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叙述说明许多问题：第一大臣敢于对当时的女皇帝劝谏这种事，并显露了当时的宫延淫风。第二，朱敬则讲得合情合理，如“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贤格言也”，颇能对人的性要求加以谅解，武则天多少能听得进；这也表明当时的性观念还不像后来的宋、元、明、清那么封闭、僵死。第三，武则天听了不仅不动气，还加赏赐，并以“非卿直言，联不知此”的话轻描淡写地推脱了，这也说明了武则天的气度、手腕以及不欲把丑事闹大以致造成更坏影响的心理活动。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宦官崔玄炜、张柬之等率羽林军迎太子哲为帝，是为中宗。中宗即位后，诛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迁武后于上阳宫，才恢复了李唐的命脉。由于中宗长期被废于房州，韦后和他共过患难，中宗在房州时曾对她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所以中宗复位后对韦后很放纵，而韦后可能是受武后的影响，也实行性开放主义。《唐书》五十一“后妃上“云：
及得志，受上官昭容（婉儿）邪说，引武三思（武后甥）入宫中，升御床，与（韦）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闻于内外，乃大出宫女，虽左右内职，亦许时出禁中。上官氏及官人贵幸者，皆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佼邪者候之，姿为押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
当时，和韦后相配合的还有一个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是个才女，祖仪、父庭芝被诛，婉儿随母没人宫延作奴姆。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则天时，件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踪其面而已。圣历以后，百官表奏，多所参决。中宗即位后，拜捷好专掌制命，用事宫中，以党于武氏，所以和武三思私通，以后，又把武三思荐给韦后共享，当然这是为了政治上拉拢的目的。果然自此武氏之势复振，后来计杀五王，权倾人主。同时，上官婉儿又私通崔涯，引为知政事，提曾充使开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暴卒，婉儿草遗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赏。
中宗暴卒是韦后和其女安乐公主的阴谋。当时韦后又私通马秦客、杨均，担心事泄而招大祸；而安乐公主野心勃勃，希望韦后临朝后自己能作皇太女，所以母女联合起来，于肉馅饼中放毒，把中宗毒杀于神龙殿。同时，秘不发丧，自总庶政，再由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草诏遗制，立16岁的温王重茂为殇帝。
太平公主本来是和韦后同流合污的。可是，当韦后立殇帝，作逆称制的阴谋暴露，临淄王李隆基人京将靖内难，太平公主又倒向李隆基，共杀韦后，婉儿也被斩于旗下。这时，相王睿宗即位。太平公主由于有此功勋，更加不可一世。公元712年，她企图发动政变进而登基，但被皇太子李隆基侦知，先发制人，平定了这一内乱。太平公主逃人山中，卒赐死于家，其党羽被诛的有几十人。八月，睿宗传位于李隆基，这就是有名的开元神武皇帝、玄宗唐明皇。
从这一段历史看来，一些女人呼风唤雨，操纵政局，秽乱宫廷，反反复复，这在中国古代是少见的。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宫廷秽乱，似乎达到了顶点。武则天不仅自己广置“面首”，而且给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的母亲阿减找情人，配“私夫”。韦后、上官婉儿共同私通武三思；韦后又有马秦客、杨均等男宠，秽声传于宫外。公主们的性放纵更剧，高阳、襄阳、太平、安乐、部国、永嘉公主等都有情人，而且常常是一群男宠，襄阳公主甚至跑到情人家中对其母行拜见婆母的礼仪。被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关系暖昧，路人皆知；而杨国忠出使多时，其妻在家竟身怀六甲，杨还自我解嘲地说这是夫妻情深所致，对此时人无不讥笑。在宫廷之外，一些高官及其家属的性关系也很混乱，如张亮、裴谈、裴光廷之妻都有私通行为，许敬宗的继室竟和许前妻之子有染。这类事情在唐人是如此众多，以致后世的道学家讥之为“唐乌龟”，同时又有“脏唐烂汉“之说。
对以上这种情况，要加以分析。这固然说明了唐代统治阶级的纵欲与生活的康烂，同时和当时社会风气之开放也大有关系。所谓“脏唐烂汉”，所谓“唐乌龟”，这是以后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代，而在那个时代理学还未盛行，封建礼教还未完全建立，两性关系决不像后世那么禁锢与封闭。有些事，时人不以为耻，或不以为大耻；而统治者凭借所掌握的权力，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如果这样看唐朝，也许对许多事包括朱敬则为什么敢劝谏武则天的性生活，而武则天对此又能坦然处之，就不奇怪了。
武则天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的上升时期，她又有治国才能，所以虽然由于宠幸“面首“及其他一些原因造成宫廷中的某些动乱，包括韦后和太平公主之乱，但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大。而到唐玄宗时期，唐朝就开始由盛极走下坡路了。
三、唐玄宗与杨贵妃
唐玄宗在前期还是有所作为的。他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琼为相，整顿弊政，使社会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史称“开元之治”。但是，唐玄宗又是一个嗜爱声色歌舞的风流皇帝，很贪女色。唐玄宗后期开始宦官专权，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使唐朝逐渐衰落。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帝王的纵欲，但是两者是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的。
在唐玄宗时期，后宫之盛也几乎达到了顶点。杜甫诗云“先帝侍女八千人。”
白居易则说“后宫佳丽三千人。”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嫌保守。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天宝中的宫女多达四万人。而且，唐玄宗不满足于教坊提供的声色之乐，还在宫中专门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叫作“梨园”的乐舞机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
唐玄宗和杨玉环的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宫廷艳闻。
据史籍记载，杨玉环是杨玄瑛之女，幼孤，养于叔父玄激家，为唐玄宗李隆基的第十八个儿子寿王瑞之妃（正妻），也就是玄宗的儿媳妇。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十二月，玄宗最宠幸的武惠妃病死，他很悲伤，竟觉得“后庭数千元可意者”。
这时有人启奏说杨玄谈之女玉环“姿色冠世”，足可慰情，因而即召取进见。果然，杨玉环名不虚传，不仅美丽出众，而且善解人意，使唐玄宗大为倾倒。但是，碍于儿媳妇这个名义，不能立即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策划以杨玉环自己要求出家为借，使她先成为一个女道士，法号“太真”，然后再接回宫中，让她还俗。这样做的理由是“出家“表示她以前的生活已经结束，“还俗“则是生活的重新开始，玄宗似乎就不存在侵占儿媳的问题了，只不过是爱上了一个女道士而已。
这一偷梁换柱的不光彩伎俩并不是玄宗创造的，只不过是他的祖父唐高宗李治娶武则天的翻版。前面已经说过，武则天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才人不同于一般宫女，而是属于妃娱，而且她曾“更衣人侍”，就是说和太宗发生过性关系，所以她实际上是太宗的小老婆，也就是高宗的庶母。高宗在太宗生病时就“悉”了这个庶母，太宗病故后，高宗限于名份不能直娶，于是就叫武则天出家为尼，然后再还俗人宫，并且让她做了皇后。李治这种做法表示他爱的不是庶母，而是一个尼姑。所以后人有评曰“太宗纳巢刺王（元吉）女己，而生明。明皇亦夺寿王妃，而册为贵妃。武望由尼而入宫，玉环亦由女道士而人宫。祖父子孙三代衣钵如出一辙，贻谋可不慎与！”当然，封建皇帝有贤明与昏庸之分，但在淫乐方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唐玄宗采取度道人宫的做法，说明李唐虽然发迹于关陇，赋有鲜卑血统，对儿女关防不如中原那么严格，但它毕竟是肇基达百余年的中原王朝，封建伦理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唐代皇族中，度道人道者屡见不鲜，女道士是带发出家的，比起落发的尼姑容易嫁人。那时，尚未出嫁的公主照例住在宫内，自然不能随便行动，为了能在性生活方面自由一些，当然也有一些宗教信仰上的原因，唐公主主动要求人道的很多。如睿宗的八女金仙公主、九女玉真公主求度后，搬至宫外，住进豪华壮丽的金仙观和玉真观。两个公主时常召集文人宴饮作乐，不少墨客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不乏发生暖昧关系者。
唐代公主渴望宫外的自由生活，以致度道成风。睿宗以降，玄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时都有公主人道，一朝少至一人，多至四人，多数则为两人。清初的胡震亨说“筑观在外，史即不言他丑”，即皇家女道士如不嫁人，可以享受更多的性自由。流风所及，当时达官贵人家里的女子人道的也不少。高宗时骆宾王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是一篇抒发艳情的长诗。玄宗时李白赋诗李腾空，她是李林甫的女儿。中唐诗人韦渠牟《步虚词》十九首、张继《上清词》一首，都是暗喻女道士的风流生活。
由此可见，唐玄宗安排杨玉环人道，这并不是一个特殊事例，而是当时统治阶级既想在性方面自由、放纵，又要掩人耳目的一种社会生活现象。
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淫乐生活，白居易在着名诗篇《长恨歌》中作了一些描写：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00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面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美化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描绘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什么“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既然是“夜半元人私语时”，白居易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显然这只是艺术创造。前面所引述的唐玄宗怎样纵情欢乐的诗句，主题是描写迷恋杨贵妃，实际上也从一个方面暴露出帝王的淫乐生活。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玄宗得到杨玉环后，沉洒于她的美色，宠爱异常，以致“从此君王不早朝”，朝政日非。在当时的宫中，都称杨玉环为“娘娘”，礼仪与皇后相等。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八月，杨玉环被正式册封为贵妃，那时她不过27岁，而玄宗已是61岁的老人。年龄上的不相称，虽有尊贵的身份地位，豪奢的物质享受，然而在性生活方面是难以使杨贵妃满足的，她和安禄山的暖昧事，即明载于史册。至于玄宗，也并不因为有了杨玉环而满足和专一，最明显的是他和被封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破国夫人的三个杨氏姐妹之间所发生的淫乱事情。所以，玄宗和杨贵妃之事与其说是纯真的爱情，毋宁说是一场贪色慕贵的游戏性的悲剧。
在一些古人笔记中，对这些宫延丑闻是描写得比较直率的，例如《情史·情秽类己载：
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恩遇甚深，上呼之为儿。常于便殿贵妃同宴乐，禄山就坐，不拜上而拜贵妃。上问之，曰“胡人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有之。贵妇常中酒，衣褪微露乳，帝扪之曰“软温新剥鸡头肉。”禄山在傍对曰“滑腻初凝塞上酥。”上笑曰“信是胡人，只识酥。”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馍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妇以锦绣为大褪樵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异之。上闻后官喧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之日洗禄山儿对。上自往观之，大喜，赐贵妃以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笑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官禁，或与贵妃同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不觉也。
唐玄宗和杨贵妃为了寻欢作乐，还让几百个宫女、宦官列成“风流阵”，用锦被当旗帜，互相斗闹取乐。玄宗对于被“进御”的宫人，都要在她们的臂膀上印上“风月常新“四字，然后渍以桂红膏，水洗也不褪色。以后唐穆宗也学老祖宗的样，而且变本加厉，在黑绢上写白字，白纱上写黑字，用它作衣服赐给被“承幸”的宫人，上面写的都是不堪人目的淫鄙之词，人称“浑衣”。
帝王们的淫乐生活总是和穷奢极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唐玄宗、杨贵妃自不必说，由于贵妃得宠，其三姐妹同时诺封国夫人，唐玄宗特令每月给10万钱，专作脂粉之费，平日赏赐更是不计其数。破国夫人的照夜矶、秦国夫人的七叶冠都是稀世之珍；韩国夫人节日时在山上竖起百杖灯树，高80尺，光芒盖过月色，百里之内都能望见。她们各造府第，富丽堂皇，接近皇宫，每造一堂，所费超过千万，如果见到规模超过自己的，就毁了重建。出门游玩时，各家成一队，穿一色衣服，车马仆从堵塞道路，车上装饰的珠宝价值不下数十万贯，车过之后，首饰珠翠洒落得满地都是。中唐的画家张宣曾画过一幅《破国夫人游春图》，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这种状况。杜甫也曾写下一首着名的诗篇《丽人行》，描绘三夫人的骄奢富贵：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绣罗衣裳照暮春，是金孔雀银膜麟。
头上何所有？翠为甸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披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着厌妖久未下，莺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鞋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