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现在，有了差别，并不是文学规律发生了变化，而是作家素质和观念，发生了变异。所以，我虽有所照顾，既不提作者姓名，也不标病句出处，也未能得宽容。”（《曲终集》一〇六页）
孙犁所感叹的“未能得宽容”，是有事实根据的。一开始，那位以为孙犁是存心讥讽他的散文名家在天津《今晚报》上着文，反讽“开罪他的”孙犁。见有“刻薄”之名的孙犁对此不置一词，又喋喋不休地写文章整整三年都在叨叨这件事。先是着眼于文坛“大事”，后又开始对孙犁的老年生理机能进行嘲笑，看架式仍有没完没了之势。孙犁终于忍无可忍，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改讫一篇《“病句”的纠缠》，同日又写一篇《当代文事小记》，予以义正辞严的回驳。九月一日至四日，孙犁“病句”仍然纠缠在心，每日回敬一篇，篇目分别为《文场亲历记摘抄》、《我和青年作家》、《我与文艺团体》、《我观文学奖》。直到九月十九日、二十日，孙余愤依然未消，相继写下了《反嘲笑》、《作家的文化》两篇文章，予以外科手术式的教训。至此，那位散文名家与孙犁的局部战争暂告一段。
孙犁的这八篇论战文章真是绝妙。绝妙之处当然不只仅限于回敬那位散文名家，而是警醒我们整个的青年一代。本来孙犁已将耕堂读书当作身心事，非口舌事，非笔墨事，但文人好骂、也被人骂亦是无可奈何的事。孙犁是不骂人之所不忍骂者，好骂人之所不敢骂者，而我们则恰恰反之。读这组文章，真是快哉！被骂者，如我等之辈，亦不冤哉。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中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并非汉魏之际，也不必恰如那时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既‘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模模糊糊的恶口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由一句病语引起的你长我短，孙犁确是出了一口恶气，也当了一回“不被轻”的文人，但这好像并不是孙犁的本意。就拿孙犁自己的体验来说：“第一，写文章，有形无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写到朋友，只用颂体；第二，当前写文章，贬不行，平实也不行。只能扬着写，只能吹。”孙犁自己有了经验，尚写了文章“四处推广”，自己却记写不记打，只能是自己找不痛快。另外，和青年作家的关系，孙犁也有深刻的体验：“凡是提了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后的关系就冷了下来；凡是只说了好处，没有涉及坏处的，则来往的多了一些。”既然如此，我看孙犁新结的这段恩怨也有自己的“过错”。一是错在“只考虑话应该如何说，从不考虑人家如何听”。如此这般，被人明讥暗讽，咆哮诟骂，也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了。二是错在人家并没有登门求教，拜您为师，您就驳其悖谬，大发感慨。既然不是门人弟子，让人把您当九斤老太看不说，还用慈禧太后的“名言”和行止来回报——“谁给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何苦来着。三是错在两相交易，您该揖让而退才对。全社会尊老，您当老的也得爱幼，要不这就叫不公平。再说老年应该谋善，人家青年谋点名，中年谋点利，没有功成大名的老年想倚老卖老，您还看不惯，气不过，指出病句，这跟王海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砸人家饭碗如出一辙。难怪人家要奋起反击，打假英雄反而被打，也就不足不奇。白居易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当该重诵。四是错在表面上看散文名家之患在文有不通处，而往内里想，却是您老先生之患在世道不通。“一字师”尚有，但不很多了，因一句话而树敌的例子倒是司空见惯。
通读孙犁的《曲终集》，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现在的文坛，错了也不宜说。不说，万事皆上品，说了，有你的找头儿。像金性尧当年给鲁迅写信、寄稿子，要求给改一改；张爱玲寄《秧歌》给胡适，被找出不通的两处后，感激得说不出话来的人与事，现在是只能看，只能想，而绝不能做了。
（《大公报》，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5、拷问灵魂的《思痛录》
我没读过韦君宜的任何小说，包括她在病床上写就，新近出版的反映抗日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走上革命道路后，心灵和风雨历程同有展现的《露沙的路》。但她的回忆录《思痛录》，我是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后，买到就读的。不读小说而读回忆录，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人已渐渐意识到，虚假繁荣的文艺作品如同泡沫经济，远不如真实可信的生活回忆给人以或是“原来如此”，或是“感慨万千”来得亲切可靠。而韦君宜的《思痛录》一出版即又重印，除了再次印证了读书界这一阅读心理的变化外，更在于她是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次年就参加了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又积极投身到“一二·九”运动之中，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宣传口上屡受延安时期的上级领导赏识的“红人”，更是文学战线上替中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出版物把关的重要人物。其间虽隔三岔五地有没弄清领导真正意图的“错事”和“是非分不大清楚”的事发生，但她的那些延安老领导、老上级总是在她事发后，能放她一马，官复原职。以韦君宜这种从小革命的资历，长期在文学重镇担任领导的资格，晚年能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反思从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尚有的历次整人运动，用拷问自己灵魂的现身说法和史料披露，名标青史，绝不过分。
关于我们党、我们国家对知识分子历次错误的整治运动，每个经历过那些运动的人，不妨都可以把错误或灾难归结到那个历史时期的某些领导人身上。但道德和良知的期许，又将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责任分为上限和下限。受操纵和蒙骗，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奉命行事的人可为下限；能洞悉真伪，明辨事非，思考对错，独善其身者可为上限。在经历了那种举国狂热的政治运动之后，事实已证明绝大多数人的道德上限期许是靠不住的，下限则是异常的普遍。这就给我们每一个亲历过、参与过这些整人运动的人，提出了一个道德和良知的设问：我对这些愈演愈烈的灾难到底该负何种责任？遗憾的是，“文革”已经整整结束三十年了，众多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自己的道德和良知更多地选择了宽恕，更多的是批判控诉“反右”、“文革”对自己的迫害，而绝少反思自己也直接或间接迫害了别人，直至使一场场政治运动，发展到不可避免的民族大灾难。当然，让一个人的意志统治了全国人民意志而发生的灾难，让每个参与了那种人斗人、人整人的人，用道德和良知来承担历史的责任是不太公平的。但对人的道德和良知的下限，有一个全人类都在通行的标准，那就是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为了不再重蹈这种灾难的覆辙，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忏悔，甚至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向盲从、违心批判过的每一个人道歉，就是一个人是否觉醒，是否承担一份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的具体体现。巴金最早这样作了，现在韦君宜也这样作了。可惜，这样作的人和这样反思自己作品的人还是少了一些。我想，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向韦君宜这样，痛思自己的愚昧，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才会如韦君宜所希望的那样：“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思痛录》是韦君宜经过十几年痛苦的回忆、反思，并思索了她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才陆陆续续写出的。从一九八六年写出，到一九九八年才得以出版，这“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版的后一个十几年，又给她带来多少新的痛苦、反思和思索……现在好了，不至于在她身后还在为这本书“思痛”。在韦君宜将这本如同镜子一样的书，摆放在每个参与了“文革”期间种种丑行的人的面前时，我们还应特别感谢牧惠先生，为这本分量沉重的书的最终出版，对书稿所作的完好保存，对出版此书的不懈努力，以及交付出版前所作的检核、增删与补充。只是不知读过此书的每一个人，若有韦君宜同样的某段经历和相同的思索，是不是也该写写自己与此相关的回忆？不为别的，只为道德和良知的期许：可以原谅，但不可以遗忘！
（《太原日报》，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6、刘心武“梦诗”情有可原
刘心武梦黄山谷诗为己得，且再等“巧梦”凑“下联”，之所以误梦失手，我以为是他附合“作家学者化”之说，又身体力行，连篇累牍地撰写《红楼梦》新解之文，以求博学，进而走火入魔所致。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过去有，如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闻一多、郁达夫、朱光潜、杨振声、郑振铎、俞平伯、吴组缃、钱锺书、谢冰莹、苏雪林等。这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先当教授，后又成为作家的；一是先以作家闻名，后又当了教授的。但不管哪种情况，国学根柢都相当好。现在可不多见，如有，也是凤毛麟角。倒不是今非昔比，而是现代分工越来越细所致。就拿以刘心武为代表的新时期这批作家来说，成为作家之前，为数不少是在中小学任教，因了一两篇轰动一时的小说，各自纷纷放下教鞭，先是成为各省市文学期刊的编辑，而后索性从事专业创作，再后来又赶上职称评定，成为相当于教授一级的作家。这种作家的历程，基本上已成了毫无正儿八经学者可能的定式。有自知之明的作家，选择一个自己所熟悉领域内的课题进行研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或研究权威，亦是自觉自愿的事；感觉良好的作家，继续以他的作品说话，也不失其作家的地位，读者依然会买他的账，党和国家也会继续承认他，不会把他这一级作家怎么样，非要他具有真正的教授水平不可。偏偏王蒙先生不知怎么有感于如今作家们的学养不够，指出了作家要学者化的努力方向。于是乎，响应者纷纷。
作家学者化，本没有错。错的是现在的作家如何“化”得了。时代不同了，体制不一了，在一些大小作家的眼里，教授的地位和风光怎能和作家同日而语？这种良好的感觉虽然与日俱增，但面对一批老中青教授学者撰写的散文小品，或学术专着对文坛的强烈冲击，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原属作家们的读者，纷纷移宫换羽，这些作家们表面上宽容镇定，我行我素，内心里其实比谁都着急，都清楚：作家的风光是一回事，教授学者们的真学问是另外一码事。不然，如何解释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开始作教授学者的功课，备教授、博士后导师的讲义？这以扎堆在“红学”里乱搅一气最为显着。“红学”作完了，还得继续爱惜自己的羽毛，于是诗词曲赋又成了这些作家的热门论题。无奈，这门功课可不是凭一日之功便可作的，硬作就不免露出硬伤。别说是“扎猛”弄弄的作家，就是真正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人学者一不小心，亦难免有走眼失误的时候。先举近代的一例说起。
现在成为掌故小品、旧知史事顶尖写家之一的周劭先生，在一九三五年《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诗话》一文，其中在引唐代诗人张继的名诗《枫桥夜泊》时，将起首两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错写为“枫落乌啼霜满天，江火渔船对愁眠”，十四个字里错了三个，这还了得。与周劭先生同属乡党的唐弢先生见后，马上以《从诗与现实说起》一文，指出周劭先生的误记。那时的作家学者也真有一股令今人敬佩的认真劲，周劭先生自认下笔疏忽，但不甘就此罢休。先是以自己之文的主旨谈起，批评唐弢先生并不曾细看他那文章命题的意思，却强牵到诗上头去，后是找到了张继诗的“江枫渔火”四字，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的古本作“江村渔火”的可辩之据，于是又撰一篇《张继诗》开始了正面回敬。周劭先生认为“江村”、“江枫”，博洽如俞曲园老人都不敢定评，于此可见渊博之难。而你唐弢“吹毛求疵”，却是件易事；你唐弢根据坊局的书本而给我指出错舛，但我根据俞曲园老人的“千金一字是‘江村’”，也可证你唐弢据今本诗集自认为是对的，也是靠不住的。两人因一首诗，就这样你来我往了三个回合，最后终以周劭先生给唐弢先生的几封认错信而收场。我之所以引述这段文人旧话，是为了说明写文章，作学问，引征旧籍，难免笔误，但不能太离谱。太离谱，连强词夺理的权利都没有。
再以刘心武错梦了黄山谷的诗为己有的黄山谷为例。黄山谷也有笔误，但这笔误却误得尚能成为“诗话”，可见还没离题万里。据《王直方诗话》所载：韩存中云：家中有山谷写诗一纸，乃是“公有胸中五色笔，平生补哀用功深”。此诗本用小杜诗中“五色线”，而却书云“五色笔”，此真所谓“笔误”。（杜牧《郡斋独酌诗》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
巧的是黄山谷也有“梦诗”的事。据《洪驹父诗话》“山谷记梦诗”所云：“众真绝妙拥灵君，晓然梦之非纷纭。窗中远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裙。借问琵琶得闻否？灵君色庄妓摇手。两客争碁烂斧柯，一儿坏局君不呵。杏梁归燕空语多，奈此云窗雾阁何！”余尝问山谷，云：“此记一段事也。尝从一贵宗室携妓游僧寺，酒阑，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晓然梦之非纷纭’之句。”而黄山谷的“梦诗”，记的只是自己的一段“花花事”，并无移花接木，痴人说梦的话柄可说。而刘心武错梦黄山谷诗为己得，实在是太离谱了。
此外，让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刘心武怎么连“对子”的平仄关系都不曾发现。如果说梦中得诗系潜意识，可梦醒以后，总得回到现实中间，或用笔，或用电脑将梦中所得的“上联”写出或敲出呵！稍有旧诗常识的人都会发现，“江湖夜雨十里灯”明明是下联，可你刘心武却在不是美梦的时候，还认为自己得的是“上联”，且梦想再等“下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句公道话，我绝对不相信刘心武连这点常识都不具备！如果不是他故意游戏编辑、读者，故意作践自己，那么，我也只能以刘心武系走火入魔而惋惜他了。
（《中华读书报》，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日）
7、蒋子龙缘何会有“左派”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