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对于陕甘团练、汉族流民土匪等问题的探讨，实际考察了回民起义期间西北汉民社会的一些历史情况。但是，回民自然是回民起义的主角，从边缘与族群的角度上，起义过程中，回民社会、起义回民军的很多历史问题仍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
回民起义所导致的悲剧是双方的。起义回民自身在这个过程中被动的成为晚清帝国的反对者。①这个过程的开始与加剧，类似于谣言、猜疑等起了重要的煽动作用。城镇清洗回民是谣言煽动所导致的普遍现象。城镇内的回民因集中居住，人数众多，极易被洗杀净尽，造成惨重的人口伤亡。此种情形，益加激发起义回民的仇恨与报复心理。因此，凡是洗杀回民的城镇，几乎无一不被回民军报复围城，加上乡野间的回汉冲突，导致回民起义后施行严重的报复和掠杀，由此不仅导致大量的伤亡，也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西北社会。
回民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由于高山深壑的隔断、长期的行政区域统治及教派活动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几大片集中聚居的区域。甘宁青地区苏非主义的传入及教团的形成，又使回民内部形成了不同派系主导的局面。且教派分布局面与回民集中的各个区域有着一定程度的吻合。起义回民本来并不突出的地域认同和教派认同，在二者重合的情况下，支配性地影响了同治年间回民的起义进程。基于这种地域、教派区隔，同治西北地区出现了数个回民主导的政治军事中心，他们或自封官号，或建号称王。正因为这个原因，晚清中国变成“伟大的穆斯林国家”（a great Moslem state）①的可能性，从来没有出现过。但他们既无从完全脱离晚清朝廷而自由支配命运，也没有使他们短暂的自治边界展现与中国、中国化截然相反的异质特性。
第一节谣言、传贴和煽动
谣言，或曰传言、流言。在一般情况下，谣言借助口头传播，既难以追查来源，确认真伪，又流传短暂，事后没有追查必要。谣言为了向外传播，取信于众，往往形成文字，就成为传单、传贴、滚单。再经商旅之手，可传至极远；与口头传播消息不同，“贴”、“单”是以纸、皮、布帛制作的、形成文字的、具有大众普遍认同的、权威性得到公认的一种民间公共文件，在民心思乱的时代，能产生极大鼓动作用。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别的地方存在着什么机会、或有着什么危险的消息，是当时中国村民（更不必说城里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的。”②
回民起义的发动，与人为制造的大量的“种族”仇杀的谣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史料所见，相当多的谣言既出自汉民，也为回民制造。谣言事出有因，有些会被证实，或变成事实，从而进一步导致猜疑，猜疑又引发更多的谣言，进而导致群体性紧张，使不同群体间的敌意增加，敌意付诸行动，则变为群体性冲突，冲突升级，则发生仇杀、报复与清洗。因此，族群冲突为何会持续扩大？为何最终发展至冲突的某一方整体性地发动起义？谣言无疑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回双方编造、传播的谣言多种多样，因地因时因事制宜，所在多有。但所有的谣言都有共同的主角——回民，都有煽动大众的目的，都程度不同地为大众所相信并发挥了影响；有的谣言甚至影响到地方局势的变化。同时，所有的谣言都是民间制造，民间传播，远远不是官方行为。甚至形成文字的传单、传贴也不是由官府盖上大印强令传行。团练的传帖，内容以洗杀回民为主，由于团练具有一定的官方身份，他们炮制的传贴极具鼓动作用，回汉对之均深信不疑。特别是回民一方，针对团练及其背后的官府、汉民社会，由谣言引发，更易形成群体性的紧张、愤怒、不信任、戒备与敌视的情绪。
自乾隆四十年代以来对回民宗教的压制给一般回汉百姓留下深刻印象。回民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使一般百姓和官吏大为警觉。华州斫竹这样一个偶然性事件，遽然发展成关中回民的整体性大起义，就与回民、汉团双方的猜疑有关。当时关中组织团练，团勇的武器往往因地制宜，砍竹后削其一端，在油锅中一煎，用以刺人，非常锐利。①这种土造兵器在当时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干子”，质轻而坚，是杀人利器。同治元年四月，被解散的赵权中部回勇回乡，路经张氏竹园，斫竹以用，先不论目的为何，这一举动引发汉民的猜疑，可想而知。有的大陆学者因此也认为回民斫竹“准备制造武器”。②
另据《旧雨集》称，凤翔“团练章程，不分回汉，在局中者千总铁九霄、监生麻生瑞皆回子也。……而有为之游说者，以为三十六方，方练五十余人，可得二千劲勇，将来御贼，较乡勇倍强。余商诸唐宰（唐霈霖，凤翔府知府——本书注），从之，遂调看其技艺。从此，回方市军器，缝旗帜，白布号头，踊跃用兵，莫能禁也。”③团练中有回民，并不涉及是非问题，但一旦形成“回民借参加团练而开始拥有武装”的观念，在当时回汉关系日趋紧张时，便极易引起汉绅官府的戒惧与猜疑，是以“讹言四起，一日数惊。”④这种族群之间的猜疑在冲突时期，几乎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只会加剧双方的不信任，恶化事态的发展。
起义之初，官府委派张芾等向回民劝谕安抚，欲通过汉、回双方的领导人物调节仇怨。张芾本人由于失言及真伪不明的灭回传单，导致他被回民军杀死肢解。①当时的廷谕“偿始终抗违，即督饬乡团将起事焚掠之回匪，严拿惩办。”②则将回民一方置于被动的有罪地位，而给予地方汉团动用武力的权力，经过民间演传，成为汉团洗杀回民的“官方借口”。各地汉团据此制造了诸如“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③等传单，即所谓“滚单灭回”。实际上，这类传单在乡野民间可能更多采取便于记忆的俗语化的传言或传贴的双重形式，比如：“要除大害，扫地寻针，起土三尺，斩草除根，一再连一再，把回子赶到西口外”④等等。同治元年遍及关中地区的洗回传言，其产生经过大抵都是如此。团练炮制的这类未经证实、而回众又深信不疑的灭回传帖加速激发了回民起义。口述材料甚至说，元年四月初一（一说初七），因有鸡毛传贴说四月十五要洗灭回回，所以回民就先下了手。⑤
华州斫竹这样一个偶然性事件最终激起回民起义，谣言在其间起了很坏的推动作用。正如前文所述，华阴、华州汉团询及斫竹事件，“而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去后患，然后再堵贼匪。”在这种恶意煽动下，团众先行剿洗，将秦家滩登时烧毁，任意抢劫。事后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又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⑥传贴所到之处，汉团先行攻打焚烧，倘遇回民噍类不留。⑦流言纷纷，处处洗回，“遂至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地，绝无生理，拚命相争。”就这样，“未经旬日，陕西各处回民俱行激变。”⑧
最著名、发挥了最恶劣影响的灭回传贴是渭南冯元佐部团练炮制的。据载，“先是渭南刀匪冯元佐，与本县富豪赵姓及大荔之李姓，共相唱和，潜行传贴，声言奉旨洗杀回民，愚民不知从而信之，于是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铡即杀，无得免者。”①冯元佐的传帖不仅加剧了本地局势的崩溃，对凤翔府回民的起义，也有直接的影响。《旧雨集》称，“先是回汉尚未交恶，或偶有因羊猪启争，亦相怨一方而已，旁观不以为然也。”但“自渭南回变，有练总冯元佐者，飞布‘见回不留’之语”，以至于“渭南回子贩土货者，道凤翔留不敢归，贿结四方恶少年，倚伏往来。”②开始酝酿起义。
在汉多回少的周至，回汉向日并无矛盾，但自外县乱起，周至也到处有传贴要求到户县截堵“回寇”，最后引发本县乡团将城内回民洗杀净尽。③
不惟汉团之传贴，回民之谣言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同治元年的陕西回民为了自保和发动起义，也针锋相对地发布汉团、汉民欲洗灭回民的谣言和传贴。据载，“继而陕回倡乱，自知为法所不容，时造洗回谣言，冀煽同类，而无知汉民又常以杀回之语转相传述。”④回民领袖利用这种形势，发动回众起义。《征西纪略》谓“会耀州汉民谋火回村……而回自焚村庄，以诬汉民。由是众回大哗。……回种赫明堂、任五者，尝倡乱云南。谋泄，亡匿仓渡镇，至是，乘机煽乱，潜造军火旗帜。各回皆听命焉。”⑤四月癸丑朔，华州斫竹事件中，回勇被杀二人，逃至回庄秦家滩，并与三邨堡联合以谋报复。汉民的小张邨、大张邨、赤水镇、魏家滩等十余邨堡近万人亦纠合，“期先发以攻之。”《平回志》载，华州回民知不敌，“挈其老弱涉渭而北，寄居沙苑回巢。遂煽言‘三州县民传贴约于三日内齐发，将尽歼我族类。’回于要冲伺得汉民，缚之归。搜衣中，果得传贴如所云。其实华回伪作也。于是众回闻之，响应而影从矣。”⑥显然，制造这种谣言对于“发动群众斗争”是很有用处的。
在凤翔回民起义的前后，汉回之间本无深仇，官府也重用回民，但乱事一起，凤翔回民“皆出渭南回回领导”，回民中之外来强者“乘此浮言恐动，暴强即胁良孺为救死之符，而莫之能胜脱，”借此浮言煽动，凤翔回民也卷入起义的大潮，“是‘见回不留’四字驱之变也。”①主要借助的就是“传贴”。信息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激起同族同教的回民的强烈共鸣和响应。
回民起义前后，西安城内回民因猜疑、谣言而导致巨大的恐慌，《秦难见闻记》对此有着真切的记载，“而此数日城内回民面如土色，万无生理，见人急走，偶有响动，魂皆离体，甚至终日不食，亦不知饥。”②群体性的紧张情绪成为制造谣言的良好温床。起义始终，城内谣言不断，“汉人谓城内回民欲作乱，回民谣言汉人欲洗回。”③回民过斋月，白日不食而夜半造饭，官民亦猜疑之。当时民情浮动，胜保所率大军“未经到省之先，省中汉民讹言大兵一至即欲尽洗回民，以致人心惶惶，商贾歇业。……此外绅庶讹言，更难枚举。”④至于城内回民为城外回军做内应的谣言，更是往往而有。回民惊恐过度，或言汉民欲于开斋节上寺之日开始洗杀，或因兵营耍龙灯，回民好言生事者即散播谣言，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小脚女人腿缠“西湖带子”，手握剪刀，随时准备投井。⑤民众之妄听轻信，往往如是。
谣言传贴不仅成功激起本地的回民起义，而且靠各地“倚伏往来”的商旅向外传布到陕甘新的广大地区。官府注意到这种危险，便沿途设卡，“遇有东来商贾行旅，认真盘诘，以杜逆回改扮汉民混入甘境，煽诱勾结。”⑥这种官样文章效果有限。据署总督熙麟的奏折，“上年夏间，陕逆散布传贴，纠约各回赴陕省助逆，均由山僻小径昼伏夜行，沿途回庄资以口食。”⑦仍然将陕西关中回民或真或假的消息传到甘肃新疆。在回民起义时，这种民间的信息传递方式极其迅速有效。加之回民“每有期约千里，一纸速于置邮。”①因而《咸京被难述略》谓“回民造逆，始于渭南，其传贴各省皆有，极远如云贵、新疆，亦流布殆遍。甘肃回民来陕从逆不下数千，云南亦有阿訇来陕充作头目者。”②
上述情况导致甘、新的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间谣言不断。西宁地区早在咸丰八九年便屡次发生教争事件，官府剿捕撒拉回民，“其衅由汉民呈控而起，彼时即有见回不留之谣。”③这推动了撒拉回民持续不断地发起暴动。同治元年底，流言亦传至河狄，“好事之徒，往往以见回不留之言遍相传述，汉回人等渐起猜疑。”④“自五月以来，民间时有讹言，或谓甘省回民赴陕助逆，或谓陕匪来甘勾煽，其说纷纷不一。”⑤这类传言的流行，直接导致了前述河狄争渡事件的发生，引发河狄回民起义。
甘肃回民的起义，也是往往借助于谣言煽动。官书谓“然人心不同，愚者终抱疑团，黠者即藉此煽惑”，⑥将谣言视作回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平回志》称“陕回遂乘衅起，煽言民团既成，将尽诛回族。通使甘肃诸回，讫于关外，合谋作乱。以为不先发制人，坐受屠戮，后将噬脐。于是众回一时骚动。”⑦最早起义的马兆元（沅）不仅受了陕西回民的煽动，而且他自己也制作并发布传贴，“当陕回起事，即有渭南回二十余人至平远所，结伙煽乱。兆元为之布散传贴，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类。各庄回民闻而惊怖，群往附焉。”这类传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宁夏、平罗诸回庄，悉为流言煽变。”⑧宁夏府城方面，据恩麟奏，“迨至十月间，陕西败匪窜宁，散布流言，谓陕西大兵将至，又言该道密调汉团先杀城内回民，群情惶惑，该匪众遂于是夜先烧道署……”①二年春，陕西回民起义的消息已传至新疆，伊犁将军常清因此向朝廷奏报：“臣查伊犁各城回人闻去岁陕回滋事，经大兵痛剿，心怀疑惧，彼时即闻有关内奸回潜赴伊犁，暗相煽惑。”②在塔尔巴哈台，“回民闻陕甘回匪滋事，疑惧谋乱。”③朝廷亦认为“现在新疆各城回匪纷纷扰乱，自必系内地逃出奸民编造谣言，肆行煽惑，惟恐良回不信，故先布散全行诛灭回众之语，劫之入伙。”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