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判定能否与二、六军团会合，为时尚早，”周恩来怀着一种沉重的潜忧盯视着铺在桌上的地图，“目前只能督促部队快些渡江，早些进入西延地区，……”周恩来用手点着要去的方向，等李德回到桌边，“在这里，争取摆脱敌人的尾追堵截……”
“快些脱离湘江是必须的，”李德冷静下来，“即使有些部队让敌人粘住不能过江，也不能等了！”
“可以让他们留在江东岸坚持战斗，拖住敌人。”博古受到了启发，补充说，“要他们留在附近山区打游击，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也只能如此了。”周恩来表示同意。
“现在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个渡江后的集结地点，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和休息，而后决定行动方向，”周恩来边说边在地图上寻视着，“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这种被动局面很可能延续很久！”
李德对地图是非常熟悉的，他划定了经木皮口、鹞子江口；庙山、梅子岭经大湾两个山口，进入资源县境的越城岭山区，在油榨坪集结。
“好的！”周恩来认为这条退路是可行的，“博古同志的意见呢？”
“我看就这样定了！”
“等朱总从前线回来，我们再下达命令吧！”
这时天已微明，大家一时无语。博古仍被中央纵队里发生的种种议论所缠绕，无法摆脱，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说我们这次转移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目的的，说我们是仓促决定的，”他忿忿地捶着桌面叫道，“这太不公正了！”
“我想，这不是计较个人是非的时候，”周恩来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事实总归是事实嘛。”
周恩来嘴里虽然这样说，西征前的一切准备活动却历历如在目前。心头涌起一股有苦难言的酸楚。
二、博古叫屈引起的回顾
1934年4月27日。
广昌战役，红军集中了主力，苦战十数日，但是由于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自己亦遭受很大伤亡，这种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无法守住广昌，4月28日，红军被迫撤到贯桥、高虎垴一线防御。
4月30日，周恩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我主力经长期战斗相当疲劳，有损伤，新兵多，干部缺损大，尤其广昌战役后，亟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
同时撰写了《红星》第四十期社论。指出“严重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了。在这里，需要我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顽强性，不动摇地执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号召。”周恩来在例举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表现时，却把“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
周恩来在撰写这篇社论时，运用了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式的手法，这种绝不炫耀的沉潜明智和斗争艺术，使他在屡次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安然无恙。
这种“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性格，只有一双博大精深的眼睛看得最清，那就是对中国的古典哲学已经研究到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有同样深刻的洞察。这种互相洞察，就决定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贯彻始终的极尽微妙的关系。
这篇社论首先高扬的旗帜是反右，而具体内容却隐含着反“左”，在用严酷的方式推行的国际路线下，他只能如此，无论在后来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还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有多大失误，他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却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因为他知道那个“不”字说不得。
自责、违心、隐忍与屈从，构成周恩来一生最大的隐衷与痛苦。
4月，鄂豫皖省委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去。
临行前，他在独立屋子里与程子华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谈话，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鄂豫皖地区的形势以及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周恩来看来，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既是被迫的，也是成功的，不失为打破敌人围剿的一种方法，是得大于失的。他告诉程子华，如果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坚持有困难，也不妨进行战略转移。这时，周恩来已经萌生了一方面军也在必要时战略转移的预想。
周恩来送走程子华，坐在未经髹漆的杉木桌子前，用他的左手撑着左腮，好象在打瞌睡。但他头脑此时却是异常清晰，他的内视的眼光，此时正投向程子华将要奔去的远方！
周恩来不是凭借他的渊博的军事知识，而是靠他的天赋素质，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局势中，去抓住最最关键的问题，整个国际国内的态势，整个苏区面临的局面都在他脑屏上展现出来，象一幅清晰的地形图，他可以纵览整个的轮廓，也可以触摸到具体的景物：城镇、乡村、道路、河流、山峰和森林。可以看到红、白两军浴血搏杀的战场。
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三十万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向外线转移，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是不是一种解脱困境的有效之法呢？利弊权衡下来，是利多还是弊多？
中央苏区面临着五十万敌军的压力，面临着敌人新的战略战术，过去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敌情变化之后是不是还行之有效？第一次能成功的经验，第二次未必成功！敌变我变，这是军事辩证法。
刘邦百败一胜而得天下，项羽百胜一败而失天下。哪有百胜而无一败、百败而无一胜之理？
那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需要作哪些准备呢？会受到哪些指责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他向博古、李德把这个设想提出之后，他们认为：这不失为在万不得已时摆脱敌人堡垒封锁的一个办法。
5月，周恩来出席在瑞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敌人日益迫近中央苏区腹地，从事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撤离苏区作大的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请示共产国际批准。
想到这里，周恩来当然感到委屈不平，提前将近半年就作了准备，“无计划，无准备，仓促逃跑”的依据何来？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力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这个指示，在当时来看是灵活的，提出了两种可能，并没有把话说死。敌人的力量固然强大，然而由此而产生张慌失措是不可取的，应该坚定信心，如果确实难以坚持，战略转移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当时的决策层认为应该争取前者，准备后者，于是采取了第一个战略行动：
7月初，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选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指示七军团到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后方去。
7月7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境开进。
(因时机已晚、攻福州失策，暴露出兵力单簿——只有六七千人，没有实现调动敌人的任务，反而削弱了自己，发挥了敌人据有全国兵源的优势，分兵让敌人个个击破。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前，毛泽东曾向粟裕提出类似的外线作战的设想。把敌主力从华中引向江南。粟裕原是七军团参谋长，念及此次教训，便建议歼敌主力于江北。)
7月上旬，国民党经过调整部署后，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为了阻止各个方向上的敌军，以掩护战略转移的准备，只能采取暂时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周在前线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敌人打阵地战。这种错误的作法，当时认为是出于不得已。
如果囿于历史传统定论，试想当时应该怎么办？全线撤走，把中区丢给敌人，是不是成了真正的仓促逃跑？结果又将如何？
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可是在当时，由于各种局限，“最高三人团”想不出来。
8月7日，为给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与二军团会合的路线，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在任弼时、肖克等率领下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周恩来8月18日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更坚决地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战略部署的变更，以在运动中消灭白军。
(这种大转移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了——已经到了近乎泄密的程度了，可见指责仓促出走是多么不公)
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南线的战局，则更为困难。
9月，准备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以及先期出发的红六军团会合。
博古在拟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它方面未曾与闻。
为进行转移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连续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等等。
9月间周恩来和朱德曾主持与陈济棠的停战谈判。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去寻邬同陈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达成五项决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作了准备。
10月初，中革委命令各军团在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令地方部队接替主力防务。敌即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
此时，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伤病员近二万人)坚持斗争。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于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
10月11日，朱、周、王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队(干部团、工兵团、警卫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共五千人，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编在一纵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二纵队共约一万人。其中近五千人则是刚入伍的新兵，负责运输机器设备。
周恩来非常理解博古的冲动。这一切的日以继夜的多方面的准备，大到第七第六军团的战略行动，以及战略转移后中央苏区的种种安排，小到西征路上妇女用的卫生纸、病号用的便盆，哪一点是无准备呢？战略转移几近一个“国家”的搬迁，连铅印厂都带着，哪一点象仓促逃跑？即使错了，败了，也应该罪有应得，不能任何污水都随意往他人身上泼！可是，周恩来不能助长博古和李德的忿忿不平，如果纠缠在个人功过是非里，那将影响大局。
周恩来记得克劳塞维茨说过：“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犹如围棋的落子，投下去是简单的，可是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是错的，就很难说，即使在复盘总结时，也会争论不休。
他对种种议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认为目前去计较这些个人对错得失，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把目光集中在现实的决策上，他象挥开蚊蝇纷扰似地摆摆手说：
“现在，不去想过去的是非为好，咱们还是看看二、六军团在什么地方吧。”
李德表示赞同，他俯在图上，用手大约量了一下，稍稍舒心地说：“并不太远。”
“从地图上的直线看当然不远，”周恩来苦笑道，“可是翻山过水绕弯子，再加上敌人的堵截，就很难说，二、六军团迟迟不能会合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要二、六军团也向我们靠拢，”李德两拳相碰，作了个双方伸臂握手的样子。
博古受到了启发，兴奋地叫道：“对，要他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三、二、六军团的行踪
在通讯联络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德、博古、周恩来，没法了解战局的全部真相。而且形势在不断变化，刚刚收复的阻击点很可能马上失守，刚刚突围而出的部队很可能又陷入重围。
他们也都担心，在这变幻难测的形势后面，可能隐伏着想像不到的后果，出现更为严重的局面。
李德已经失去驾驶全盘的能力。这时，他才知道，率领八九万大军在敌人重重阻拦下远征，与慕尼黑巷道上的街垒战是两回事，跟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课桌前的图上作业，更是天壤之别。
即使在短暂的睡眠中，李德也未曾得到安宁。只要一闭上眼睛，他面前就出现一幅漫无边际的地图，恍惚中看到地图上出现的田野河流和山丘。标示着战争实况的红色蓝色箭头交错在一起，他苦苦思索，想弄清这些蓝箭可怕的含义。他历数了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远征。想从中找到某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