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与俄罗斯一个农业联合体负责人签好了一份协议——成立一个养殖基地，俄方出场地、人力、证件等，占公司30%的股份，我方出资金占公司70%的股份。因为投入比较大，我一时间筹不到这么多钱，不得不与香港某兽药公司（我以前的合作伙伴）以及哈尔滨一家银行（当时的合作伙伴）合作。
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建后，养殖基地正式开业，但由于国内公司经常有业务需要处理，我便有些力不从心，经常是在一天之内需要同时处理每家公司的不同事务。于是，我将助理菲菲调到俄罗斯养殖基地代我管理，与她同在公司的还有我亲戚的一个朋友名叫华峰，他会说俄语，由他担任翻译。
不到一年，养殖基地开始盈利，我也轻松下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乎预料的事却发生了。
菲菲与华峰两人是养殖公司的实际掌权者，我毫无防备地把一些权力下放给了他俩。但偏偏就是这两个我最信任的人将我几年辛苦得来的一切毁于一旦。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个下午，国内贸易公司的经理告诉我说公司资金周转有些问题，需要三百五十万现金。我便与菲菲联系，叫她先把养殖公司的资金调回来应急。谁知几天后，贸易公司的财务又打电话催我尽快将三百五十万元转到贸易公司的账上，一些供应商的付款期都快到了。我本以为那天菲菲在接到我电话后就已经办了这件事，但财务却说没有。我也没想太多，于是又打电话问菲菲，她却不在公司。我便叫那里的一位副总接电话，问最近有何变化，菲菲到哪里去了？副总说没什么变化，菲菲这几天没有来公司，只说她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处理，跟华峰一起走的。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是出去旅游了，可那个副总却告诉我，他俩可能是背着我搞到一起了。我将信将疑，便吩咐那个副总速到银行查账，顺便转三百五十万到国内的贸易公司。
我在屋里踱来踱去，时间似乎过得异常缓慢，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再想更觉得问题严重了，可又无法立刻飞去俄罗斯核查，这种无形的恐慌让我不敢往最坏的结果去想。我又拿起电话打给俄罗斯的养殖公司，那副总还没有回来，只能告诉员工待副总回来马上给我电话。
漫长的等待等来的却是最坏的结果，副总从银行出来后立刻打来电话，说公司账户空了，办理人就是菲菲和华峰。突如其来的结果让我几乎瞬间崩溃，来不及去思考，根本无法接受这是真的，全身软如烂泥，只希望这是一个梦。
我应该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但最终还是拿出超越本能的毅力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报案之后俄罗斯警方根据线索进行追查，警方从机场查到两人已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搭机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于是警方又联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警局协助抓捕疑犯。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原来布达佩斯其实是两个城市，一个是布达，一个是佩斯。等到布达佩斯的警方来电话才得知两人已在昨日出境而不知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