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李艳
美国报人普立策曾将新闻记者喻为“船头的望者”，认为记者应担负起监测“浅滩暗礁”、预警各种危险的重要使命。作为这一观点的延伸，美国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新闻传播首要的社会功能应该是“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在我国，新闻媒介的“望者”角色和“监视环境”功能也逐渐得到政府、公众和传媒自身的重视。对新闻媒介社会角色和功能的强调，必然相应地对其素质和品格提出一定的要求，通过对中外一些重大媒介事件进行梳理分析，笔者认为“质疑”是新闻传播者发挥监督预警作用不可或缺的品格。
质疑，按照《辞海》的解释，“质”通“诘”，意为询问、质正；质疑，即依据事实来问明是非。质疑的品格是与新闻传播“耳目喉舌”的性质相契合的，即要求新闻传播者能够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敏锐地发现问题，及时地提出问题，合理地分析问题。质疑既是传播者符合传播规律的职业行为模式，又是传播者必备的素质和品格。质疑的素质是对能力的诉求，要求传播者有能力发现“初露端倪”的危险，在关键时刻正确发出预警信号；质疑的品格是对精神的诉求，要求传播者有为了社会责任而勇于辨明是非、敢于坚持真理的职业精神。当这种职业精神渗透于每个传播者的行为中时，将逐渐凝结为一个栏目、一个频道、一个媒体乃至整个媒介的品格，这种品格是新闻媒介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源泉。
西方新闻界历来强调“质疑”，我国的新闻媒介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开创性事业，要想当好合格的“望者”，更不能缺少“质疑”的品格。200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与新闻单位总编辑、台长座谈时指出：“正确舆论导向是新闻工作的生命”。导向正确对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新闻实践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离不开新闻传播者以“质疑”的精神对新闻事件、新闻现象进行冷静的透视和正确的解读。可以说，“质疑”是通向正确导向的桥梁，是新闻工作的精髓所在，也是新闻媒介应有的品格。因此，正确解读“质疑”的内涵，明确“质疑”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方法，对于新闻媒介更好地履行职责是十分必要的。
质疑是新闻媒介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途径。20世纪初叶，美国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就曾提出“新闻已不是社会状态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崭露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而今，时代发展愈加迅猛，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种观念激烈碰撞，更迫切需要新闻媒介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冷静的思索；对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违背公众利益的现象进行理性的质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质疑已经演变为新闻媒介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媒介的社会责任需要传播者以独特和锐利的视角，对矛盾问题进行准确剖析，使问题还处在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促使矛盾得以及时解决，确保社会平衡、有序和健康发展。这就必然要求传播者敢于和善于“质疑”，能够主动地发现问题，准确地提出问题，冷静地剖析问题，既报喜又报忧，成为名副其实的“瞭望者”。
随着现代新闻观念被媒介普遍接受和运用，我国新闻界已经逐步认识到“质疑”的意义所在，一些媒体开始自觉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质疑。以新闻媒介关于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的报道为例：2003年春节前，个别地方出现了民工因领不到工钱而跳楼自杀的事件，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领不到工资对民工意味着什么？拖欠民工工资原因何在？拖欠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一问题如不解决会造成什么后果？等等。虽然这时媒介质疑的声音还较为微弱，但毕竟发出了预警信号，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2003年10月24日，国家总理温家宝在重庆库区视察时，亲自为农妇熊德明的丈夫讨回了被拖欠的2000多元工钱。总理的表率作用掀起了新闻媒介关注农民工的热潮，质疑也不断向纵深发展：从欠薪的深层原因到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从民工的生存状况到心理健康，以及民工长期不能与家人团聚容易引发的问题等等。新闻媒介的质疑触及面广、调查分析深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普遍关注和认真思考，为党和政府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注农民工生存状况的一系列报道，体现了媒介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对促进社会各方面的相互关爱、相互理解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反之，如果新闻媒介忘记肩上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对关乎百姓冷暖、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问题不能及时提出质疑、发出预警，那么，一些尖锐的问题就会因得不到及时解决而引发更严重的矛盾。同时，质疑品质的缺失不仅会使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受到公众的“质疑”，还将直接影响其正确导向作用的发挥。因此，无论从新闻事业的本质还是从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来说，“质疑”都是必不可少的。新闻媒介只有满怀对群众的感情、对生活的热情，既做好上传下达的“喉舌”，又当好发现问题的“耳目”、分析问题的“大脑”，才能实现对新闻本质意义的回归，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从长远来看，新闻媒介的“质疑”品格还是打造社会理性思维精神，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途径。据报载，在一项对北京市12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敢于向老师提出质疑的仅占21.5％，课堂上敢于当面指出老师错误的不到6％。古今中外一些学有所成者对“质疑”都非常重视，例如我国古代学者黄宗羲认为“疑”与“悟”是成正比的，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认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所以说，缺乏质疑精神的学生很难获得真知，同样，缺乏质疑精神的民族就难以超越自我。如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那么，质疑精神可以说就是创新的基石。是否具备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关乎这个民族创新的动力与潜力，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缺少质疑精神、不求甚解、冷漠盲从的民族能够不断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影响了人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新闻媒介作为人们感官的延伸，它对新闻事件、新闻现象的不断质疑，可以拓宽和深化人们观察、认知客观世界的视野，有助于打造民众的质疑精神。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说话人的品格是一切劝服的手法中最有说服力的”。新闻媒介在履行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使命的过程中，要以自身鲜明的质疑品格去影响、改变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在全社会形成科学求实的精神氛围。
我国新闻媒介对“质疑”品格的认知和实践过程
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质疑的品格一直没有得到新闻传播者应有的重视，新闻媒介长期扮演着机械的说教者和被动的发布者形象。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新闻媒介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新闻传播规律逐渐得到重视。不过，这一时期的新闻改革还多局限于传播方式的改进，媒介整体性的质疑精神尚未显现。到90年代初，以《焦点访谈》及类似节目群体的出现为标志，新闻媒介“舆论监督者”的形象逐步得到确立，新闻传播者对质疑品格的认知和实践进入起步阶段。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之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各项事业改革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时代的发展呼唤着新闻媒介的质疑精神。1996年，以新闻事业改革的深化和现代新闻观念的确立为背景，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深度调查类栏目《新闻调查》。该栏目创办之初就开始较为自觉地培养记者的理性精神，注重塑造栏目的质疑品格。经过五年的锤炼，2001年，《新闻调查》正式提出要把质疑作为栏目的生存方式。这标志着新闻媒介已经清醒认识到质疑品格对于自身生存的重要意义，媒介的“质疑”开始步入规范化操作阶段。
2003年，《新闻调查》经过多年的探索、调整，明确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是栏目的核心竞争力，并将“探询事实真相，接近真相从现场开始，接近真相从质疑开始”作为栏目的定位语。《新闻调查》强调质疑品格是调查性报道的精髓所在，要求记者在调查中能够提出问题、求证问题，在不断的质疑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引发观众的思考。例如在《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这期节目中，《新闻调查》的记者始终围绕坠楼者“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核心问题，在事发现场进行质疑式调查采访，采访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引发了观众对事件真相及真相背后深层原因的思考。
秉承《新闻调查》的质疑品格，2003年初，新闻人物专访栏目《面对面》从《新闻调查》母体中脱胎而出。《面对面》从一开始就将质疑式采访风格作为栏目的品牌元素倾力打造。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时期，《面对面》推出一系列成功的人物专访，充分显示了“质疑”式访谈节目的魅力。质疑式采访风格是新闻媒介质疑品格具体的外化形式之一，《面对面》对王岐山、钟南山、吕厚山等人物的专访，进一步引发了各界对新闻媒介“质疑品格”的关注和探讨。
从新闻媒介锻造质疑品格的整体进程来看，2003年是值得书写的一年。这一年中，先是孙志刚事件：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没带暂住证被收容，结果惨死于收容所内。新闻媒介对孙志刚的死因提出质疑，迅即引起举国关注，最终促使国务院废止了旧的收容遣送制度，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各地的“收容遣送站”也人性化地更名为“救助管理站”。一项国家法律因新闻媒介的报道而终止，这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说，新闻媒介敢于提出问题、勇于探询真相的质疑品格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