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程颐、程颜来说，一次，他们同赴宴会，程颐一看座中有两个妓女，便拂袖而去，而程颜却与主客尽欢而散。第二天程颐和程颜谈到这件事，很不满意。程颜却强辩说：“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元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这种厚颜无耻的狡辩以后就成为不少人为自己的淫行所作的辩护词。
当时，社会上有些反对派把程、朱之学斥为“伪学”，实在是有道理的。朱嘉大肆鼓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在宋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却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他言行不一：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等等。这真是特大丑闻，程、朱理学一时名声变得很坏。宋宁宗降旨要贬朱票的官，朱嘉吓得赶紧上表认罪，不仅承认了纳尼作妾等事，连几十年“正心诚意”的大学问也不讲了，说自己是“革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这些事都表现出朱蕉等人的丑恶与虚伪。
陈亮等人和他反复辩论多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一看政治风向不对，马上承认自己大力提倡的那一套是“伪学”，要“深省昨非”了。
宋代还有一些笔记，嘲笑迂阔道学对性的虚伪可笑的态度。有笔记载：李刚主修正心诚意之学，有日记一部，将所行事必据实书之，每与其妻交婿，必楷书某日某时与老妻敦伦一次。又记载：昔有某教官五十续弦，门生酸金贺之，人夜偷视所为，以为交合断无用其伪道学也。教官顶戴袍褂人房，移双烛于床前，将新娘扶坐床上，举手抒其裤，分其两腿，高举之，详视其私，点头赞叹，于是退三步，恭对优户长据者三，祝曰：不孝有三，元后为大，某老矣，今日不负唐突夫人，而施及下体。闻者匿笑不置。一一在理学盛行、道学家泛滥的宋代，这一类的笑话记载很多。
宋朝的皇帝们不仅不做道学家，在性生活方面和历代帝王一样，也是十分放荡的。宋徽宗暗通妓女李师师，宋理宗爱幸名妓唐安安，南宋未年的贾似道“进娼优奉帝为游宴”，都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其详细情况将在下一节叙述。南宋还有个叫王继光的人，以医药得宠于宋高宗，劝高宗服仙灵脾，即淫羊羞，这是一种壮阳药。可见即使在偏安的情况下，朝延之中仍然纵欲淫乐。
当时盛行的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本质上是对女子的残酷压迫，男子常常要求女子以死来保全贞操、名节，而男子则往往不受贞节观的约束。元朝未年有个武将潘元绍，有七妾，一次他准备迎战朱元璋的军队，由于形势危急，他怕自己如果战死，妾落入他人之手而失去贞节，就对众妾说“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脱有不宿，诚若等宜自别诀，毋为人嗤也。”
一妾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终元二心，请及君时死以报，毋令君疑也。”说完就自尽了，其他六妾也相继自尽。这七个女子可以算是“节烈”了，可是，这个潘元绍却没有“受国重寄，义不顾家”，战死沙场，最后竟投降敌军，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当然，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真道学“也不是没有。如南宋的杨邦义，当金军进攻时，他固守漂阳县，金将多次劝降，仍然坚贞不屈，城破后大骂金人而被害。他年轻时，“同舍生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焚之，流涕自责”。张咏知益州时，“悦一姬，中夜心动，绕屋而行，但云‘张咏小人，张咏小人”，始终没有越轨。宋朝还有个名臣赵拧，在担任益州路转运史、加龙图阁学士知成都时，有一天看到一个头戴杏花的妓女，颇有好感，和她逗笑说：“警上杏花真有幸。”妓女应声而答“校头梅子岂元媒？“对仗工整，赵拧对她更为欣赏。到了晚上，他动了风流之念，派待卫去传那个妓女前来侍寝。过了一会还不见来，又派人去催。他自己在屋中躁踱，忽然高声叫道“赵拧不得无礼！”传令不要去叫妓女了。这时侍卫却从幕后出来了，赵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估计相公不出一个时辰就会息了那念头的，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去叫。”据说赵芥为了彻底禁绝男女之欲，抚剑自誓还不够，甚至想出在帐中悬挂父母肖像这种怪办法来。
应该认为，在封建士大夫中还是有一些讲德行、讲操守的人，他们对性问题抱严肃态度，可能其中也有些封建糟柏，有些道学的影响，也必然存在像赵作那种理念与情欲的斗争，但是这毕竟和道学的虚伪是不相同的。
四、袁采的妇女观和婚姻、家庭思想
在人类历史上，往往是落后与进步、反动与革命、保守与开明并存的。某个社会、某个朝代、某个时期，对人们的性爱、婚姻等问题压制愈严，那么总有一些开明的、进步的思想火花作为对立面而迸发出来，也许它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是像流星一样发出了一瞬间的光芒，但是它却是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对社会的影响将随岁月流逝而日益绚烂夺目。
在宋代，理学的影响愈来愈大，统治愈来愈严的时候，袁采的婚姻、妇女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袁采，字君载，信安（今浙江常山县）人，着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和《世苑》三书，今只有《世苑》传世。他的详细事迹已不可考，《衙州府志》说他“登进士第，三宰剧邑，以廉明纲直称”。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采尝宰乐清，是书即其在乐清时所作。”
他的生卒年不详，不过书前有刘镇的淳熙戊戌（1178年）年序，由此可推知，他是和朱蕉同时代的人。
他的《世苑》分“睦亲”、“处己”、“持家“三部分。他的主要观点是：
1.极力指摘媒人的可恶
媒灼婚是封建社会十分流行的婚姻形式，“匪媒不婚“似乎已成天经地义。可是袁采目光敏锐地看出了其中的极大弊病：
古人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覆，给女家则曰男富，给男家则曰女美，近世尤甚。给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各礼，且助出嫁遣之资；给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无妻反目至于他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之言不可尽信如此，直谨察于始。
通过以上论述，袁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旧式婚姻的缺点。他说“嫁娶固不可无媒”，因为媒灼制度订在礼教之中，纯非得已，无可奈何。
2.反对幼小时议婚
古人订婚甚早，都取决于父母，甚至指腹为婚，而袁采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嫁，若论目前，悔必在后。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得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流荡不肖，或所议之女狠庆不检。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之以兴，可不戒软！
3.极力攻击婚姻贪攀门间，图谋富厚
从魏晋以来，婚姻贪攀门阀、图谋富厚一直是一种社会风气，也一直被一些持进步思想的人所反对，袁采也是如此，他认为：
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苟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他又说：
有男虽欲择妇，有女虽欲择婿，又须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痴庸下，若娶美妇，岂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丑拙狠妒，若嫁美婿，万一不和，丰为其弃出者有之。凡嫁娶固非偶然不和者，父母不审之过也。
袁采又深刻分析了夫家、母家的贫富问题会给女子带来极大的不幸：
大抵女子之心，最为可怜：母家富而夫家贫，则欲得母家之财以与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贫，则欲得夫家之财以与母家；为父母及夫者，宜怜而稍从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后，男家富而女家贫，则欲得男家之财以与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贫，则欲得女家之财以与男家；为男女者，亦宜怜而稍从之。若或割富益贫，此为非直，不可从也。
4.对因亲及亲有独到的见解
宋人嫁娶多喜因亲及亲，如苏询的女儿就是表兄妹结婚的，所以诗中有“乡人嫁娶重母党“之句。袁采论述了这种婚姻现象的弊端：
人之议亲，多要因亲及亲，以示不相忘，此最风俗好处。然其间妇女无远识，多因相熟而相简，至于相忽，遂至于相争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识而骤议亲者。故凡因亲议亲，最不可托熟，阙其礼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极于责备，则两家用致，无他患矣。故有侄女嫁于姑家，独为姑氏所恶；甥女嫁于舅家，独为舅妻所恶；姨女嫁于姨家，独为姨氏所恶；皆由玩易于其初，礼薄而怨生，又为不审其初之过者。
5.分析了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是再婚、再嫁所造成的许多矛盾
他说，做儿子的，如果父亲娶了后妻，境遇就非常艰难；做媳妇的，如果家中有小姑，日子也很难过：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远，而有后母者独不为父所喜；父无正室而有宠姆者亦然。此固父子昵于私爱，然为子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天理久而自协，凡人之妇，性行不相远，而有小姑者独不为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爱偏，然为儿妇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尊长而自悟。父或舅姑，终于不察，则为子为妇无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袁采认为，寡妇再嫁，如果原来没有子女倒也罢了，如有子女，实在难办，这正是妇女不能独立的痛苦：
寡妇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内外亲姻有高义者，宁若与之议亲，使鞠养于舅姑之家，俊其长而成亲。
若随母而归义父之家，则嫌疑之间，多不自明。
他又认为，后娶也是件难事：
中年以后丧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幼女无与之抗存，饮食衣服凡闺门之事无与之料理，则难于不娶。娶在室之人，则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后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亲生之子，岂免二心？故中年再娶为尤难。
然妇人贤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为无人，特难持耳。
袁采在这里所说的“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不是反对娶寡妇，而是指出了封建束缚所造成的痛苦。
6.认为女子苦，遇到不肖的丈夫和儿子更苦
袁采认为妇女苦，妇女暮年最苦：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为其倏忽易过，而命穷之人，晚景最不易过。大率五十岁前，过二十年如十年；五十岁后，过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妇人之享高年者，尤为难过。大率妇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侄。其既嫁之后，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孙。故妇人多有少壮富贵而暮年无聊者，盖由此也。凡其亲戚，所宣矜念。
他认为，社会要求妇女柔顺、服从，不使其干预外事，但是如果遇到不肖的丈夫或不肖的儿子时，那就可怜了：
妇人不预外事者，盖谓夫与子既贤，外事自不必预。
若夫与子不肖，掩蔽妇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荡赌博，至于霄田，甚至于商其所居，妻犹不觉；然则夫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子之需产，必同其母，而伪书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贷，而兼并之人，不惮于论讼；贷茶盐以转货，而官司责其必偿，为母者终不能制；然则子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此乃妇人之不幸，为之将奈何？苟为夫能念其妻之可怜，为子能念其母之可怜，顿然悔悟，岂不甚善！
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挽救，只有妇人知书识字，独立持家，才能使家不破不坠。袁采说：
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至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不青预人家事。唯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其焉。不然，鲜不破家。
袁采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重视妇女的独立作用和力量，这在极力压制与贬低妇女的宋代社会，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节妓业与宫廷淫风
卖淫嫖娼，是性放纵、性泛滥的一种典型表现。在宋代，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和对社会加强控制的需要，对性采取了压抑、禁锢的态度，可是，妓女业却还是在进一步发展，和前朝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这“人欲”是消灭不了的，对自然现象加以压制，其结果只能是加强，而且是病态的加强，这既是某种性文化的渊源，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一、矛盾的两极
宋代对文臣武将的控制比前朝严格得多，由于理学渐炽，吏议渐严，这种控制又逐渐从政治上发展到社会生活上。
在北宋仁宗前后就开始对官吏押妓加以限制，违者要予以严厉的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