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阿拉伯半岛长期频繁的掠夺战争，男子死亡过多，妇女们出嫁很困难，而半岛社会的游牧经济，又使妇女劳动谋生不易，不能不依附于男子，允许多妻也是为了避免过剩妇女因生计无着而沉沦，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从某个角度出发，多妻较诸淫乱似乎好一些，“婚姻是精神的关系，能以友爱、同情和牺牲精神将两性结合在一起。而淫乱则将两性之间的关系变成仅仅是动物之间的性关系，是以一时的快感和自私的享受为基础，所以会招来许多反对和怨恨”。《古兰经》严厉斥责这种恶行，要求全体穆斯林深恶而远离，“你们不要接近淫乱。因为淫乱确是下流行为，这种行为真恶劣”。伊斯兰教为了惩罚这种恶行，不惜采取严刑峻法，“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一百鞭。你们不要为怜惜他俩而忽略安拉的宗教，如果你们是信仰安拉和末日的话，叫一些信徒监督对他俩人的刑罚”。据法学家解释，犯淫行笞一百鞭，指的是未婚男女，至于已婚妇女犯下淫行，经过调查，在有确凿证据和供认无误的情况下，则把犯淫行者置于闹市广众之间，由群众以乱石击毙作为儆戒。
伊斯兰教之所以采取这种严刑峻法，在于“认为没有刑法的威力，道德就不会被尊重，道德的原则就不会被实行；那些为非成性，道德败坏，心灵丑恶的人们就不可能戒除作恶。故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教与那些只在纯理论范围内主张教育的作法有所不同，因为他认为那样做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回族穆斯林中，向来未闻执行“鞭笞”和“乱石击毙”的教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伊斯兰教的多妻制走到了尽头。到现代，回族穆斯林中娶两三个妻子的现象已不多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越来越多地为穆斯林所接受，多妻制作为一种陈规陋俗，已被时代所淘汰。
探索历史，显而易见，多妻制不是自伊斯兰教开始，而是起源于奴隶社会，奴隶主及封建帝王无不妻妾成群，中国的封建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九嫔，二十七命妇，八十一御妻。后宫佳丽三干。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猛烈抨击“为国君者，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所以，某些人视伊斯兰教为多妻“始作俑者”显然是不顾历史真实的一隅之见。
聘礼和婚仪
聘礼，伊斯兰教称为“麦合尔”(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聘金)，即缔结婚姻的男方向女方交纳一定数量的礼物或钱币。这是一项古老的婚姻习俗，世界许多民族也都有这项习俗。中国古代的《周礼方记)记载：“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元朝统治者曾以法律形式规定一般平民婚娶的彩礼数目：“上户金一两。中户金五钱，银四两。下户银三两。”清代颁布了更详尽的法律条文。这项婚俗，在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中，也是缔结婚姻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它并不是有效条件，而是男方履行的一项义务。如果女方表示愿意放弃聘金，婚约也足以成立。
《古兰经》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聘金：“你们应当把妇女的聘仪当作一份赠品，交纳她们。如果她们心甘情愿地把一部分聘仪让给你们，那么，你们可以乐意地接受和享用。”(4：4)聘金交纳之后，所有权即属于女方，成为女方私有财产，男方不得追回。
聘金的作用，在于巩固男女双方的结合。由于结合来之不易，男方自然不会轻易离异，女方一旦被遗弃，短时期内不致于衣食无着。所以也是保护妇女权益的一种经济措施。《古兰经》规定：“如果你们休一个妻室，即使你们已经给过前妻一两黄金，你们不要取回一丝毫。”(4：20)显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妇女利益。先知穆罕默德无情地指责：“收回礼品的人，犹如重吃呕吐的狗一样，我们不能沾染上这种恶习。”
伊斯兰教对回族穆斯林习俗的影响，最显着的是丧葬和婚姻，早已成为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构成部分。表现在婚姻制度方面，回族穆斯林在不违背伊斯兰教婚姻法基本条例下，又有自己特有的方式。婚娶中也一直流行“麦合尔”，但数量没有规定，量力而行。据明清时的记载：“男氏具币帛，为聘礼，馈于女氏。币帛之资称男氏之富贵，以为丰俭，至少不过一两，多随意。”“或除币帛之外，增用金银、衣物、钗钏之类，亦可。”
除聘金之外，男方需向女家交付彩礼、衣服、首饰以及各种馈赠等等。彩礼实际成为缔结婚姻的重要条件，聘金退之次要地位，成为彩礼的附属物，包括于彩礼之内，或作为见面礼。新娘进门后新郎给她少量现金，仍称为“麦合尔”，但它已经成为象征性的了。
回族穆斯林散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既生此土，自不能异此俗”。在某些结婚仪式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趋向于“汉化”。但从基本方面来看，伊斯兰教的色彩还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面。故谓：“自守其固俗，终不肯变。”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穆斯林在举行婚礼时，邀请本坊掌教和阿訇举行证婚仪式。俗称念“尼卡亥”，即祝婚词，然后，阿訇用阿语问新郎：“你愿意娶她吗？”新郎回答说：“我愿意娶她。”再问新娘：“你愿意嫁他吗？”新娘回答说：“我愿意。”这就郑重表示凭《古兰经》作证，双方同意结合，承认新婚夫妇是合法的。这是穆斯林婚礼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有些地方阿訇还要写“伊札布”，类似结婚证书，发男女双方，各执一份。
西北穆斯林地区，新郎新娘在就寝前，彼此互问教义，如有不知者，性交即为私合，倘声明以后再学，始为正当。
东南沿海地区，回族穆斯林婚仪，很大程度上从汉俗，使媒妁通言，问名，立主亲，纳定，纳聘，请期，书婚……男方迎娶时，“预命执事人备迎亲工具——彩车一乘、鞍马一匹、彩灯四盏、提炉两对。新郎崇冠盛服，拜告尊长，拜受父训，乘马行迎——彩灯先行，职事继之。次提炉次彩车，婿随车后，陪迎者随婿后。执御者，具喜服……”泉州回族婚礼仪式常定于“主麻日”举行，内容丰富多彩，具体日期由双方商定，婚礼男方比女方隆重……“尼卡亥”——婚礼仪式完毕送走柯訇后，举行祭祀祖先，新郎新娘只是双双在厅堂《古兰经》裱褙前的案桌上的香炉中，焚烧香木、香末和献上新鲜香花，但不必跪拜……这些繁文缛节，最具汉化典型，这些历来都受到乌来玛指责和反对，力图加以纠正。清代穆斯林学者刘智批判了流行于某些回族穆斯林之中的陈规陋俗，认为与汉族无二致，“问八字，争聘财，讲奁资，启婚期，奠雁，跨鞍，用音乐，姑迎母送，甚至居丧婚嫁，女死争竞”等违反伊斯兰教规的迷信行为，向穆斯林疾呼：“皆风俗之大背谬者，断乎不可从也。”各地婚仪大同小异，归根结蒂，婚俗视男女双方的资财决定，财力丰厚人家竞逐繁华，一般限于财力者，也就诸事从俭，即男女婚者领取“结婚证”后，双双到清真寺请阿訇念"依札布"，分别完成所承担的社会和宗教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