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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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舒庆春，字舍予，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父亲是保卫紫禁城的一名护军，老舍两岁的时候（1900），八国联军打北京，他父亲在保卫皇城的战斗中牺牲。父亲死后，全家只有靠母亲给人家缝缝补补挣钱糊口。老舍后来上学读书一直是靠一位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后来当和尚，号宗月大师）救济，他还曾因交不起学费从北京市立第三中学转到了免费供应食宿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20岁的老舍先是做了小学的校长，后来又被提升为劝学员，算是公务员，生活上相对有保障。老舍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与其他五四一代作家有区别：他不像那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留洋学生，骨子里充满反叛情结，贫穷的底层市民得到工作就特别珍惜，也很容易满足，每个月一百块的薪水也使他能够过上比较丰裕的生活，除了孝敬母亲外，老舍说：“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也学会了打牌。”[1]他对小市民的生活极其了解，三教九流都认识。独特的下层生活经验使得老舍的创作也成为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端。
我们讲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立场，老舍与这样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有距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老舍没有太大的影响。老舍的创作资源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民间社会，那时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知识分子的眼界，他们看重的是西方的文化，所持的价值标准也是来自西方。五四知识分子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新世界，并且用这个世界作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批判民间文化。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批判国家权力，一方面要教育民众，这是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俯视民间的位置上讨论民间问题，把一个隐蔽在国家意识形态下尚不清晰的文化现象轻易地当作一个公众问题去讨论，这当然很难说能够切中要害。我读过一篇博士论文，作者谈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鲁迅写乡村世界，所有小说里的人物都活动在一些公众场合，如河边、场上、街上，他从来没有进入农民家庭，除了《故乡》是写自己家里，但不像写普通农民的家庭，鲁迅始终是站在公众场合看农民生活的。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对农民生活的了解并不很深入，对于民间的悲哀、欢乐的感受也是间接得来的，五四时代的民间叙述往往是给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做注脚的，它们并非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民间世界的真实展示。
民间总是处在被压迫、被蔑视的状态，国家的权力意志经常强加于民间，使得民间原本的秩序被改变，独立因素也变得模糊不清，知识分子对它的真正展示其实非常困难。比如长篇小说《白鹿原》，就写了这样一个被遮蔽的民间世界：辛亥革命以后，皇帝下台了，族长白嘉轩向朱先生请教怎么办，朱先生帮他立了一个村规竖在村头。当国家混乱的时候，民间社会就用宗法制度取代了国家权力，由一个头面人物代表国家立法，这有点像上帝和摩西在西奈山定下的戒律，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法规还是代表了国家的意志，真正的民间最活跃的生命力（如黑娃之流）仍然被压抑在沉重的遮蔽之下。但是，尽管民间被压制，民间文化还是存在的，不过它是散落在普通的日常的民间生活中，要真正很好地展示民间，需要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说的去“解蔽”，否则知识分子虽然写的是民间故事，但实际上仍然是变相了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有去掉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遮蔽，才有可能进入到丰富的民间世界。但这个问题从鲁迅到陈忠实，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老舍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外的一个另类，他的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写民间世界的高手。老舍的小说里所描写的大都是老北京城里的普通市民，他笔下的人物活动在山东、欧洲、新加坡等地，但人物的语言、生活方式也脱不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痕迹。北京市民文化与海派文化不同，海派文化基本上是在殖民背景下形成的，石库门房子里住的大都是洋行的职员，也就是现在的“白领”，他们向往现代化，向往西方，有殖民地的精神特征；而老舍的市民全都是土生土长的市民，所谓的都市是皇城根传统下的都市社会，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但社会在发展，再古老的地域也会有现代性侵入，在新旧的冲突中，老市民因为太落伍而显出“可笑”，新市民因为乱学时髦也同样显得“可笑”。老舍笔下的人物就是突出了那种可笑性。老舍的市民小说里也有批判和讽刺，但与鲁迅描写中国人的愚昧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愚昧”这个词表达了典型的启蒙文化者的态度，有嫌恶的成分，而老舍的批判就比较缓和，不是赶尽杀绝，而是要留了后路让他们走的。老舍笔调幽默，他对人物那种“可笑”的揭示没有恶意，可笑就是可笑，再坏的人也有好笑好玩的地方，老舍对他们也有几分温和的同情。他曾经说过：“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2]
但是老舍这种写法很为当时的新文学作家看不起。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是忧郁型的，他们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往往在写作中长歌当哭，而老舍这样一种用幽默的态度来处理严肃的生活现象，在他们看来未免是过于油滑的表现。所以直到现在，许多老先生谈起老舍总还说他早期的创作是庸俗的，胡适、鲁迅对老舍的作品评价都不高，他们与老舍的审美取向、生活取向都不一样。老舍自身就是市民社会中的一员，他作品中的爱与恨，同市民社会的爱与恨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市民阶级的情趣。他与五四一代大多数作家很不一样，后者一般都反对国家意识形态，主张对民间文化要启蒙和批判。而作为市民阶级的代言人，老舍并不反对国家，严格地说，老舍还是一个国家至上者。市民阶级眼睛里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与国家秩序，国家秩序比利益还要重要，利益太遥远，而有秩序，才有安定太平，市民才能顺顺当当地生活下来。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为什么不写那个时代的大主题？因为她根本就不看重国家，而看重的是国家秩序，至于这个国家是什么性质，他们不管。他们骨子里是国家秩序的维护者。老舍和巴金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巴金所攻击的都是代表国家制度的势力，他从理性出发，攻击旧制度、否定旧的社会秩序；而老舍是从感性出发，把他所看到的、感受到的社会、人物写下来，他的坏人也是普普通通的坏人，像流氓地痞、军阀官僚，甚至是坏学生，都是秩序的破坏者。
在这样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老舍对待社会动乱以至革命的态度都是比较消极的。作为一个市民，对社会动乱有一种本能的抵制。老舍是五四一代作家中少有的一个不喜欢学生运动的人。他的小说《赵子曰》写学生运动，学生们把老校工的耳朵割掉，打校长，破坏公共财物，与“文革”时代的红卫兵运动差不多。老舍年纪轻轻就做过小学校长，从他本人的立场，学生造反当然是不好的。他所谓的坏人，也都是一些不好好读书、惹是生非的家伙。这也显示了老舍对那些社会运动的态度。但在长期的文学写作中，他渐渐地受到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开始睁开眼睛面对现实，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糟糕的现状，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状况，对老舍的刺激很大。他本来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希望国家安定、有秩序，人民安居乐业，但他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这样的心理下，他写了一部《猫城记》。他放弃了幽默，改为讽刺，开始向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和批判传统靠拢，这是老舍第一次严厉批判中国社会，这种批判包含了他的绝望；这是一个小市民的绝望：对革命、反革命，统统反对。老舍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和批判传统，但又是站在传统市民的立场上阐释他的政治主张，结果是两面夹攻，左右都不讨好。
接着老舍又写了《骆驼祥子》，这是他的扛鼎之作。老舍曾对人讲：“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写它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但他教书教厌了，想做职业作家：“《骆驼祥子》是我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地做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这部书也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在心中酝酿了相当长久，收集的材料也比较丰富，而且是在比较完整的一段时间内写出来的，状态也非常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态度有所转变，“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地去写”，在语言上他也有追求：“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3]
《骆驼祥子》是以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为描述对象的小说。中国传统小说很少是写一个人的故事，如《红楼梦》写了一大群人，《水浒》一写就是一百零八将。中国小说的名字很喜欢用“梦”或“缘”，尤其是“缘”。两个人才会有缘。西方的小说正好相反，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成为书名，如《浮士德》《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堂·璜》等等，可以把笔墨集中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进行深入的挖掘，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以一个人的命运为主的小说往往含有非常强烈的时间观念，一个人的时间过程也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时间意识与生命观念糅合在一起。中国传统的小说因为强调几个人、一群人，更多的是强调空间的场景。老舍的小说创作是阅读欧洲小说开始的，他写的是中国的市民社会，但小说形式和观念更多的则来自西方小说。[4]《骆驼祥子》以一个人的名字为书名，也是接受了西方的观念，集中写出了一个人从年轻力壮到自甘堕落的整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时间的演变。通过人的生命过程，把文化历史带进去，他也就是接受了西方所谓的“典型性格”、“典型环境”的方法。
《骆驼祥子》的主题和故事内容都是非常悲观的。老舍早期的幽默、滑稽为五四新文学的“悲情”所替代，他写了一个人的一生从肉体的崩溃到精神的崩溃，写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个人主义走到了尽头。这个“个人主义”与“五四”时期流行的“个人主义”不一样，是指一个人力车夫靠自己的体力劳动生活的意思。一开始，祥子认为他有的是力气，可以自食其力，这是农民到城市后的原始正义理想。他从农村到了城市，从农民成为一个人力车夫，就像农民想拥有自己的土地那样，希望攒钱买车，然后越买越多，最后做“人和车厂”刘四爷那样的老板。但是，现实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实现这种理想的保障。老舍没有写到制度的问题，而是写他们地位太低，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小说里面有个人力车夫说了一句话，我们都像蚂蚱一样，没有能力使自己发达起来。那个孙侦探，本来不过是个兵痞流氓，不过是吓唬祥子，这纯粹是敲诈，但他威逼说，“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这个人本身地位也是很低的，但在他眼里，祥子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祥子的理想一直是靠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小说就写到了一个二强子和一个老马，他们都曾经年轻力壮过，后来慢慢地老了。人力车夫的收入非常低，社会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所以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生儿子，儿子快点长大，来顶替自己，使自己有所保障。可是由于天灾人祸，老马的儿子死了，后来他的孙子也死了，他就沦为乞丐。二强子的儿子很小，只好把女儿卖了。老舍提供了非常现实的社会内涵：人力车夫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都不足以与之生活保障，那么，人力车夫年轻时辉煌了一阵子以后，很快就是遭遇可悲的下场。有人说，老舍写的故事太苦，太没希望了，[5]但老舍当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在这里，小市民的乐天知命的乐观主义已经被“悲情”的启蒙精神所取代。
（本文作者陈思和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本文选自他的课堂讲义《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有删节。）
注释
[1]老舍《小型的复活》，收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21页。
[2]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收《老舍研究资料》（上），第524页。
[3]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收《老舍研究资料》，第609、606、607、609、610页。
[4]老舍说他最初创作时：“对中国的小说我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什么的，对外国小说我才念了不多，……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可是对外国小说我知道的并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收《老舍研究资料》，第523页。
[5]老舍《〈骆驼祥子〉（修订版）后记》，收《老舍研究资料》，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