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好政府主义”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〇,四,十七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〇,四,十九
“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一九三一年
沉滓的泛起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现在可以说能打仗的,是要操练久不想起的洋枪了,但也有现在也不想说去打仗的,那就照欧洲大战时候的德意志帝国的例,来“头脑动员”,以尽“国民一份子”的义务。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记得了文天祥,岳飞,林则徐,——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
先说一点另外的事罢,这叫作“和平声中”。在这样的声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据说还告诫青年,教他们要养“力”勿使“气”。灵药就有了。第二天在报上便见广告道:“胡汉民先生说,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并劝勉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这样的宝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张旧影片,将探险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两亲家游非洲》。
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终于“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六卷七号)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和《艺术三家言》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不成。这恐怕不必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未必会相信。没有法子,只得再加上两个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爱国文艺家所主宰的《申报》所发表出来的——
十月五日的《自由谈》里叶华女士云:“无办法之国民,如何有有办法之政府。国联绝望矣。……际兹一发千钧,全国国民宜各立所志,各尽所能,各抒所见,余也不才,谨以战犬问题商诸国人。……各犬中,要以德国警犬最称职,余极主张吾国可选择是犬作战……”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谈》里“苏民自汉口寄”云:“日者寓书沪友王子仲良,间及余之病状,而以不能投身义勇军为憾。王子……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余立行试服,则咳果止,兼旬而后,体气渐复,因念……一旦国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壮志,灭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风马牛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
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 Oop》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Love”。
《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于今年出版”了。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一九三一年
柔石小传
柔石,原名平复,姓赵,以一九〇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的市门头。前几代都是读书的,到他的父亲,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营小小的商业,所以他直到十岁,这才能入小学。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师范学校;一面为杭州晨光社之一员,从事新文学运动。毕业后,在慈溪等处为小学教师,且从事创作,有短篇小说集《疯人》一本,即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回乡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的压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乡村发生暴动,失败后,到处反动,较新的全被摧毁,宁海中学既遭解散,柔石也单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艺。十二月为《语丝》编辑,又与友人设立朝华社,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出版的有《朝华》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艺苑朝华》五本。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〇年春,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柔石为发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也为基本构成员之一,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先被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五月间,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学上的成绩,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未印,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及《丹麦短篇小说集》等。
一九三一年
习惯与改革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一九三〇年
宣传与做戏
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
这宗话,影子是有一点的。譬如罢,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
不过,这些究竟还有一点影子;究竟还有几个学堂,几个博士,几个模范监狱,几个通电,几套军装。所以说是“说谎”,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例如杨缦华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我以为应该这样就拉倒。现在回到寓里,做成文章,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且又将那文章送到中国的《申报》上来发表,则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难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还是以为中国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像的还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一九三一年
以脚报国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兴。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