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白马藏人供奉的最大的神是“白莫”或“白马老爷”，指四川本武的一个山峰，其下有两块三四米高的巨石，称阴阳石，又说是“臼马老爷”的侍男侍女。
四川古商县马蹄乡三道坎村，在河对岸有两座山，各有一石，一为男，一为女。当地居民求子则拜男石，求女则拜女石。
云南宁藻县二区石笋村有两石似笋，称公母石，居民多拜二石求子。峨山县太和村彝族妇女不育时，要在农历二月第一个午日于村外供两块河光石，号称公母石，然后杀猪、鸡祭祀，村民祭祀后举行会餐。第二天已婚未育者按性别分开，各抢一石，并绕大树一周，其他人则向人群泼水，祝其早育。
再如，我国新石器晚期红山文化的孕妇裸像，原始艺术家夸大了女性身体的曲线，突出了她肥硕的乳房与臀部，还有圆鼓的腹部，充分表现出对女性生殖功能的赞美和崇拜。
考古和民族学家宋兆麟认为，生殖崇拜对后世的民俗也有不少影响，甚至在民间工艺品中也有表现。如在不少地区举行的婚礼上，必在新房内贴若干红色剪纸，称为“喜花”。
山西水济地区是老年妇女剪一新娘，新娘两手上各站一鸟。
甘肃庆阳地区是剪一己婚妇女，在两腿上各爬一狗或一鸡，认为狗、鸡是多生殖的禽畜，新婚妇女也有同样的能力。这个地区还有一种“喜花”，是三人一体，有的呈孕育状，两腿分开，双臂平举，头、肩、膝上各有三对鸟，在阴部还孕育一个男婴，男婴双手各捉一兔，也有生殖崇拜、崇尚多产多育的意义。
三、性交崇拜
性交崇拜是一种较早出现的性崇拜，最初的性交崇拜和生殖并无关系，那只是种强烈的性冲动和通过性交所感受的高度的性快感使初民认为其中有神力存在，所以加以崇拜。
在几百万年的远古社会中，生产力极端低下，初民进行十分艰苦的劳动以维持生存，自然灾害的威胁、寻求食物的困苦、野兽的频频袭击，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而很少有欢乐。
那时，对初民来说，性交便成了快乐的方式。后来人们在《诗经·二南草虫》中所描写的“亦既舰上，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以及《西厢记》中所述的“浑身通泰”等关于性快感的愉悦心理，在原始初民身上已经表现出来，他们在欢快之余，认为有一种魔力作用在他们身上，于是，出现了性交崇拜。在他们还不能认识到性交和生殖的联系时，性交崇拜似乎与生殖崇拜是两回事；但以后，随着他们对性交和生殖因果关系认识的加深，这两种崇拜又逐渐合二为一，同时，人们对性交更赋予神圣的意义，性交崇拜进一步被强化。这种情况影响久远，以至于古人把过夫妻性生活称为“行周公之礼”，因为这是神圣、隆重的事；古人又把过夫妻性生活称为“敦伦”，即敦合人之大伦，也认为这是很神圣、隆重的事，完全不像后代直至现代的人们把性交看得那么污秽与下流。
性交崇拜表现在初民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在我国许多地区发现岩画，就是在岩石上刻出各种标志、符号和图画，反映出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审美观念，其中有许多岩画是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那时一切都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这些岩画对了解原始初民的生活状况十分宝贵。在这些岩画中，有大量描写两性关系、男女交合的图像，如新疆呼图壁县天山深处的岩雕画、内蒙古的阴山岩画、闽南仙字潭岩画、广西左江的崖画等，都以生动的画面表现出男女的生殖器和性交姿态例如，在广西左江发现了不少崖壁画，“壁画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人像，其动作姿势几乎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地作两手上举，两脚叉开，跳跃前进的姿势，酷似青蛙站立起来跳跃的形象。”这些壁画上的人物，一丝不挂，全部赤身裸体，连一块遮羞布也没有，而且还有一些男女进行交婿的场面。这就是壮族初民们“蛙祭”的情况。
新疆呼图壁县的岩雕画尤其值得注意，这是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炳华于1987年夏发现的反映原始社会后期性交崇拜的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城西南约75公里的天山山脉中。岩画所在的山体呈茄红色，雄伟奇特，与四周的青山翠岭形成鲜明的对比，十分显目。在东西长14米、上下高9米的岩壁上，满布着二三百个大小不等的人物形象，大者过于真人，小者只有一二十厘米。这些男女人物或卧或立，手舞足蹈，或衣或裸，身姿各异。其中男像大多清楚地显露出夸张的生殖器；女像则刻画得宽胸、细腰、肥臀，有的也露出阴部。其中有不少男女在性交。画面所见的虎、猴等动物也无一例外地或勃起阳具，或作交嬉状。这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原始人的性交崇拜。
傅道彬在《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对这组岩石雕刻画叙述颇详。在这岩雕刻画上部显示的是一组活泼女性的生命之歌，图中一群少女与猴子一起灵巧地翩翩起舞，编织着天山少女的性与爱的梦。值得注意的是在画面的左侧有个男子的形象，轮廓明显粗矿，下额较宽，大嘴有胡，胸部、臀部不及女性肥硕，有意显示着硕大的男根，勃起并指向女方。
在这幅图像的下面，居于岩雕刻画画面中心地位的是一幅特别高大的双头同体人像，有男女两个头，身体部分则交合为一，这是表现男女婿合主题的双人舞，男女合为一体，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一双头同体人的左右，则是大量的男性裸像，人数众多，集聚成群，共同的特征是勃起的男根，尽力夸张其强壮有力，强调了男性的性器特征。
岩雕刻画的最左侧显示了男女婿合的图形。仰卧的女性显露了阴部。这比女性高大粗壮的男性，斜直立，作嬉合状。这种婿合之事，其一竟是发生在猴面人身的人物之间，这猴面人身的男性生殖器伸向一双腿曲起的小猴面女像的阴部。这是一群男女的生命狂欢曲，其中男根勃起也好，女阴敞开也好，都丝毫没有在文明人那里所体会到的亵渎，而只是让人感到原始生命的纯净和热烈。
这幅岩雕刻画的右下方，除同样格调的男女人物外，还有一组隐喻男女交合、人。生殖的画面：一个男性以极度夸张了的生殖器直指一个女子，而这个女子颇有手舞足蹈的欢快状。在这一隐喻男女交合的图像下，则是两列欢跳的小人，每列二三十人不等，舞蹈动作协调一致，体现出欢快的情绪、剧烈的形体动作。这幅画应当说是揭示了整个岩雕刻画的主题，巨大的男人与女人像象征男女婿合，而下面的两列小人，则象征人丁兴旺发达、人。繁衍不息的美好前景。
在新疆呼图壁县的岩雕刻画中，生殖崇拜、性交崇拜和生殖器崇拜混为一体，但最突出的内容可能还是性交崇拜，为了性交，就要显示那硕大的男根（不是盲目显示，而是指向女性，隐喻性交），而性交的目的和结果，繁衍出那么多人00这样混在一起是合理的，因为性崇拜的这三项内容原本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我们把它们分开叙述是为了研究、阐述的方便。
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阴山的狼山地区也陆续发现一批岩画，这是大约从石器时代经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许多牧民、猎人刻成的，其中主要部分是乌拉特中旗岩画。
在这些岩画中，常有一些男女性交图，一幅乌拉特中旗的岩画，有三对男女正在性交，头向相反，上肢外伸，腿弯曲，臀部连结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些杂乱的人和动物的图像。这些岩画中还有大量的牧者和猎者的形象，大都有被夸大了的勃直的阴茎，以表示男性的雄壮与威武有力。在乌斯台沟和桌子山岩画中，还有一些直接描绘男女生殖器的图形，有些人面像居然也和男女生殖器相差无几。这都说明在那个时期原始初民们对性与生殖的重视和崇拜。
类似的岩画在闽南也有。如汰内仙字潭畔的史前人类的岩画，多以有元凸出的阴茎来区分男女。有一组距地最高、具有俯视统领之势的岩画，表明部落首领及其妻，两者明显地有尊卑高下之分，说明那时已进入父系社会。
还有一些岩画表现了集体的性爱舞蹈场面，气氛很热烈。在这一对对裸体男女舞者的图形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马蹄形的圆凹：一个男子骑跨在圆凹上，身上遗出一个小圆点，这应是一幅性交射精图。在古代岩画中，马蹄形圆凹是和性崇拜密切关联的，奥克拉德民科夫在谈到岩画时曾说“应当注意这种‘蹄子图形的凹档，仿佛表示阴道。在某些图形上有似乎无关紧要的横带，把‘蹄子从中间分为两半，短的垂直带子象征男人与女人的结合。”
此外，在一些出土的青铜器、铜器、陶器、砖刻上也都可以看到初民的性交崇拜对后世的影响。例如我国古代有一种叫“玄武”的图案，常出现在古建筑物上，这种图案一直被认为是龟蛇合体的灵物，可是据考证，它其实是蛙蛇合体，蛙象征女阴，蛇象征男根，所以“玄武“实在是男女性交合的象征物。又如佛教密宗法器“大圣欢喜天”等男女合抱性交的塑像，也都是性交崇拜的遗迹。直至现代，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以男女性交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的现象仍有存在。
在这个问题上，民族学的有关资料也不胜枚举。例如贵州布依族常在石棺石碑上刻双鱼形图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双鱼圆月图，即在圆月里有两条对称交尾鱼；另一种是中央为凹腰葫芦，两侧为对称的两尾鱼。据该族解释，对鱼表示交尾、交婿，而葫芦象征多产。
苗族有一种蜡染床单，是供新婚夫妇用的，中央为一面铜鼓，周围有四组对鸟，在各组对鸟之间又各有一对蛇抱一个葫芦，在对鸟和蛇之间又各飞翔一只蝴蝶。据该族老人解释，蝴蝶是祖先，葫芦代表多产，而对鸟、对蛇则象征交嬉。
宋兆麟曾经指出：在我国沿海蚕农地区，每逢庙会时节，未婚男女要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以与异性相挤而感到荣光。
不仅如此，“未婚的蚕农姑娘则非常希望有哪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小伙子去摸一摸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习俗认为未婚姑娘在轧蚕花时被随便哪一个小伙子摸了乳房，哪怕只是碰一碰，也就意味着她有资格当蚕娘了，而且，她家今年的蚕花也就一定兴旺。”这就是说，有了这种行为，表明“蚕花奶奶“已经成年，可以像哺育儿女一样去哺育蚕儿，促进蚕业丰收；而且，男子摸了她的乳房能刺激乳汁充足，滋育蚕儿茵壮成长。摸乳房也是一种性行为，“摸蚕花奶奶“实际上是性交崇拜的延伸和变形。
总之，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文化实体，任何社会现象都是由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文化方式所决定的，因此，可以把初民的性崇拜现象归结为一种原始文化方式的产物。初民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和自然条件极其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作生存斗争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维持生命和繁衍生命的需要来得更直接和更迫切了。为了维持生命，他们要从自然界觅取食物；为了繁衍生命，就要性交。因此，他们的性崇拜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创造生命快乐的讴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初民的思维能力极不发达，致使当时的文化还处于蒙昧状态。他们无法理解大自然的变化，也无法理解人类本身生命的诞生和男女性交而引起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他们既依赖于自然，同时又对自然力量充满了恐惧，而依赖和恐惧都是产生宗教的前提。于是，人类的原始宗教一一自然崇拜就在初民中逐渐产生，而性崇拜作为自然崇拜的一部分也同时出现了。”如果我们考虑到最初创造宗教的人具有很低的道德标准，是迷信、残忍、不文明和粗野的，我们就会懂得他们不可能产生比他们自身具有的更高的道德水平的宗教。起初，性崇拜在意图上是纯洁的，完全不具有我们的宗教所具有的不纯洁或诲淫的观念。原始人实行的这些礼仪在我们现在看来元异于下流，但他们实行时却没有任何不纯洁和不虔诚的念头。”
第三节群婚与杂交
在人类历史上，在远古时代，人类有过一个漫长的群婚与杂交阶段，对于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忽略了。到了19世纪，在这个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突破，巴霍芬、麦克伦南等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最突出的是美国学者摩尔根，他深入印第安人的部落，在那里与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了40年，从他们的一些原始习俗、亲属关系以及其他方面分析、推断出初民群婚与杂交的性生活状况，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赏，恩格斯认为他的发现“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虽然，至今还有一些学者对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群婚与杂交表示怀疑和提出异议，但是总的看来，应该说这个观点还是比较确凿可信的。
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所着《古代社会》一书加以充实、发挥，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出了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四种婚姻家庭形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与其相对应的是血缘婚、伙婚、对偶婚、单婚。血缘婚、伙婚是有限制的群婚，前者限制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性交关系，后者又进一步限制了兄弟姐妹间的性交关系，而对偶婚则是从群婚向单婚的过渡。这里，可以看到人类在性问题上的进步，其推动力量主要是人类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逐渐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从而对性交加以限制；此外，自然选择也发挥很大作用，凡是不加以这种限制的初民群体其后代体质赢弱，逐渐地趋于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