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承晚不想被吓倒，他暗示要把韩国军队撤出联合国军的指挥之下。他对穆乔大使暗示说，他“非常高兴地看到有证据表明，他正在让别的国家”对他的行动“费心猜测”。他的一位官方发言人甚至宣称，韩国将否决在“不光彩的情况下”签订的任何停战协定，而且南朝鲜的谈判代表实际上不能代表他的国家，因为该代表是由联合国军任命的。在4月24日的一项公开声明中，李承晚对停火不屑一谈。“我仍然反对任何使我国处于分裂的停火，”他说，“无论别人有什么论点，我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来统一祖国。”
然而，他即使要保持控制南朝鲜也很成问题。许多南朝鲜人对李承晚的独裁方式怀有怨恨，这种敌意在1952年夏天的国民议会上将一触即发。根据朝鲜宪法，总统要由议员选出，而这年夏天的迹象表明，李承晚将不能重掌权柄。李承晚以他固有的对政敌的蔑视，要求国民议会修改宪法以规定进行一次全民普选，他对自己左右舆论的能力颇为自信。当议会表示拒绝时，李承晚宣布在釜山地区（这里正是议会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法，还以显然是虚假的指控——叛变和通共——逮捕了20多名议员。他搬出“军事需要”作为理由，并宣称得到了范佛里特将军的支持，说他的军队在这个地区一直受到游击队的骚扰。（范佛里特将军否认了任何这类支持。）李承晚、杜鲁门和国务院之间电文频驰。李承晚把危机又升一级，扬言要把韩国部队撤出作战地区以“保障釜山地区的秩序”。联合国军对军事管制法提出了抗议，李承晚不为所动。
马克·克拉克将军分身乏术，既要从事一场战争，又要对李承晚进行安抚。他在5月31日向上司提出警告说，也许有必要“容忍李承晚的丑恶行动，并要忍受他一手造成的难堪的政治事件”。但是当李承晚的阴谋诡计威胁到克拉克的军事局势时，后者就准备采取两个行动之中的一个：继续敦促他缓和镇压行动，抱着“一线希望”指望他能听从道理；或者“接管并建立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换言之，以一次政变来推翻李承晚，并安排更顺从的领导人。
但是克拉克在对付李承晚方面是悲观的。他已经命令陆军的一个团级战斗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从日本开往朝鲜。他还跟韩国陆军参谋长谈过如果李承晚企图利用军队来反对内部敌人时，如何保证对韩国军队的支持问题。克拉克说，任何被取消战斗任务的韩国部队都将失去联合国军的后勤支援，第8集团军将阻止他们开往釜山地区。然而，克拉克又告诫华盛顿不要“仓促行事……（或是）虚声威胁”，他手中没有部队来抵挡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攻势，维持对巨济岛上不服管教的战俘的控制，“同时还要对付我们背后大规模的平民骚动”。他建议联合国军暂且忍气吞声，直至李承晚用“非法而凶恶的行动”造成军事上无法容忍的局面为止。克拉克说，那时候他就要集中全部部队，在有必要时实行军事管制法或建立军政府，并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采取“任何步骤”来扭转局势。
6月2日，克拉克将军和范佛里特将军亲自面见李承晚，指出共产党军队有可能趁乱发动一场重大攻势的危险性。李承晚无动于衷。他可以控制住任何局面，可以不打扰这场战争，但是他“将遵从人民的意志”。他情绪如此激动，以致美国将军们都怀疑他是否已失去理智。李承晚甚至一度谴责美国在集结日本军队，以便在美国军队撤出之后“接管朝鲜”。克拉克是愿意给李承晚更多时间的，尽管如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
……直至我们被迫采取极端的军事行动之前，还必须通过外交渠道向李承晚施加压力。我还相信，我不能采取任何部分行动，诸如为国民议会议员提供保护，而又不引起动乱。这种动乱可能要求我们实施全面控制，这又是我们无力承担的。
穆乔大使恐怕是李承晚在美国人当中最友好和最耐心的朋友了，他在这位总统这儿也毫无进展。李承晚不打算同国民议会打交道，因为“共产党控制了它”，而他导演的群众示威又具有难听的反美调子。6月14日，穆乔举手认输，并告诉国务院，联合国军直接威胁进行干预的时候到了。他可以把韩国军队当作代理人，在通过第8集团军传达的联合国军命令下行动。
杜鲁门总统同意穆乔的意见。6月25日，国务院准备了一项向穆乔和克拉克将军下达的训令，并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的批准。他们将“尽早”进行磋商，准备好采取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的计划，以免在一旦需要进行干预时让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受到干扰。最好是由杜鲁门下令进行干预，但是在情况紧急时克拉克有权自主行动。行动方案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如果李承晚采取任何行动危及美国在战争方面的努力，或者对国民议会实施进一步的限制，克拉克和穆乔将代表美国和联合国要求他停止行动。如果李承晚拒绝，克拉克将下令韩国总参谋长对南朝鲜军队实施控制，并控制釜山地区。 韩国政府的权力和功能仍将尽量长时间地保留，宪制政府将维持不变。
克拉克大权在握，准备了一项发动政变的应急计划。李承晚将以某种借口被邀至汉城。一俟他离开，联合国军即以武力开进釜山，捉拿李承晚的主要支持者，夺取重要机构如政府和通信设施，并通过韩国总参谋长控制现存的军事管制法政府。命令李承晚宣布结束军管法并允许国民议会的行动自由，如果他拒绝，他将在严密看守之下被单独囚禁，总理将发表预期的公告。
使克拉克如释重负的是，政变无须实现。7月3日，国民议会改弦更张，投票修改了宪法，允许总统由普选产生。在押的议员得到了释放，李承晚也于7月28日取消了军事管制法。8月5日，李承晚以压倒性优势再度当选。这样，迫在眉睫的危机化险为夷了。但是杜鲁门总统已经做出了一项基本的政策决定，这一决策将成为今后的行动指南：如果对美国实现战争目标是必需的话，它将毫不犹豫地以武力让李承晚下台。
一场僵持的战斗：“坑道战”
经过这一切局外发生的大量事件——美国大选、谈判僵局、同李承晚总统发生的外交问题，等等——战争本身实际上已经刹车停止了。两支敌对的大军虎视相对，仿佛两个小心翼翼而又厌倦烦躁的巨人，他们只是做一些侦察、派一些巡逻兵，但是一直在加固防御之事。在前线，联合国军在朝鲜山中修了数万个加固的地堡，以一系列交通壕相连接，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前线极为相似。无论是联合国军还是共产党军队都无意要越过1951年11月达成协议的分界线。在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看来，即使是最小的进攻“看来也是得不偿失的”。
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政治上对杜鲁门政府打算从这场战争中脱身一事很是敏感。他在1952年3月1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冗长电报中详述了他的理由，实际上把今后剩下的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做了一番概括。李奇微的主要结论如下：
在朝鲜，一场以大规模消灭敌方人员和物资为目标的重大地面攻势，将要求我们接受敌军进行成功反攻的严重风险，这可能会给我方部队造成重大的物资和人员损失。
即使我方行动成功，而且敌方的反攻（如果能发起的话）遭到失败，这些行动仍将需要美国付出重大战斗伤亡。
动用所有……现有力量来实现这一努力，即使行动大告成功，至多只能给共产党部队造成痛击……并不能造成决定性的军事失败。
在没有大量有组织的增援的情况下，一场重大的地面攻势所带来的成功机会过于渺茫，不足以证明它是可行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李奇微的评估，其中一个有力的新因素是敌人方面的实力急剧增强了。4月份在五角大楼传阅的一份情报估计材料指出，从1951年7月至1952年4月，共产党已把他们的兵力从大约50万人增加至86万人以上，另外在装甲部队、火炮和单位火力方面也有了重大改善。长时间的战事停顿使敌方得以改进其补给路线（尽管联合国军一直在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达到开战以来最佳状况。情报处的估计也指出，远东还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包括360万中国正规军，以及大约33个苏联师，即33万人。联合国军总共有部队54.71万人——25.9万名美国人、25万名韩国人和3.77万名来自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