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伪造者？”
“怎么，你对这份工作感兴趣吗？”
一个人如何成为伪造者？我的答案是……巧合。当然，也不完全是。对于我来说，在加入抵抗组织之前的那几年，我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所有日后需要用到的知识；在那之后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付诸实践。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战时我的梦想就是加入抵抗组织。我很崇拜那些在马基斯小分队里战斗的人——虽然我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也扛不了枪。小学时，每当打架，我都要靠比我强壮和勇敢的弟弟来出头。我是家里最温柔、胆小、喜欢沉思的那一个。我梦想成为一个画家，但他们会告诉我“那并不是个职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没有战争，我很可能就这么平凡地过一辈子。我可能会做个染匠，充其量成为一名化学家。
我受到的训练——如果可以称为“训练”的话——开始于我在诺曼底区维尔市[18]的生活。那一年我十三岁。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搬家。当时，我的家族史就是一部典型的东欧犹太史：总是在被暴力驱逐中度过。我父母都是俄罗斯人，他们1916年在巴黎相遇。我母亲从种族迫害[19]中逃出来，选择了这个“人权之国”。至于我父亲，他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他来法国的原因，但我知道他曾是崩得[20]组织报的一名记者，而且确定他是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而被驱逐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法国政府曾宣布立刻驱逐所有被认为是“红色”的、拥有俄国国籍的人。作为崩得的前成员，父亲也在名单之列。但在“一战”中，他根本没法回俄罗斯，所以我父母最后去了阿根廷。我和我的兄弟妹妹们就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家都获得了阿根廷国籍。在我不到五岁时，父母决定搬回巴黎。
1938年，我们搬到诺曼底，和我母亲的弟弟莱昂舅舅一起住。他的性格很复杂，作为一个白手起家成长于困苦中的人，他似乎非常易怒，过分讲究，有时甚至独断专行，但对于我们，他却表现得无比友善真诚。他出钱帮我们搬到法国，在巴黎帮我父亲找到了工作，甚至还给我们提供住宿。虽然自己没有孩子，但他觉得一个家里如果总是听不到笑声和孩子们的喧嚣嬉戏声，简直就太悲哀了。他建了一幢很大的房子，把它分成两部分，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去住。1938年发生了很多事：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关于驱逐犹太人的报道。这些无不预示着大战的迫近，也加速了我们的重聚。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既是外国人又是犹太人的家庭来说，首都显然太危险了。
事实上，开战后的第一年我们在维尔确实很安全。这里的人很欢迎我们，一部分是因为莱昂舅舅作为一个诚实商贩的好名声，大家都了解也尊敬他。舅舅自愿参加了1914—1918年的战争[21]，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叶肺，但也凭这次贡献获得了法国国籍。
也就是在那时，我获得了人生中唯一的一个文凭——一张证明我小学毕业的证书。不过由于我还没到十四岁，大人们还是每天把我送到学校，直到我再大一些为止。来自巴黎这件事让我在维尔成了个人物，学校里的男生都羡慕我，而且在去上学的乡间小路上，女生们都围在我身边，边唱歌边走。
其中有一个女孩叫多拉·奥吉埃，她很胆小，每次都待在我身边。我很喜欢她，不过却很小心地避开她的父亲——一名因装有木制假肢而看上去像海盗船长的老人。
还有一个男孩和我一样，当时也刚上完小学。他叫布拉甘迪，是一个活泼顽皮的意大利小孩，我俩很快就玩到了一起。因为已经上完了主要课程，玛德琳夫人不想让我们一整年都无所事事，就建议我们成立一个校园合作社，并用这笔钱来办一份校报。于是我们买来了一台便宜的老式印刷机，并从废弃的打印机上和地区报社那儿捡来用旧的和字体过时的铅字，他们也很乐意送给我们：一方面能处理掉这些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在帮助学校。整个办报的过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而且既好玩，还能赚钱。我们把卖报纸的钱存起来，准备买更先进的设备。
我和布拉甘迪把一整年都花在了研究印刷原理、定量打印图案的方法和雕版印刷上。十三岁的我便已经痴迷于印刷。
我哥哥保罗已经到了可以去工作的年龄，于是父母决定让他去市场帮忙，以回报舅舅的慷慨。莱昂舅舅就在这附近的镇广场上卖针织品。可问题是他们两人脾气都很火暴，莱昂根本受不了有人顶撞他。于是争吵一次接一次，整间屋子都得忍受这种折磨。为了平息紧张的气氛，终于有一天，母亲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去顶替保罗。因为我已经小学毕业，而且性格也更加温顺。这对于对经商不感兴趣的我来说简直是场噩梦。一方面，我不得不抛弃自己喜欢的学校印刷室；另一方面，舅舅还有个很不好的习惯：经常会责骂助手，甚至踢助手屁股。在当时，我可能会顺从地去卖东西，但要让我当众出丑，不，我决不。
在寒冷的室外被莱昂折磨了几周之后，我逃走了。街角有一家通用电气的工厂，当时正在为法国军队造飞机仪表盘。为了设法让他们接收我，我甚至谎报了年龄——其实我根本没到十四岁。但只要不去市场上卖东西，我什么都能接受。而且后来我发现自己挺喜欢工厂的。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就是在这里遇到了那些人生中很重要的人。因为我年纪很小，他们就把我当作学徒，我和女工们一起被安排在了接线部门。啊哈，我知道你们在笑。不过你们会失望的——她们都比我大很多，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她们又都很信任我，我很看重这一点。我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有个二十岁左右很亲切的女孩，叫塞西尔，她既淘气又有趣。
有时候她一边抽烟，一边对我说：“你还不是男人，所以我还能跟你讲些事情，等你再大点就不行了……”或者是：“过来亲亲我，阿道夫，就这儿，在嘴唇上，你今天可不像往常那样黏人啦，不是吗……”然后说完她就会大笑。可能让我脸红她会很开心吧。
有一些男人也成了我的朋友：乡村男孩雅克，还有红头发的北方人让—拜耳。让很懂政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在监狱里待过，因为他在自己那个酒鬼父亲打老婆时，用锤子砸了他的脑袋。他喜欢唱蒂诺·罗西（Tino Rossi）的歌，尤其是“巴黎公社”[22]的革命歌曲，他还是个反叛者，当我还在慢慢寻找自信时，他身上就已经有了那种我梦寐以求的迷人气质。在工厂里，我终于学会了把自己当作一个成年人来看待。别笑我，我的整个青春期就在这几个月里过去了。我开始了解政治，第一次感觉自己自由而独立。这很重要。
直到有一天，他们来了，那是在1940年6月，当时为了每天往返工厂的八公里路，我买了辆自行车。保罗也不愿屈服于莱昂的怒火，和我一样来到了工厂，不过是在另外一个部门。当我正全力以赴想打破我的骑行最高速度纪录时，我看到坦克在维尔的街道上朝我开过来。
崭新的坦克，就好像刚从生产线上开下来一样。旁边的士兵也都穿着锃亮的靴子和毫无瑕疵的制服。我终于明白之前父亲看到法国兵时说的话了。当时那些征来的兵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有的人连头盔都没有。他说：“这次我很确定，结局已定，我们不可能靠这样的军队来打赢这场战争。”
我孤零零地站在路中间，和他们面对面。随后我立刻掉头，用最快的速度蹬车离开。我根本没想到他们已经离我们这么近，还以为危险很遥远——虽然战争刚刚开始时，我已经看到路边有成百上千的难民带着他们的全部家当，赶在德国军队到来前逃走。这些人来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我们甚至还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提供过住宿，他们则向我们讲述无止境的逃难，以及一路上不断遭受的轰炸。然后他们就走了，去向另外一个未知的目的地，但我们还没走。有一次，莱昂已经把东西装上了卡车，准备打包离开，但最终他还是改变了主意，觉得以后还有机会。没人能想到这场战争会拖得这么久。
德国人一来，工厂就停工了，等过段时间再开工时，就已经转而为德国空军工作了，而且禁止雇用犹太人。这里只有两个犹太人，于是我和保罗被赶了出来。当我们被带向门口时，我听见从工作台的后面传来一个声音：“伦敦呼叫，伦敦呼叫，巴黎电台在撒谎……”
我立刻听出来这是我朋友让—拜耳的声音，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和我们并肩作战。有些女人给我们鼓掌，有些工人在吹口哨表示抗议，不过工头立刻中止了这场喧闹。战争已经抵达维尔。
由于不想回市场工作，我迅速找到了一个染匠学徒的差事。布斯马尔德先生是一位化学工程师，之前是法国军队里的一个军士，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复员。他之前的助理在战争中被俘，于是招了我来代替。一开始他觉得我太小，只让我烧锅炉，不过我很快就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当时物资奇缺，也很难找到价钱合理的衣服，所以我们染的最多的就是军队制服和“一战”中用过的大衣。为了把它们做成普通平民穿的衣服，我们得把卡其色染成棕色或海军蓝。这活又苦又累，尤其是在冬天，在气温接近零摄氏度的刺骨寒风中，每件衣服都要在河里仔细冲洗。我穿着的衣服会在身上结冰，手也被冻麻了。不过这份工作能让我赚到钱，而且正是在这里，我做了人生中第一个化学实验：把染料倒进泡着衣服的大桶，水会变得黢黑；但我目瞪口呆地发现，当整个过程结束时，衣服是黑了，水却又变得像山泉一样清澈。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染剂都只附着在纺织品上，而不是水里。“这就说明整个过程成功了。”布斯马尔德解释道。我被这个实验深深吸引了，问能不能带点染剂回去，我打算用父亲工作室里不要的边角料做实验——他在家里做一些裁缝助理的工作。白天我们在桶里搅拌衣服时，我会问上一大堆问题，然后晚上回去偷偷做实验。我从中找到了乐趣。布斯马尔德被我对化学的兴趣和执着逗乐了，他向我“抱怨”道：“我之前招过那么多人，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很知足了；但和你一起的时候，我总得不停地说话。”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布斯马尔德掌握的知识表现出兴趣，所以尽管他举止有些粗俗，却也感到十分受用。他跟我解释那些化学原理时就像翻菜谱一样，一切在他那里都变得异常简单。所以你明白了吧，后来我之所以对消除墨迹有兴趣，其实源于“作为一个好染匠，你必须具备去除衣物上污渍的能力”这一想法。
我很快就意识到，只要你有决心并且方法得当，什么事都能做成。我确实做到了。前面提过，起初我研究的是擦不掉的墨迹，但最终却把它们全擦掉了。从那以后，我在染坊就成了那个能攻克难关、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人。附近镇上的人都会把他们弄脏了的蕾丝花边圣餐手套和丝质婚纱拿给我。修好所有被认为是不可能修好的东西便成了我的任务。
对于一个有热情的化学初学者来说，最常面临的是材料受损的问题。一开始我在家里的厨房做实验，工具只有平底锅和母亲洗衣烘衣用的锅炉。但经过几次不幸的灾难，尤其是几次爆炸后——其中一次还引起了火灾——我就被禁止在家里做化学实验了。
不过由于我手巧，又常给舅舅做些小活计，最终，我说服他把他那空置已久的旧房子给我当实验室用。
那段时间在维尔，我每天都会骑车经过一个药店。一开始没太注意，直到有一天我在橱窗里有了新发现——一整套的化学实验用具正在出售：曲颈瓶、球形烧瓶、旋管冷凝器。这么一套宝贝，我都不敢问价格。随后的几天里，我一次次地经过这套用具。它们一直都在。一个星期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走进店里，当时药剂师布兰库尔特先生正吹着口哨收拾瓶子。
“想要什么，小伙子？”他问道，看见我正盯着那套实验用具。
“呃……不，是那个，是的，我想知道那个多少钱。”
“你要用来做什么？”
“学化学。”
“什么化学？”
“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我在染坊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去除墨迹的实验，我想更进一步。”
他没告诉我价格，不过我看得出来，如果想要一整套的话，将会是一笔巨款。他向我演示了这些设备的用法，还有些其他东西——比如一个我确定自己一生都无法拥有的铜制立式显微镜。他用眼角的余光瞄着我，见我对每件器具都赞叹不已，于是对我心生好感。我们一直在聊化学，他十分博学，是个药剂学博士。
“我可以一点一点地买下它们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先给你留着。等你攒够一件东西的钱，随时来就好。”
我攒下所有工资，这套实验用具终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我舅舅的老房子里。布兰库尔特以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把这些东西卖给了我，甚至还附赠了那个我这辈子都买不起的精美显微镜。我的闲暇时间全被写满化学分子式的书所占据。在维尔的跳蚤市场，我甚至还找到了被称为化学之父之一的马塞兰·贝特洛[23]的初版论文。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接触到的一切，包括《村舍评论》上的实用建议——我在里面找到了上千种非常有效的传统化学技巧。
为了让知识更全面，我还每周一次去给黄油乳制品商店的药剂师当助手——无偿的，不过作为报酬，他会教我一些理论知识，外加一小块黄油。乳制品商店收购乳酪时是按照脂肪含量来付钱的。大小和重量都不重要，只看脂肪含量，防止有些狡猾的农民用掺了水的奶油来骗钱。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在奶油样品里溶解一些亚甲蓝，然后记下来用乳酸让它褪色需要多长时间。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条微不足道的信息，对吧？对于我来说也是。当时的我从没想过会因为这些知识而被招募进抵抗组织。
德国人来了以后，除了被工厂开除，我的生活没太大变化。战争仍在继续，却仿佛是在远处发生的事情一样，并没真正影响到我们。
后来，维希政府颁布了第一批法令：我们不得再拥有邮政或银行账户。根据1940年10月3日颁布的法令，我们必须到警察局去登记。我记得当时是和父亲一起去的。或许是因为舅舅的好名声，我们在这一片比较有名。警察局的职员跟我们解释说，我们有阿根廷国籍，可以不必公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我父亲迫切地想要履行作为法国公民的义务，不想因此而受人指摘。我能感觉到这个职员并不急着给我们登记，反而想说服我们离开。不过一切都是徒劳，最终他还是把我和父亲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址登记在了文件里。几天后我们在街头相遇，这个职员微笑着用善意的口吻对父亲说：“卡明斯基先生，我弄丢了你们的文件，也许是不小心掉进火炉里了。”
“那我明天会再来登记一次。”
“没有这个必要。”
“我必须得来。明天见。”
这一次我们的信息终于被记录在案了。就佩戴星标这件事来说，父亲一点都不谨慎。“如果我们的国籍能让我们免除义务，那我们自然用不着戴它了。”他信誓旦旦地说道。
然而，令人痛苦的事情还是开始发生了——虽然可能是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个周日，镇上妓院的老板——德莫依夫妇，在一名德国军官的陪同下来敲我们家的门，身旁还有一个人。他们想要“检查”一下屋子。舅舅对自己精致的住宅很是自豪，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不过他们上楼后，我听见从卧室传来几声怒吼，然后看到莱昂在德国军官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把他踹下了楼梯，发出哗啦一声巨响。根据以往经验，我很了解莱昂舅舅这一脚的威力。如果他是踹在了德莫依夫妇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都会大笑不止，不过他踹的是一位德国军官，我简直要被吓死了。舅舅随后还在门口大声喊道：“把我家当妓院？没门儿！”
之后几天，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件事的后果。不过整整一个月里什么事都没发生。直到一天傍晚，莱昂的两位警察老友带来了灾难性的消息——光是他们身着便服这一点，就已经是一个很不祥的预兆了。
“基基[24]，他们明天一早就要来抓你了。你得马上离开这儿。”
“去哪儿？”
“哪儿都行，只要离这儿够远。”
舅舅当晚就走了，一件行李都没带，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拿，就坐上了最近一班去巴黎的火车。
几周后，这两个警察又来找我们了。他们想提醒母亲，盖世太保已经截获了一封她寄给她弟弟的信，拿到了他在巴黎的地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们怎么能这么天真，事到如今还给彼此写信？我到今天也没法解释。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
我们没有电话。趁一切还来得及，母亲也搭火车到巴黎好去提醒舅舅。“我很快就回来，再见孩子们。”然后生活就这么继续着，每天面临的还是那些小问题。各种物资短缺，到处都找不到任何东西，哪怕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想存点东西也变得越来越难。好在有实验室，我知道了如何用小苏打里的碳酸盐做肥皂，如何用石蜡和蜡光亮剂做蜡烛——由于经常断电，蜡烛变得十分紧俏。
药剂师布兰库尔特时不时地会让我帮他做些条皂，用来治疗疥疮——这种疾病当时已经在这个地区大范围蔓延开来。我在弗莱尔找到了一家供货商，让他把所有卖不出去的东西都给我，我再做成有用的东西免费发放出去。有一次，他给了我几百公斤卖不掉的固化盐，因为里面有氧化铁。
每家都缺盐，纳粹当时控制了盐的销售——因为当时农民们为了避免自己家的猪肉被征用到德国去，会用盐把肉腌起来藏好。我把这些盐溶解过滤，因为氧化铁比较重，会在底部形成一层沉淀物；然后我让表层重新风干，再次结晶成盐。几天后，这些就全变成了精盐。因为要提纯的盐的量实在太大，我把它都分给了农民们，并向他们演示了操作流程。几个月后，大家都掌握了这种方法。正是因为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维尔人才不至于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挨饿。
成天忙着这些事情，我几乎没在家待过。母亲也没回来，在她离开家一周后，父亲和保罗一起去找她。两天后他们回来了，让我们放心，说母亲只是感染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病菌，正住在巴黎的医院里。这显然没什么好担心的。日子照常过，父亲和哥哥也没再提过这件事。
我能免费生产条皂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镇子。
女人们做涮洗类的家务很需要它。我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送货时，又见到了之前一起上学的多拉。可怜的小东西因为父亲重病，所以只能中途辍学去照顾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不再害怕他了。正是靠着这些条皂，我才能和工厂里的那些朋友保持联系。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塞西尔。即使现世艰难，她仍然风趣一如往常，除了这一次，当她跟我打招呼时，声音听上去异常失落。
“嗨，是你。抽烟吗？”
“不了，谢谢，我不抽烟。”
“可怜……因为你还不是一个男人。你该试试。我难过的时候会抽得更多。”
“难过？为什么？”
“你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让—拜耳，工厂里的那个。”
“他怎么了？”
“被处决了。”
那是1940年年底，冬季的一个雨天。我骑着自行车离开，疯了似的踩着踏板，就这么漫无目的地穿过诺曼底平原。让—拜耳死了。他是我亲近的人里面第一个被战争带走的。他和他那些愤世嫉俗的玩笑，还有永远挂在嘴角的烟屁股，以及他玩世不恭的态度，都一起消失了。我回忆起过去那些时光，我曾经努力想要变得和他一样。此刻，我的身体正逆风蹬着自行车，思绪却迷失在一片混乱的记忆中。突然间，我意识到了那件最可怕的事：母亲已经死了，而我刚刚才意识到这一点。那天，水不断地从我脸上冲刷而下，而那并不是雨水。让—拜耳的死亡让我不再对周围的一切视若无睹。什么样的病能让母亲在医院待那么久？自从父亲告诉我们关于病菌的事情以后，他就一直保持沉默。我怎么还不明白？就连我只有十岁的妹妹玻琳都曾明确表达过她的担忧。
我到家后直接去问了父亲，他坦白了。铁路公司在铁轨旁发现了母亲的尸体。她去巴黎提醒莱昂舅舅后，他便立刻躲了起来。她是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出的事。保罗和父亲一起去认领的尸体，这也是他们花了两天时间的原因。当保罗看见母亲“身首异处，甚至脑浆都迸出来”时，心理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选择对我们这些小的孩子保持沉默。但父亲本该告诉我们的。负责调查的探员说，是母亲在火车行进中误把车厢门当成了厕所门导致的。保罗选择相信这个解释，直到今天他对此都深信不疑。父亲带了一个巴黎的律师去料理后事，但因为那个律师是犹太人，所以没过多久就被逮捕并遭到驱逐。我对这个“意外论”的解释表示不屑一顾。据我所知，母亲是被推下去的。这是一场谋杀。
“但是没人能证明。”
那你告诉我：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从火车上掉下去了，因为我把车厢门当成了厕所门，你会怎么想？
所以你懂了吧，这就是当时的处理办法。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证实了我的观点：来自司令部的一封信要求我们搬离莱昂的房子，因为那里已经被德军征用，并按照市长办公室规定的价格分配给了德莫依夫妇。这是德莫依夫妇的复仇。这下那间房子彻底变成了军官们的妓院，整个战争期间都人满为患。人们说那儿的酒水和姑娘都很美味，而且很便宜。
市长办公室把我们的住宿安排在了车站广场的一个老妇人家里。我几乎每天都去找药剂师布兰库尔特。自从得知母亲的死讯后，我就全身心投入到了化学之中，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每当我在研究中碰钉子，布兰库尔特都会帮我，给我无数建议。我们什么都聊，尤其是战争。他很仁慈也善于倾听，渐渐地，他开始成为我精神上的父亲。
1942年夏天，伦敦电台的一则消息第一次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德军终于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遇了抵抗。同时我也听说针对德军护卫队的破坏行动正在紧密筹备中，各小组都被动员了起来。作为回应，德国政府决定让镇上所有男人轮流在铁路沿线值夜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去当人质。因为如果铁路遭到攻击，那些正在值班的人就会被行刑队枪决。我虽然还不到年纪，却也跟着父亲和保罗一起去值班，因为这样就能见到布兰库尔特。我也忘了是怎么提到的，但聊着聊着我才终于意识到，原来他是戴高乐情报机构的一名特工，药店只是伪装而已。布兰库尔特和在诺曼底区执行破坏行动的组织一直都有联系。我并不想因为亲人的死而终日坐在那里，除了哀叹之外无所事事，他也了解这一点。一天晚上，当我们一边喝着人造咖啡一边昏昏欲睡地在铁路旁值班时，他说：“如果我告诉你怎么做，你愿意为我做一些比制造条皂更危险的事吗？”
天知道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多久，只是一直不敢说出来罢了！
“现在听好了，这项工作很复杂。尤其是剂量，你必须格外小心才行。”
从那天起，除了生产条皂、蜡烛和盐之外，我还得做一些更危险的东西，比如能腐蚀输电线、让铁路零件生锈的东西，以及一些小型炸药。参与破坏行动让我第一次在面临母亲和好友让—拜耳的死亡时，不再感觉那么无力。至少，我有了正在为他们报仇的感觉，而且我很骄傲：我终于加入了抵抗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