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为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1948年4月，夫妻同时被捕，关在渣滓洞。开始表现还好，难友们对他们很热情。以后，李文祥移监到白公馆……与陈然关在同一牢房，陈然对他很好，互相结下了友情。但他却逐渐消沉起来……整天唉声叹气。他自称爱好文艺，陈然劝他读点文艺理论书籍，介绍他看蔡仪的《新艺术论》，他说：“懒得看这些理论的东西。”而特务又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去审讯，利用他对妻子的儿女情长，不断进行软化。终于，在坐了八个月牢之后，李文祥宣告叛变，出卖了六个同志，以后又当了军统少校。这个叛徒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他扯起一张遮羞布，在稽押室讲了叛变的三大理由：“一……我叛变不该我负责，我是被上级出卖的；我还坚持了八个月，我交出名单中的人，他们早该转移，如果还不走，也不该怪我。二、我只有枪毙和投降两种选择……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得不到胜利，太惨了。三、组织已经破坏……我只有为自己打算，为妻子着想。”这就是叛徒的哲学，把无耻说成有理。
然而，李文祥的叛变却在两座监狱同志的心上涂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为什么一个老党员，一个负责干部，已经经受了八个月的考验，末了却又叛变呢？一时，狱中斗争的热烈气氛沉寂下来，不少人感到丧气。
在白公馆，陈然既愤怒又着急：恨叛徒的无耻、担心同志们的情绪受影响。想来想去，他决心自杀，以自己的死来谴责叛徒的怕死，以自己的死来抹去难友们心上的阴影。他作了各种准备。他不打算贸然一下死去，而是把自杀当做一个振奋狱中斗争的过程。他认为这，比任何言辞更为有力。正当他加紧准备的时候，1949年来临，蒋介石发表《元旦公告》，战犯求和，接着下野，局势迅急变化。于是，陈然的自杀计划没有施行。
在渣滓洞，人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开始，大家给李文祥的妻子寄慰问信，献诗鼓励她坚持下去，画清界限。她后来却被接出去受了优待，只是没有跟李文祥叛变。
接着，1949年元月17日是彭咏梧牺牲一周年，渣滓洞各狱室都举行了追悼会，停止娱乐，传观诗文和制作的纪念品，向女狱的江姐致敬。江姐当即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1）被捕前的总结；2）审讯时的应付；3）狱中学习心得。每项均有详细提要。大家都深为激动，在不泄密的情况下进行了讨论。由此，一个新的狱中学习和斗争热潮，便又重新掀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