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妻同寝，彼此都一毫不动欲念，互相抱持而睡，则阴阳之正气互相感受，互相调剂，极有益处。欲念一动则败矣。
凡人享艳福者，身体必不健，享年或不永，以其情好大笃，精气受战太盛，抑亦造物者斩其福也。慧、心人觑破此旨，偏与造物争权，老寿之福从此而半，不亦休与！
作者在书中又指出，在健康不佳或生病的情况下，更应禁绝房事，最好是独宿。他说：
老子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玉体横陈，肉薄相接，除是圣贤仙佛，方能不动心，下此则当之而靡矣。故养病必服独宿丸，旦必独宿，且导引之功可施也。妻妾虽正色，然亦要格外节制，格外矜严。
盖病人相火必动，不可更见女色也。相火旺时，即不接女色，心亦要动，此时惟有想女色旁边都是夜叉鬼物，万枪利刃，森罗布列，等我到彼，就要动手。若樱其锋，顷刻硕命，则心可惧而思返。
以上这些论述，所提倡的方法似乎有些消极，但节制情欲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此外，还有许多流传民间的秘方、笔记，都和养生、“种子“有密切关系。例如康熙年间的手抄本《古今秘苑续录》，这实际上是一本古代的生活日用大全，其中的“得子神方“云：
用白鸡乌骨蛋一个，真薪艾一撮，井水一大碗，放小铜锅内，煮极熟，候妇人经水初至，黎明时淡吃一枚，仍少睡片刻。如经色淡红者，每日吃一枚；若经色赤红者，间日吃一枚，经止即不必吃。服至三月后，即受孕，且多生男子。
又如“合卦算胎法“云：
凡算男女胎法，以父生年为上灵，母生年为下灵，受胎月为中灵，遇一三五七为阳，二四六八为阴，画成一卦；遇乾坎良震为男，莫离坤兑为女，百不差一。若算男生女，算女生男，定多夭亡。
又如“治梦遗法“云：
临卧时，以左手搓脐，二七，右手亦然，复以两手搓胁，摆摇七次，咽气纳于丹田，握良久乃止，屈足侧卧，永无走失矣。
这方面的资料流传至今的不少，其中的思想、方法是否科学，均有待验证。但是它反映了当时的流风则是值得注意的。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这些资料以外，在房中书方面，清朝未年值得一提的是叶德辉。他十分博学，经学、律法、考据、碑版、摹印、金石、书法、占卡等许多方面都有造诣。他藏书丰富，嗜书如命，在书架上贴了一张纸条“老婆不借书不借”，宣称他只有老婆和书这两样绝不借给别人。他在书中夹着春宫图，认为能防火，因为火神是女神，见了春宫图就会羞而却步。可是，他在政治上很保守、顽固，一贯反对新生事物，反对改革与革命，1927年因为攻击长沙的农民协会，被斩首示众。他酷爱收集古代医书，他从《医心方》和其他医书中辑录出《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等五种中国古代的房中术着作，连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于1903年至1904年间刻入了他的《双梅景闺丛书》中，而且在序、跋中对这些古籍作了一些说明和考证工作，这些工作至今看来仍不失为有益的。
叶德辉在对古代性学书籍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发现自古以来的性学书籍都以一定的方程式撰写，最主要的是几乎每本书都有六大内容：
一是两性交合是宇窗、天地间的大事，对健康的重要性，性伴侣之间关系和谐的重要性；
二是对性前嬉的描述；
三是对性交过程的描述，如何运用各种姿势与技巧以达完美的境界；
四是生子、怀孕、优生、抚育法；
五是性治疗；
六是对性的食补、食疗。
以上内容都和人类健康与发展有很大关系，叶德辉在整理性学古籍的过程中也是以此六式作为导向的，这也是我们研究性学古籍需要牢牢把握的六个方面。
二、节制生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性一一生育一一人。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家庭或家族来说，考虑的是子嗣、后代；对社会来说，考虑的是社会总人00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就是最基本的劳动力，如果人丁不兴旺，元论是家庭、家族还是社会都很难发展，很难兴旺发达。
因此，综观中国历史，几乎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采取了休养生息、鼓励生产、推行早婚、奖励生育的政策，于是，人。
有所增加，生产有所发展。但是经过一个时期以后，社会基本矛盾逐渐激化，统治阶级对民众过重的剥削、战争、动乱与灾荒又使人。大减。人。增加，减少，再增加，再减少……整个社会就处于这样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南北朝时的周朗认为，增殖人。是建国之本，“凡为国，不患威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他还认为，长期的战乱、苛政严刑、德役繁重，造成“破国则积尸竟邑”，“鲸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举”，“妻老绝嗣”，因而使人。减而不增。
我国古代的人。状况也确是如此。据徐宗元所编《帝王世纪辑存》记载，夏代总人。为1300多万人。直到西周，人。并无多大增长，周公相成王时(约公元前1024年)人。为1371.4923万人，只比夏禹时多了约16.1万人。
到了东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人。反下降到1184.7万人。战国时期的人。很难统计，据《帝王世纪》的作者皇甫谧的估算，战国初年列国人。相加，总数约1侧余万。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据范文澜的估算，人。约有2跚万。可是秦末大动乱，到西汉建立之初，户。仅剩下十之二三，幸存者大约只有六七百万人。随着西汉政权的加强和发展，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在籍人。达到了5959.4978人，这是汉代人。的顶峰数字。可是，到了东汉末年的大乱以后，三国时期全国在籍人。又锐减为767.2891万人。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在籍人。有所回升，总数为1616.3863万人。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时，全国在籍人。达到4601.9956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为5291.93万人。但经过唐末与五代十国的大乱，到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全国在籍编民仅3.0504万户，如以每户平均5人计算，也只有1500多万人。至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全国在籍人。为4673.4784万人。
元未人。大减，至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全国在籍人。为62001万。
由此可见，在中国明朝以前，全国人。最多只达到五六千万，而且上下起伏很大。到了清代，清王朝十分注意增殖人，如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廷正式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采用“摊丁人亩“(又称地丁合一)的办法改革赋税制度，即将原来的全部丁银(人头税)摊人田亩之数内征收，这实际上取消了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的人头税制度，十分有利于繁殖人。
清朝初年，人。也不过几千万，但由于实行了以上措施，同时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全国在籍总人。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就增至2.056亿；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又增至3.33亿多；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再增至4.01亿多；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又增至4.26亿多。
在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中、前期，由于人。凋零，徘徊不前，许多学者都撰文强调繁衍人。的重要。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个别有远大眼光的学者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
例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就提出，人。太多是导致贫穷的原因之一。他说：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是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与有五子，大父(祖父)来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明末着名的科学家徐光启目睹当时人。迅速增殖的情况，也提出了“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以提醒世人注意这个问题。
明朝的通俗文学家、“三言”和《情史》的编撰者冯梦龙也敏锐地看到了人。剧增给社会造成的威胁。他在《太平广记钞·古元之》一文的批语中写道“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到了清代，全国人。已经上亿而且急增至三四亿的情况下，提倡节制生育思想的学者就更多了，例如：
着名的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洪亮吉指出目前人。增长过快，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他在《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中写道：“治平既久……其户。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这样，就会导致物质生活资料紧张，民众生活水平下降。
他说“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庭(空房)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加一倍而已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他还说，假定一对夫妇“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则比较富裕；到了儿子一代，变成“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则衣食“仅仅足“；再到孙子一代，“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则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必不敷矣”。他又说：“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忧也”。应当指出的是，以上说法把人。看成是一个变量，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却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后者也在发展提高之中，但往往赶不上人。增长的速度，而且有些因素如耕地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
洪亮吉认为，人。过多会使物质资料紧张，从而使物价上涨。他在《洪北江诗文集·生计篇》中说“五十年以前《乾隆初年)吾祖父之时，米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现今人。大为增加，而田地货财却没有多少增长，“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于是，“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这样，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大批失业，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他在同书中说“户。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如果再有天灾人祸，有些人就会挺而走险，为非作歹，从而产生“攘夺之患”，危害社会。
清代还有一位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锋，也提出和洪亮吉相似的观点。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写道“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一人者，至今(公元1855年前后)一百二十八人。”由于地少人多，“国家浮于地者数倍”，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手工业者元处就业，竟至“驱人归农，元田可耕；驱人归业，元技须人。J，”，因此他主张节制生育，认为一个国家“民不可过少”，但也“万万不容过多”汪士锋主张通过晚婚以降低人。出生率。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反复陈述早婚之害，认为许多青少年男女“每十五六皆嫁娶”，“十六皆抱子”，“年十五六皆授室”，“年三十即抱孙”。这样做的弊病很多，只能早早地生出一大批素质不高的人，使社会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主张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从而扩大两代人之间的年龄间隔，以降低人。增长率。他还主张对超生者以加重赋税的方法来处罚。他还指出，“人多而气分，赋禀而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如果实行晚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进步思想，到了清朝末年又有新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字卓如，号任公、沧江，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维新变法的领导人之一。毕生着作甚多，主要收集在《饮冰室文集》中。
他坚决反对早婚，提倡提高人。素质。他在《饮冰室文集》卷七的《禁早婚议》中说“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姻愈迟。”“优劣之数，常与婚嬉之迟早成比例。”
“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老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老而益壮。”
他在《禁早婚议》中指出早婚有五大害处：一是“害于养生”，二是“害于传种”，三是“害于养蒙”，四是“害于修学”，五是“害于国计”。
观古可以知今。古人在这个领域许多闪光的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于今天的社会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