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生活在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养育并塑造了四川人的性格。
四川人创造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反过来又影响了四川人的风俗习惯和地域国民精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想了解这方人的特性，我们就需要先来看看这方水土。
1.巴蜀地域特点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
四川盆地，古称“广都之野”，适宜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这里自古即是山清水秀，葱荔绿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农耕的美丽富饶之地，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巴蜀地形复杂多样，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诸种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东部盆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潮不易入侵，夏季焚风现象显著，具有冬暖、夏热、春旱，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秋季多绵雨的特点。“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征。重庆市因云雾多而被称为“雾城”。西部高原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因而气候变化很大，有多种类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的特点。
巴蜀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带来这里生物圈内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其植物种类比整个欧洲还多，是珍稀动植物的宝库。资源植物约有4000多种，其中珍贵的有古老的珙桐、连香树和水青树，有水杉、银杉、冷杉、云杉、银杏等高大乔木，有古老的铁树——苏铁，有各种杜鹃和花楸，不同时令开不同颜色的山花，烂漫幽香。还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40多种竹类灌木层，是珍贵动物大熊猫生活的“粮仓”。
巴蜀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野生植物，其中单是中草药就有约4000种，川贝、虫草、川连、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药材更是驰誉中外，在全世界的中药市场上，“川广药材”有着重要的地位。
巴蜀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列入国家保护范畴的珍稀动物有55种。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扭角羚是森林、灌丛和草甸之间的游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头似马但嘴有羊胡须，肩似驼但尾似鹿，被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夏勒命名为“六不像”。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兴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至今，巴蜀还受着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恩惠。
在巴蜀地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桑蚕漆蜡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传统的形成。
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国”，历史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只要跨出盆地，东出三峡，便与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中心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
所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四川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四川人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
2.巴蜀黄历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历史上范围还要大些。在盆地地貌图上，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我们可以划出盆地内部西、中、东三个部分：
西为川西冲积平原，是四川全省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成的四川平原为最大，为盆地中农产最盛、人口最密区域，古称“华阳之地”，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区域。
中为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农业区。
东为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这里的川江两岸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区域。
大致说来，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称为蜀，盆地东部（即习称的川东）地区称为巴，而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则又通称为蜀。不过，巴蜀的地域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巴蜀文化区以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大体上相适应的。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文化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
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游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入川东即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
而在殷墟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中则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
楚汉相争时，刘邦夺取天下所恃的经济来源主要在巴蜀。西汉前期，巴蜀的经济实力已位居全国之首，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那时的巴蜀“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汉家食货，以为称首”。
东汉时，西蜀人口已有39万，与京城长安的人口已不相上下。《后汉书》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中兴时代，而当时“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推扬、益”（卢求《成都记序》）；或者说“扬一益二”（司马光《资治通鉴》）。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成都）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而成帝业。”西蜀历来是富庶之地，安乐之乡，易守难攻的险固之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道尽了蜀地数千年来的治乱形势。
唐朝的成都“土地沃美，人士俊义，一州之望”，已成为全国最大城市之一。“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新唐书》）。成都还是全国的造纸中心，“益州麻纸”是官方指定的公文用纸。
到了宋代，成都出现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当时成都人口占南宋的近四分之一，而财赋收入更占南宋的三分之一。时人曾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四川、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四川。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199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重庆市从四川省中分割出去。
3.“四川人”祖先的演化足迹
“四川人”就是指以一定地缘、血缘和文化为纽带，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将众多民族同化为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精神，并获得文化心理一致性的民族群体。那么，四川人的祖先是怎样从遥远的年代走向我们的呢？
据考古发现，在四川巫山县大庙镇的一个洞穴里找到了大约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古人类化石。这时的“人”已可以直立，脱离了“猿”的属类，开始走进人类的生活范畴。照这样看来，巫山人应该是四川人最早的族群，也是四川人的始祖。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10万年之前起，“智人”们便开始了分散性的文化创造。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10000年之前，史称旧石器时代。发现于四川资阳黄鳝溪的资阳人化石，已被证实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在这个阶段上，与陕西大荔人、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等相并列。这说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四川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
随着广元营盘梁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巫山大溪遗址、广汉三星堆文化一期、西昌礼州遗址，成都市青衣江、岷江上游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先民们在盆地四周，从事以农业为主，兼及渔猎、采集、畜牧等经济活动的脉络日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