整套支配生活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无论上述国家的民族传统或文化传统为何，这些制度都显得非常有效。这种自我永存的权力机制后来是什么状况？
19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宪法通过两百周年，共产主义最终瓦解，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自1980年代初，共产主义世界发生了迅速而持续的变化，那时我们认为这些变化理所当然，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的严重性。为此，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是有益的：
·19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允许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自己种植和售卖粮食。农业实际上取消了集体化，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不仅在农村重新出现，而且也出现在城市的工业领域。
·1986年，苏联报纸开始发表文章批评斯大林时期的罪行，这一主题自1960年代赫鲁晓夫（Khrushchev）下台以后不曾为人触及。此后，新闻自由迅速扩大，禁忌一个接着一个被打破。到1989年，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1990年和1991年，苏联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1989年3月，改组后的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进行选举。次年，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进一步进行选举，同时进行地方选举。共产党试图控制这些选举，但即使如此也未能阻止许多地方议会处于非共产党代表的控制之下。
·1989年春，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度为数万学生占领，他们要求扫除腐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6月初，学生运动结束。
·1989年2月，苏联红军撤出阿富汗。后来表明，这是一系列撤军的开始。
·1989年初，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的改革派宣布下一年进行自由的多党选举。1989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通过一次圆桌协议达成共享权力的同意书。在其后的选举中，波兰共产阵营的作弊同样未能奏效，团结工会组阁的政府遂在7月掌权。
·1989年7月和8月，数万到数十万东德人开始涌入西德，由此引发一场危机，很快导致柏林墙倒塌和东德政府瓦解。
·于是，东德的瓦解触发了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府的垮台。到1991年初，东欧的所有前共产党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几个主要的共和国，都顺理成章地进行了自由的多党选举。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在各处被驱除出政府，而在保加利亚，当选的共产党政府很快就被迫下台。[5]华沙条约的政治基础就这样消失了，苏联军队开始从东欧撤离。
·1990年1月，苏联宪法中保障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被废除。
·随着第六条的废除，苏联成立了许多非共产主义政治党派，并且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掌权。最值得注意的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0年春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他随后与俄罗斯议会中的支持者一道脱离了共产党。接着，这伙人开始鼓吹恢复私有财产和市场。
·1990年期间，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其选举产生的议会都宣布了各自的“独立”。波罗的海诸国甚至走得更远，它们在1990年3月宣布完全脱离苏维埃联盟。这并没有如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引来一场直接的镇压，反倒是在俄罗斯内部造成了一场围绕着是否要维持旧联盟的权力斗争。
·1991年6月，俄罗斯首次进行完全自由的全民选举，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这表明权力正加速从莫斯科转移到地方。
·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内强硬派发动反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这既是策划者无能和优柔寡断的结果，但更是因为在叶利钦领导下，据称驯服而渴望权威的苏联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大力支持。
若回到1980年，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的严肃学者会说，在未来十年，这些事件没有一个会发生，甚至连可能性都没有。这一判断或许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上述任何一个事件都会破坏共产主义极权政权的关键要素，由此给整个体制造成致命打击。实际上，随着旧苏联解体、共产党在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被禁止在俄罗斯活动，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幕落下了。那么，早前的预料为何不确？自改革以来，我们所见的整个强权国家显得如此脆弱，该如何解释呢？
最基本的缺陷是经济，可是，西方观察家却未能注意到其严重性。对于苏联体制而言，它是难以容忍经济上的失败的，因为，这个政权自身明确宣称其合法性在于它有能力让人民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现在我们很难回想，一直到197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实际上一直被认为是苏联强盛的一个标志：1928-1955年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增长率从4.4%提高到6.3%，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也以高出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半的速度增长，一度让人觉得赫鲁晓夫扬言超过并由此埋葬美国的说法真实可信。[6]但是，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增长率减缓，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估计，1975-1985年间，年增长率在2.0%—2.3%之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数字所标示的增长率有所夸大，因为没有把隐性的通胀考虑在内；苏联的许多改革派经济学家断言，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应在0.6%—1.0%之间，甚至是零增长。[7]由于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乏力，加上自1980年代早期开始每年国防开支增长2%—3%，这就意味着民用经济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十年实际上大大缩水。[8]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苏联旅馆住过，在苏联商店买过东西，或者在赤贫生活明显可见的苏联农村走过，就应该认识到苏联经济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它们并没有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得到完全反映。
重要的是如何解释经济危机。1980年代晚期，苏联的经济机构内部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思想革命。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保守派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三四年后，就为改革派经济学家所取代，比如埃贝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尼古拉·彼得拉科夫（Nikolay Petrakov）、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Stanislav Shatalin）、奥列格·波格莫洛夫（Oleg Bogmolov）、列昂尼德·阿巴尔金（Leonid Abalkin）、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和尼古拉·什梅列夫（Nikolay Shmelev）。这些人全都知晓——尽管在某些情形上知晓得不完善——自由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并且确信中央集权的苏维埃行政命令体制是苏联经济衰落的根源所在。[9]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经济法则来解释随后的改革过程，那就错了。[10]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指出的那样，1985年的苏联并未处于危机之中，而是处于一种“前危机”状态。其他国家曾经受住严重得多的经济困难。比如，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跌了近三分之一，但这并未导致人们对于美国体制的普遍不信任。人们对于苏联经济的重大缺陷的认识已有一段时间，而且，为了阻止苏联经济的衰退，也曾进行一整套传统改革。[11]
因此，要理解苏维埃政府的真正缺陷，就必须把经济问题置于更大危机的背景之下，也就是置于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之下。经济上的失败不过是苏联体制中诸多失败的一例，这些失败导致信仰体系的急剧崩溃，并使整个体制的基础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极权主义最为根本的失败在于其未能成功控制思想。现在可知，苏联国民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尽管有政府多年来的宣传，许多人仍知道政府在对他们撒谎。对于在斯大林主义的操控下所遭受的个人苦难，他们仍愤慨万分。几乎每个家庭都失去过亲人或朋友，或在集体化过程中，或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或在战争中，这比斯大林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代价更沉重。他们知道，这些受害者受到不公正迫害，而苏维埃政权从未为这些恐怖罪行承担责任。人民还知道，在这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兴起了一个新型的阶级体系，即政党官员阶级，他们贪污腐化、享受特权，与旧政权的官员无异，只是更加虚伪。
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所使用的词语，比如“民主化”（demokratizatsiya），它不停地被戈尔巴乔夫用来表明自己的目标。当然，列宁坚持认为，苏联通过党的专政，实现了比西方的“形式上的”民主更为真实的民主。然而，当代苏联任何一个使用“民主化”一词的人都会认为，它指的是西方的民主，而不是列宁式的中央集权主义。同样，对于苏联人而言，“经济”（以及“经济考量”或“经济上最佳”）这些词在今天所指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供求法则所定义的“效率”。而任何一个对日益恶化的生活质量感到绝望的苏联年轻人都会告诉你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一个没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扭曲的自由民主国家。我的一位苏联朋友在1988年告诉我说，逼自己的孩子做家庭作业，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民主意味着“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感到愤怒的，不只是体制的受害者，还有体制的受益者。比如，1986至1990年任政治局委员、“公开性”（glasnost'）政策的设计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鼓吹“新思维”政策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以及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他们全都曾在共产党机构的中枢任职。他们就像佛朗哥政权的国会议员或者阿根廷和希腊的将军一样，自愿交出权力，因为他们清楚苏维埃体制的核心已病入膏肓，而自己又身居要职，对此能有所作为。尽管与美国的竞赛增强了改革的需要，但是，1980年代后期所做的改革并非外部强加于苏联的。相反，它是内部信仰危机的一个结果，这一危机甚至影响到了包括上一代在内的大部分苏联精英。
体制合法性的逐渐流失，并非预先计划好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最初，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和民主化用作工具，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后来，他又动员人民反对顽固的经济官僚主义。他这样做，与赫鲁晓夫在1950年代使用的策略没什么两样。[12]但是，这些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自由化行为，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了寻求政治自由化的变革活动。戈尔巴乔夫最初对公开性和改革的号召，立即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一致响应，因为他们对于体制的弊端洞若观火。结果，衡量旧体制进而发现其失败就只有一套标准：自由民主制度的标准，即市场导向型经济的生产力和民主政治的自由。[13]
苏联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欺凌，不仅为其他欧洲人鄙视，也为他们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认为他们是威权主义的被动共谋者，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89年后，公民社会开始在极权主义扫荡过的区域重建自身，成千上万的新社团悄然兴起——政治党派、工会、新杂志和新报纸、环保俱乐部、文学社、教会、民族团体，等等。苏联人民对原威权主义社会契约的合法性的所谓认可不过是假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抓住一切机会向原共产机构的代表投下反对的一票。俄罗斯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尤其体现在：他们没有把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那样的煽动家或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三心二意的民主派，而是把鲍里斯·叶利钦选为第一位民选总统。1991年8月，保守派发动政变，俄罗斯人民响应叶利钦的号召，捍卫新确立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地显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就像此前的东欧人民一样，他们表明自身并非麻木不仁，也不是散沙一盘，而是随时准备着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14]
对苏联基础信仰结构的如此幻灭，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这表明作为一种体系的极权主义，在1980年代之前就已丧失人心。实际上，极权主义终结的开端，或许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那段时期，当时，当局终止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政策。[15]在赫鲁晓夫1956年做了所谓的“秘密报告”，以及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关闭之后，当局不再完全依赖高压来推行它的政策，而是日益通过哄骗、欺诈和收买使人民认同它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逐渐抛弃完全恐怖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种斯大林体制下，领导层自身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有安全感——斯大林统治下的警察头子叶若夫（Yezhov）和贝利亚（Beria）被处决，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的妻子被关进古拉格集中营，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曾生动地描述说，斯大林一个奇怪的眼神就能让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生命之忧，甚至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安全感，他时刻担心着别人的阴谋。因此，在斯大林死后，清除这样一种对于其执行者如此致命的恐怖体制，便几乎成了高层领导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苏维埃政权决定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人民，这就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势，从而有利于社会，这也意味着，从今往后苏维埃政权不再控制苏联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再简单取缔或操控消费者的需求、黑市，或地方政治机构。警察的恐吓仍是这个政权的重要武器，但常常是在幕后运作，而且必须辅之以其他政策手段，比如更多消费品的承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多达2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在黑市生产或通过黑市实现的，它完全在中央计划者的控制之外。
中央控制日益弱化的一个实例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在苏联除俄罗斯之外的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的“黑手党”，比如，臭名昭著的“棉花黑手党”（cotton mafia）就在共产党第一书记拉希多夫（Rashidov）领导下的乌兹别克斯坦猖獗一时。只是在他与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以及其女加琳娜（Galina）、其女婿丘尔巴诺夫（Churbanov）（莫斯科警察头子）的私人关系的保护下，拉希多夫才得以多年掌控这个腐败的官僚帝国。这帮官僚成功伪造了共和国的棉花生产记录，把大量资金转入私人的银行账户，并且操控地方党组织使其不受莫斯科的监督。这一时期，各类黑手党在苏联社会蔓延，主要是在俄罗斯之外的共和国，但是也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扩张。
这样一种体制是无法被描述为极权主义的；它也无法被描述为威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比如拉丁美洲的独裁。或许，用以描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和东欧最好的标签是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说法，他把这些政权称作“后极权主义”，意指这些政权尽管不再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那样充满血腥的警察国家，但是仍处于早前极权主义横行的阴影之下。[16]极权主义并不足以清除这些社会中的民主观念，但是，它留下的遗产却限制了随后推行民主化的能力。
极权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诸国也遭失败。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斯大林”时代的鼎盛期，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也从未像苏联那般彻底，可能有四分之一的经济从未纳入国家计划的范围。因此，当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时，许多中国人对1950年代以来的市场和承包经营记忆犹新，为此，他们在随后的十年里能够利用好经济自由化，也就没什么让人吃惊的了。尽管邓小平在言谈中仍继续表现得忠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但实际上他在农村恢复了私有财产，并使得整个国家向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开放。可以说，启动经济改革是共产党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之失败最早的明确承认。
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容许广大私营部门存在，严格说来已不再是极权主义了。在1978-1989年间盛行的相对自由的氛围中，公民社会——自发的商业组织、企业家团体、非正式社团等——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中国领导层认为，可以通过扮演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主导角色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而死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可是，跟苏联的情形一样，合法性并不容易获得。经济现代化要求中国社会向国外的思想和影响开放；它把权力从国家转移到公民社会；它带来了一党制难以克服的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它造成了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世界眼光的精英，这些人生活在大城市，发挥着中产阶级的功能。正是这些精英的孩子，在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举行悼念之际组织了始于天安门广场的一系列抗议活动。[17]这些学生，其中一些曾在西方留学，熟悉中国之外的政治实践，他们不再满意中国共产党有所偏向的改革，即允许大幅度的经济自由却不允许任何政治自由的改革。
有些人认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活动，与其说是要求政治参与的自发表达，不如说是高层权力斗争的反映……[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对现存体制不满的表达。此外，由于不存在权力交接的宪法机制，领导权的竞争者常常试图通过打改革牌来击败对手。但是，打改革牌几乎不可避免会释放出社会中无法为操控者控制的新势力和新观点。
1989年的事件之后，中国被视为亚洲的又一个威权国家。在这个国家自己的大部分精英那里，尤其是在将来有一天要接手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中间……没有一种前后一致的意识形态指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被世界革命者当作典范，这种情形如今不再，尤其当与这个地区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时更是如此。
一直到1989年夏，东欧难民危机开始之际，许多西方人仍以为社会主义已在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扎根，他们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一旦自由，就会选择一种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民主的“人道的”左翼体制。事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在东欧，由于苏维埃制度是被迫强加给并非心甘情愿的人民头上的，因此，极权主义在那里的失败要比在苏联和中国快得多。这或许没什么可惊讶的。在东欧，公民社会尽管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没有苏联那么彻底：比如，在波兰，农业就没有像邻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样实行集体化，教会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除了苏维埃制度下的人民反对共产主义价值之外，当地的民族主义力量一直让人们保持着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记忆，并在1989年末的剧变之后迅速恢复过来。令人惊讶的是，一旦苏联人表示无意介入支持东欧同盟国，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机构都士气全无，就连保守派里也无一人愿意动一根指头起而自卫。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大部分地区经济崩溃、内战四起，到1980年代末，非洲的社会主义和一党制强权国家的后殖民传统，几乎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最悲惨的是那些完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而在博茨瓦纳、冈比亚、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和纳米比亚这些国家，民主已开始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影响下，威权统治者被迫承诺会进行自由选举。
当然，中国依然是由共产党政府统治，古巴、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但是，在1989年7月至12月间东欧六个共产主义政权突然崩溃之后，共产主义的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共产主义一度认为自己是比自由民主更高、更先进的文明形态，此后却与高度的政治落后和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政权虽然仍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但不再是一种具有活力、充满吸引力的理念了。那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正竭尽全力去维护他们以前的地位和权力。如今，共产主义者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种无聊境地，即他们要维护一种已然过时的社会秩序，如同君主主义者想方设法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他们一度给自由民主造成的意识形态威胁不在了，随着红军从东欧撤退，大部分军事威胁也将消失。
尽管民主思想颠覆了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民主要确立自身，也有着巨大的困难。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未来的民主之路正长。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自共产主义统治者被赶下台后，政治动荡频仍。南斯拉夫则经历了内战和分裂。只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前东德在随后的十年里顺利地过渡到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它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也比此前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有人曾指出，即使共产主义消亡，也会很快被一种狭隘的、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因此，现在就庆祝强权已成过去为时尚早，在他们看来，在共产极权主义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威权体制，甚至俄国式或塞尔维亚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全可能扎根。在可以想见的未来，此部分世界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民主，而且，根据这派思想的说法，它们对现存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丝毫不逊于过去的苏联。
但是，即使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未能很快地顺利过渡到稳定的民主制，我们也不应感到意外；相反，若是这样的情形发生了，倒令人惊讶。在成功的民主确立之前，有大量的障碍需要克服。比如，过去的苏联完全无法民主化。苏联若自由到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那很快就会按照民族和种族分解为一系列小国家。不过，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各个部分（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无法民主化。但是，要实行民主化，就不得不经历民族分裂这样一个痛苦过程，这一过程不会很快完成，甚至还会经历流血冲突。在苏联，这一过程始于1991年4月，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九个重新协商《联盟条约》，8月政变失败后，这一过程迅速加快。
此外，至少有部分新出现的民族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并无内在矛盾。稳定的自由民主当然绝不会很快就在乌兹别克斯坦或塔吉克斯坦确立，但是，立陶宛或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一旦获得民族独立，那它们的自由程度绝不会亚于瑞典或芬兰。同时，新出现的民族主义也不一定就是扩张的或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俄罗斯民族主义主流在向“小俄罗斯”观念演变，这一点不仅反映在鲍里斯·叶利钦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中，也体现在爱德华·沃洛金（Eduard Volodin）和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Victor Astaf'yev）这样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身上。
我们应该对过渡时期的状况与常态小心地加以区分。在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地区，我们可能看到，取代马列主义者的是一些独裁者、民族主义者和军人；在某些地方，共产主义者甚至可能卷土重来。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威权主义是局部的、不成体系的。就像拉丁美洲的各种军事独裁者一样，他们最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并不拥有长期的合法性资源，他们也没有解决所面临的长期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良好方案。在这部分世界，唯一享有广泛合法性的一致性意识形态仍然是自由民主。这一地区的许多人尽管在这一代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可以看到。实际上，西欧向自由民主的过渡也是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但是，这种事实并不能阻止该地区的每个国家最终完成这一旅程。
人们认为，共产极权主义中断了社会演化的自然有机过程，而代之以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强制革命：摧毁旧的社会阶级、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正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让共产主义社会与非极权主义社会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的社会变革并非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家认为，在“正常”社会中可以普遍适用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正常法则，在这样的国家中被悬置了。[19]苏联和中国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尽管在短期内没有获得成功，但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些重要东西。因为，极权主义虽然设法摧毁了革命前俄国和中国社会的主要制度，但是在造就一个苏维埃式或毛泽东式的新人方面却毫无成效。这两个国家分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所产生的精英，在可比较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来看，比人们所料想的更像他们的西方同行。他们中最进步的精英不仅能够理解（哪怕不能完全认同）西欧、美国和日本共有的消费文化，而且也能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观念。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尽管仍保有诸多独特的“后极权主义”特征，但他们也不是此前的西方理论设想的那样，是一些原子化的、不能自主的和渴望权威的孩子。相反，事实表明，他们是能够分辨真假对错的成人，像任何过往时代的成年人一样，寻求他人对其成人资格和自主性的承认。
注释：
[1]载Yu. Afanaseyev, ed., Inogo ne dano (Moscow: Progress, 1989), p. 510.
[2]极权主义的权威定义，见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3]Mikhail Heller, Cogs in the Wheel: 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 (New York: Knopf, 1988), p. 30.
[4]The Marquis de Custine, Journey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legrini and Cudahy, 1951), p. 323.
[5]自1989年以来，所有这些东南欧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革命。部分共产主义旧政权成功地重新把自身包装成“社会主义”，并在相当公平的选举中获得多数，但是，随着人民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这些政权随之就受到猛烈抨击。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了保加利亚政权的垮台，并严重削弱了“重新包装的政权”，当然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是个例外。
[6]Ed Hewett,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8), p. 38.
[7]安德斯·阿斯隆德（Anders Aslund）援引了赛留宁（Selyunin）和哈宁（Khanin）以及埃布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的数据，见A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 阿斯隆德指出，苏联在战后绝大部分时期用于国防的开支，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占净物质产品的15%—17%，不过可能更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从1990年开始，苏联发言人，比如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在说到国防开支占整个苏联经济的比重时，通常用到的数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5%。
[8]安德斯·阿斯隆德（Anders Aslund）援引了赛留宁（Selyunin）和哈宁（Khanin）以及埃布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的数据，见A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 阿斯隆德指出，苏联在战后绝大部分时期用于国防的开支，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占净物质产品的15%—17%，不过可能更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从1990年开始，苏联发言人，比如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在说到国防开支占整个苏联经济的比重时，通常用到的数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5%。
[9]关于这些不同流派的苏联经济学家的概述，见Aslund (1989), pp. 3-8; Hewett (1989), pp. 274-302. 苏联人对于中央计划的批评的一个代表性例子，见如下文章，Gavril Popov, “Restructuring of the Economy's Management,” in Afanaseyev (1989), pp. 621-633.
[10]很显然，安德罗波夫（Andropov）和戈尔巴乔夫在他们主政时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经济滑坡的严重性，这两位领导人最初的改革动力在于这样一种想法：他们必须行动起来避免经济危机。见Marshall I. Goldman, Economic Reform in the Age of High Technology (New York: Norton, 1987), p. 71.
[11]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其绝大多数固有的低效和病状，在改革过程中已经暴露无遗，这些都记录在1950年代的文献档案中，见如下著作：Joseph Berliner,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这本书的分析基于对流亡者的访谈。很可能，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些苏联领导人执政之时，克格勃（KGB）也完全能够为他们提供类似的分析。
[12]1985年，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赞扬了斯大林的一生；1987年，他（像赫鲁晓夫一样）仍赞同斯大林在1930年代集体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只是到了1988年，他才对布哈林（Bukharin）和列宁在192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的所提倡的有限自由化有所肯定。见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7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其中提到了布哈林。
[13]事实上，有些右翼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赞成较为系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反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比如亚历山大·普罗霍洛夫（Aleksandr Prokhanov）。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被指控具有这种倾向，但他最后成了民主的一位关键支持者。见他的文章，“How We Are to Restructure Russia,” Literaturnaya Gazeta no. 18 (September 18, 1990): 3-6.
[14]我完全认可杰里米·阿兹雷尔（Jeremy Azrael）的观点：认为俄罗斯人民没有能力选择民主的西方民主派人士，以及他们本国那些厌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应该向他们道歉。
[15]在苏联问题专家之间，关于极权主义的计划的最终成功，“极权主义”一词是否能够确切地用以描述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或此前东欧的卫星国，长期存在着争论。目前关于苏联极权主义时期的结束时间的认定，见Andranik Migranian, “The Long Road to the European Home,” Novy Mir 7 (July 1989): 166-184.
[16]Václav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London: Hutchinson, 1985), p.27. 这一术语也曾为胡安·林茨（Juan Linz）用以描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共产主义政权。人们不应该认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不过是另一种威权政府。一些苏联问题专家，比如杰里·霍夫（Jerry Hough），认为他们在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苏联就已经发现了“利益集团”或“制度多元化”。不过，尽管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或者在莫斯科与省级党委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但是，根据国家本身规定一套严格规则来看，还是出现了相互干扰的情形。见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Hough (1979), pp. 518-529.
[17]胡耀邦生前是邓小平的同僚，被学生认为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关于这些事件的年表，见Lucian W. Pye, “Tiananme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sian Survey 30, no. 4 (April 1990b): 331-347.
[18]这种看法见Henry Kissinger, “The Caricature of Deng as Tyrant Is Unfair,”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1989), p. A21.
[19]事实上，这些社会之间也极其不同，因而有相互独立的不同学科加以研究，比如“中国问题研究”、“苏联问题”或“苏联政体研究”，它们针对的不是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仅仅是针对政治、所谓的最高统治者以及一群常常由十个或十二个强人组成的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