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胡康民党史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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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蒋一苇同志谈《挺进报》

(根据1981年8月25日蒋一苇同志在“四川在京部分老同志党史资料座谈会”上发言录音记录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挺进报》在四川长期地下斗争史中,只是很短时间的一段小插曲。但它震撼敌人,影响群众,涉及的面很广,特别是因《红岩》小说的出版,使《挺进报》出了名,因此也可以说是一段很重要的插曲。

算起来,《挺进报》前后共有五代。我们是第一代,出了23期,第23期尚未发出……就被破坏了;陈然烈士被捕后在监狱里办的“白宫版”《挺进报》是第二代;邓照明、刘兆丰同志领导,由李累等同志主办的《挺进报》(没有用这个报名,实际是一个性质)是第三代;因一位同志被捕,停了一下,以后由董夏民等同志恢复出版,是第四代;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一些不知名的同志,也出了一种《挺进报》,专门揭露“四人帮”,我把它看成是第五代,当时“四人帮”一伙认为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列为专案,像当年国民党追查第一代《挺进报》一样追查这第五代《挺进报》。可见,《挺进报》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中的影响之深,在革命青年的心目中,《挺进报》是对敌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匕首。

我是当年参加办《挺进报》的一个成员,现在根据我的经历来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挺进报》。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然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平,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1945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

“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

他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一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估计“和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后来作了致公党的秘书长。这里提到《科学与生活》,是因为这时的《科学与生活》,与后来的《挺进报》有某些间接的关系。如成善谋烈士,就是《科学与生活》的编委,是严希纯介绍来的。《科学与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1946年元旦创刊的。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郭沫若等,都为刊物撰稿,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这样搞了一年后,“和谈”破裂,这个计划不行了。经党组织研究,为了长期隐蔽,要深入社会底层,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叫《彷徨》,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彷徨》于1947年1月创刊。这个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这就是张老所说的“工作关系”。庚即,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彷徨》。何其芳更明确指出,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红心”的原则来办。他亲自为《彷徨》写书评。第一篇是《评〈北极风情画〉》,第二篇是《评〈姨太太外传〉》,由此可见当时要求这个杂志保持的特色。杂志的内容,讲的都是失学、失业、失恋之类的问题,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通过“读者信箱”和发展“社友”等办法联系读者。对重庆的读者,我们以“彷徨社友”的名义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很畅销。

《彷徨》这个颇为“海派”的杂志,却很得《新华日报》的支持。就在创刊的时候,1947年1月3日,《新华日报》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

下面说:“你在彷徨吗?你感到苦闷吗?请试读《彷徨杂志》——它将给你以解答和鼓励。”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当时《新华日报》很少这样处理……过了两天,《新华日报》又在刊头下登了《彷徨》第1期的要目。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也照这样登广告。《彷徨》就按党规定的这个方针来办……

这时,参加办《彷徨》的人比较多,核心分子有三个:一个是陈然,管“读者信箱”,联系读者;一个是刘熔铸,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就兼管发行;再就是我,和过去办《科学与生活》一样,是主编。此外,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还有吴子见(原名吴盛儒)也参加了编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彷徨》的。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挺进报》有关系。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反攻》的骨干分子。其他还有搞会计、出纳、校对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

《彷徨》出了两期,到2月份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办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里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熔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住外传。

但《新华通讯稿》内容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

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新华通讯稿》,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其余都由刘熔铸设法散发出去。这是1947年4月前后开始的事。

出了这个“无名小报”以后,我们几个人又商量,《新华日报》虽然走了,重庆一定有地下党(当时我估计,刘熔铸是党员,这时也断了联系)陈然与我很要好,但早年曾入党这段历史,他从来没讲过,我完全不知道。吴子见这时也没有入党。大家议定,分头去找地下组织关系。

一天,吴子见来对我说:“找到关系了。”原来,他有个熟人托他来打听我们这些人的情况。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刘国。他过去和吴子见一起办《中国学生导报》,很熟,所以托吴子见来打听。我找刘熔铸、陈然商量怎么办,我高兴得很,说吴子见找到了关系。刘熔铸有经验,他说,这种事可不能随便搭上关系,不知道他们是真牌子还是假牌子。我和陈然认为刘熔铸可能是党员,而且老练,有经验,因此公推老刘出面去谈判。过不几天,老刘来说:“真牌子,来的是真牌子!我们在茶馆里见了面,互相谈的人头、时间、情节都对上了,是真牌子。”我们真是高兴极了。就这样,我们和党的地下市委接上了关系。以后知道,这时市委分工,由彭咏梧领导我们。

接上关系后,刘熔铸传达说,市委决定把我们的“报纸”作为市委的机关报。这得郑重其事了!首先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原来的“无名小报”是在我住家的《彷徨》杂志社里编刻的,那是公开单位,不够安全。大家想来想去,决定搬到陈然家里去。这时是1947年6月。

陈然当时是中国粮食公司(习惯简称中粮公司)机器厂的修配车间管理员。这时……中粮公司已经复员回南京(或上海)了。本来叫这个车间解散,工人不干,谈判妥协的结果,让他们自己揽活,上缴一部分,因此得以维持下来。这个车间设在南岸野猫溪,只有一幢很小的两层楼房。楼下作车间,放几部机床,只有八个工人,包括一个领班叫吴树华,是劳协会员。楼上住陈然一家。陈然没有结婚,只有他的母亲、姐姐、姐夫和妹妹陈佩瑶(当时还在念初中)周围环境比较单纯,又是一个独院,所以决定把报纸的机关设在这里。这时,组织上决定《彷徨》停刊,叫我专职办报,住在陈然家。

开始参加办报的有我们四个人:刘熔铸、陈然、吴子见和我。我们商量,要给小报取个名,提了许多,如黎明、曙光等,最后决定用《挺进报》。要个报头,吴子见会写隶书,由他用白纸写了《挺进报》的报头,我平时把它藏在门缝里,每次刻蜡纸时拿出来作样板。彭咏梧虽然领导我们,但一直没有露面,只和刘熔铸……吴子见接触。我没有见过彭。这段时间,许多上级给的东西,如第一期上类似于“发刊词”的一篇文章,等等,都是通过吴子见拿来的,在我的印象中,吴子见相当于市委和我们间的联络员。直接领导我们工作则是刘熔铸,后来他是《挺进报》特支书记。

《挺进报》于1947年7月开始出刊,市委要求每期印300份。但当时没有经验,又正值夏天,天气酷热,只印五六十份后,蜡纸就化了,再印,满纸都是麻点,不得不重刻。第一期两张蜡纸刻了三次,才勉强印了200多份。白天我躲在楼上编刻……陈然照常上班当他的管理员,晚上一起印。印是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不用油印机,只把蜡纸的一头钉在板子上;也不用滚筒,只用一块竹片,刮得光溜溜的,蘸上油墨在蜡纸面上刮印。两人合作,我管揭纸,陈然一手按蜡纸,一手刮油墨……这样的好处是,印完以后,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什么痕迹也没有。所以,后来《反攻》的刊物任务转给我们时,有一台手摇油印机,我们没有要,一直用这个土办法。

这时的分工是我管编、刻,陈然管印刷,刘熔铸管发行。陈然拼命钻印刷技术,开始印的质量不好,麻点多。后来他发现,主要原因是我们用的是毛边纸,上面有许多小颗纸疙瘩,一印一压,纸疙瘩顶穿蜡纸,就出麻点,改用打字纸,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陈然的印刷技术越来越精,到1947年底,翻印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出小册子,一张蜡纸可以印出2000张。刘熔铸的发行,主要是交给组织上转发,一般是在内部同志中传达,不用邮寄。我和陈然只留几份,都不外传。一次,陈然的妹妹陈佩瑶从外面带回一张《挺进报》,像宝贝似的,悄悄地给哥哥看,被陈然训了一顿,说:“这些东西拿回来干什么?”妹妹被训斥得莫名其妙。

《挺进报》前期是按照列宁讲的“报纸既是宣传者,又是组织者”的原则来办的……主要是在党内和可靠的外围群众、积极分子中传看。搞“攻心战”是后来的事……当时,市委领导的还有一个地下油印刊物,叫《反攻》,是赵隆侃、向洛新。

苏新韬他们办的,十六开小油印本,先后出过五期。《反攻》和《挺进报》有个分工,《反攻》主要登政论性文章,《挺进报》主要登新闻消息,配点小评论。

从7月份开始,一个礼拜,至多两个礼拜出一期,消息来源原来是靠香港新华社寄来,但没有保证。组织上说,可以提供电讯稿,以后就主要靠电讯稿了。当时我们收到的抄写的电讯稿中,有时只记有一半,下面括弧注明:“外面有人,暂停……”解放后才知道,这是成善谋烈士收听记录的新华社广播。我们虽然和成善谋早就认识,但没想到是他担任这工作。

到10月间,彭咏梧到下川东搞武装斗争,并把吴子见带走。市委常委李维嘉化名黎纪初,接替彭咏梧领导《挺进报》。他经常到陈然家来,与我们见面,传达一些事情。1947年年底,李维嘉决定解决陈然和我的组织问题,组织上对我们已经比较了解。1947年12月31日,刘熔铸和李维嘉到我家来吸收我入党,三个月候补期,当晚就宣誓;同时,用同样的办法吸收了陈然,也是三个月候补期。但到了春节,也就是在阳历2月,宣布我们两人提前转正。春节期间在陈然家吃年饭,刘熔铸举杯祝贺我们转正;同时,宣布陈然为特支组织委员,我为特支宣传委员,刘熔铸为特支书记,组成《挺进报》特支。

我们入党以后,一天夜晚,陈然才把他过去的历史讲给我听,讲了一夜。他是北京人,父亲是海关小职员,他从小随父亲到上海,抗战后流亡到宜昌,参加了鄂西地下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年,他16岁时在“抗战剧团”入党。以后,当地组织被破坏,转移到重庆,关系在南方局徐冰手里。和他同时转来的还有一个人,因找工作被骗进了特务机关,并被迫写信叫陈然也去,同时让他妹妹来通知陈然这个情况。陈然急忙把这情况向徐冰汇报,徐冰当即就把他留在八路军办事处,不让回去,叫他转移,必须马上离开重庆,而且暂时切断和组织的关系。

他想不通,但不通也得通。当晚住在办事处,问他有什么去处,他在外地没有什么熟人,只有原来“抗战剧团”一个同事在江津,徐冰叫他就到江津去,暂时把关系切断,规定以后只能由组织来找他。到了江津,那个同事在摆地摊,他也只有帮忙摆地摊,不久又得了痢疾,无法生活,只得从江津回到重庆,由姐夫介绍到长途汽车上去卖票。他再到办事处找徐冰,徐冰不见,就这样断了关系。他在讲起这段历史时,十分沉痛,严厉自责,检查自己组织性不强,他说:“我就是死在那里,也不该回来。”所以,他后来接到李维嘉暗示要他立即转移的信,不肯轻易走,坚持等见到上级后再行动,以致被捕。他的这一决定和行动就和这段教训有关系。尽管是个不幸的结果,但也充分说明陈然是如何地严格要求自己。

在这以前,《挺进报》有无特支以及特支如何组成,我不知道。我和陈然入党转正后,才宣布《挺进报》特支由我们三人组成。3月间,刘熔铸另有任务,转移走了,由陈然代理特支书记。不久,组织上决定《反攻》停止出版,《反攻》的任务交给我们。与《反攻》有关的同志,一部分转移,一部分转到《挺进报》特支……这些关系由陈然接收,而且只和他一人发生关系。一次,我看见陈然在默记交给他的关系的名单,如后来主办“第三代”《挺进报》的李累,那时他的关系就在陈然手里。所以可以说,第二、第三代《挺进报》仍然是原来《挺进报》特支的人。陈然烈士真是坚贞不屈,他被捕后,没有泄露任何党的机密,他联系的任何同志都没有受到损失。他只交过一个关系,叫我去接头,就是“国民公报”的文履平。《反攻》原来决定接收他入党,没有来得及办手续。陈然知道《国民公报》的人,我都认得,他为避免多发生关系,叫我去接收文履平入党。但文入党以后,关系即交给一个姓赵的(赵隆侃)不再和我们联系。这是我在《挺进报》特支办的唯一一件组织工作方面的事。

1948年初,组织上又决定《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以“攻心”为主,主要针对敌人,动摇瓦解敌人,少在内部传看,避免出问题。我们收集各式各样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把《挺进报》寄给敌人的大小头目,包括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重庆市长杨森在内。陈然还专门仿印了一批美国新闻处的信封,用这种信封保险,邮检不扣。据说杨森收到的《挺进报》就是用的这种信封。

我们也考虑过可能出危险,为我们这班人被捕、《挺进报》遭破坏的万一作了准备。在1947年底,组织了第二套班子,吸收了吕雪棠(现名吕品,在北京)进来……他原来也是《彷徨》杂志的工作者,在捍卫小学教书,要他专门模仿我的笔迹……作个后备,如果我们被捕了,《挺进报》仍可照常继续出,而且字体不变。所以有一个时期,《挺进报》是两个人同时刻写的。

到了4月初,即在《挺进报》破坏前10多天,李维嘉来讲,有个重要领导人被捕,敌人怀疑他是《挺进报》负责人,要我们赶快出一批《挺进报》,仍然寄给敌人……说明《挺进报》还在,以转移敌人视线,掩护被捕同志。这时我们突击出了两期。以后,李维嘉又叫我们准备都疏散,但形势暂时还不定,要我先走,规定以一个礼拜为期,如果决定撤,一个礼拜内陈然来找我,一道走;如果一个礼拜内陈然不来,说明形势还稳定,我必须在第八天回到陈然家里。于是,我暂时离开……吕雪棠留下刻钢板,继续出报。我在北碚躲了一个礼拜,陈然没有来,我按规定在第八天回重庆。这第八天是4月22日,正是《挺进报》被破坏的这一天。早上我从北碚坐船,到重庆已是中午,到陈然家,午饭已吃过,陈然进城去了。我在他家吃了饭,换了衣服,赶进城去找陈然。先到张克勤那里问,说陈然来过刚走……随后找了几处都没找到。我又不知道这几天的情况,就叫我妹妹蒋真打电话,把我爱人陈曦喊出来,我们躲在国泰电影院看电影,交换情况。陈曦说,陈然昨天来过,他接到一封信,说什么“近日江水猛涨……”,意思是叫他走,落款却是“彭云”。彭云是彭咏梧和江姐的小孩,这时由我们抚养。陈然接到信很犹疑……他不认识李维嘉的笔迹,没有想到这封信是李维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写的。

陈然不认为这是组织的通知,估计是我们的某个同志从敌人那里得到了什么消息……来不及通过组织,直接通知他的,想等我回来再商量。我们从国泰电影院出来……正下大雨,没带伞,等了一会儿,雨停后又到朝天门吃担担面。我乘八点半最后一班轮渡过江到野猫溪,却不知陈然在7点多已被捕了。这里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抓陈然的特务带的是另一个派出所的警察,陈然被抓走后,留守的警察没有吃饭,也走了,特务又去叫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来看守。正在这个空隙,我到了陈然家门口。这时天色已黑,又下雨,四周房屋的门都关得紧紧的,路上只我一个人在走。走到他家门前台阶,看见一条麻绳,拖得很远很远,当时我很奇怪。原先,经组织同意,已与他家说通了,与他二姐约好,如果出了事,要放信号。信号是把洗地的拖把搭在门前竹篱笆上。我注意查看,没有告警信号。因为陈然刚抓走,他妈妈哭闹着要跳楼,还来不及放信号。在平时,楼下的工人八点钟就睡了,晚上我去时,总是敲门叫陈然下楼开门。于是,我照常敲门。刚一敲,门就开了。原来那位领班挨了特务一耳光,正在院子里生气,他开门见是我,说:“陈先生刚被警备司令部抓走了,老太太要跳楼,你赶快上去劝。”我问:“他们还留人没有?”他说:“还有一个,在楼上守着。”我说:“我得赶进城去营救陈先生。”掉头就跑了。

等我到江边,末班轮渡已开走,我只得沿江跑到弹子石一个熟悉的群众家住了一晚,并托他通知有关陈然熟人不能再去了。第二天,我不敢直接过朝天门,怕特务“抄靶子”,就从弹子石坐小划子到江北,再从江北过江到临江门进城。那时……我妹妹蒋真在工矿公司工作,经常不回家。我怕家里也出问题,打电话给她,用福州话与她通话,估计即使有特务守在她那里也听不懂。她说:“昨晚我在家……没出什么事。”我叫她通知陈曦来。陈曦来了,我教她一套办法,如特务来以家庭妇女身份应付。同时,叫她在回去的路上通知两个人,一个是王诗维,当时我知道他在开明图书局,是帮助刘熔铸搞《挺进报》发行的;一个是吕雪棠,请他们马上转移。吕雪棠得信后走了,王诗维却没走,因为他派小罗到陈然家送信……要等小罗回来,结果被捕了。到了晚上,特务才到我们家,什么也没搜到,就把陈曦带走。那天抓的人多,陈曦关在传达室里。那时,彭云在我们家,正好比我的大孩子小一岁,比二小孩大一岁,就充我的老二,改名蒋云。陈曦把老三带在身边,装成一个家庭妇女,在传达室不断拧孩子的屁股,孩子大哭大叫,闹得特务不得安宁,特务头目感到心烦,说:“算了算了,放她回去!”于是陈曦被放回家,同时又派特务在我家守了一个礼拜才撤走。特务撤走后,陈曦担心云儿出问题,赶快把云儿转移给何理立、谭竹安他们去照顾。

《挺进报》破坏后,5月间我转移到香港,找到南方局朱语今。朱语今说:“正在为重庆情况不明着急,你来得正好!”我汇报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就留在香港等关系。接着,陈曦、吕雪棠也转移到了香港,同时知道吴子见在下川东起义打散后,住在万县,我怕他出事,又通知吴子见到了香港。到年底,邓照明到了香港……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带来,组织上安排我和吕雪棠、陈曦到三联书店工作,吴子见分配到东江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