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万隆会议陷入僵局时，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原则和领导艺术对打破僵局、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特殊作用。周恩来郑重地向参会各国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求同存异原则指导下，亚非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的国际空间也得到了较大的扩展，它至今仍是中国一项重要的外交原则。
三、善抓时机，审时度势
作为一位久经磨炼、优秀卓越的政治家，周恩来在领导中国内政外交中，总是能够审时度势，镇定自若，严谨、周密、果断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他善于正确地估计形势，把握最佳的行动时机及时做出科学的判断，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他果断而不蛮干，深思熟虑而不优柔寡断，既坚持原则，又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时采用迂回的方式最终实现自己的预设目标，做到了坚定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如在“十年浩劫”中，大批干部被打倒、工厂停工、铁路被迫停运等现象层出不穷，机关学校基本陷入瘫痪状态，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屡禁不止，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了严重损失，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周恩来仍坚持在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苦撑危局。为使国家在非常混乱的局面之下仍能保持正常的运转，他抓住“林彪事件”后一个短暂的时机，积极进行治理整顿，努力扭转极左思潮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的损失。
在领导和开创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周恩来更是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善于因时、因地制宜行事，从现实出发，灵活变通，因势利导地做出决策。如他根据各国对台湾问题的不同态度，创造了：“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暂不建交，只建立商贸关系”等多层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在对日外交中，他提出了先民间，后官方，以民促官的策略，使中日两国走上了正常的外交轨道，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在对美外交中敏锐地抓住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向我驻波兰大使的翻译人员表示愿同我使馆代办会晤的时机，同意恢复中美两国间大使级会谈工作，开辟了中美两国间沟通交流的官方渠道，为中美两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及《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订埋下了很好的伏笔。2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他成功导演了一场“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特别是在中美双方商定联合公报时，台湾问题始终是双方反复磋商、相争不下的焦点，美国当时虽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愿与台湾断交废约，与中国坚持的建交原则差距很大，周恩来灵活地提议先互设办事处，遂为双方所接受。关于台湾问题的谈判及最后达成的一致，生动展现了周恩来善于突破陈规，既坚持原则立场又灵活变通的外交艺术和领导特色。
在与小国外交中，周恩来也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主张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他提出中国在与小国交往中，照顾双方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需要，从全线来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做到各有得失的平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较好地解决了与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邻国的边界问题。
周恩来认为外交活动“不能心急”，要“见机而作”，有机会一定抓住，决不放过。对待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要平等相待。在国际外交场合，要不卑不亢，广交朋友。
1963年4月24日，周恩来同埃及客人谈话时，专门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几点特色：“（1）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绝不开第一枪。”“（2）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绝不会先对人家不好。”“（3）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4）‘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中国前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认为，周恩来“从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一整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策略和外交艺术。”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和特色“里面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四、善于引导，团结多数
周恩来在从事革命斗争和领导政府工作中，一直坚持和人民群众以及党内外人士间的密切联系，他善于引导，善于做思想工作，待人谦和宽容，一贯主张团结，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原则，在他周围总能团结着一大批干部群众。
早在国民革命时期，周恩来就主张团结多数，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在帝国主义面前，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一大法宝。周恩来非常注重扩大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抗战时期他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专门起草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在中共七大上他专门做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他指出我们要争取胜利，就要坚持民主，广泛团结，不但要国内的团结，而且还要国际的团结。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党内外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共同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仍非常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团结多数，发展和扩大统一战线。他提出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要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都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在政治待遇、物质生活方面，应当一视同仁，而不能歧视党外人士，特别要注意让党外人士知情。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他阐明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分子，我们要分别对待，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周恩来特别善于引导和团结知识分子，为了团结知识分子，周恩来提出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与他们多接触，广交朋友。为了更好地建设新中国，要主动引导和帮助海外爱国知识分子回到祖国，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新中国成立时，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尚在英国，周恩来十分希望他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地质学发展贡献力量。周恩来请郭沫若写信给李四光，劝他回国。李四光回国后，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并委以地质部部长的重任。李四光后来为中国的石油资源勘探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恩来任总理期间，很多像李四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引导和团结在人民政府中，在国家的建设中施展了自己的专长。
善于引导，善于做思想工作是周恩来能够搞好团结的必要前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斗、被打倒，而造反派所提出的批判理由大多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因此激起了老干部们和知识分子心中的强烈不满。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坚持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不断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一方面要忍辱负重继续工作，以保证政府机构在艰难的环境下基本正常地运转。一方面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想开一些，不要一时意气用事而使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别人越是干涉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就越是要努力去做，而且还要将它做到最好。在周恩来的劝导下，耿飚从大局出发，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坚持工作，在后来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善于定位，相忍为党
周恩来历来非常重视集体效能的发挥，并一直把自己置身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中，从不突出个人的功绩与贡献，严格恪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依靠中央及各级领导的集体能力，去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在中国革命的里程上，在新中国政府的创建和运转中，周恩来皆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着卓着的功勋。但他把自己的一切功劳和成绩都归功于共产党，归功于集体的领导，从来不提个人功绩，从不让别人宣传自己。数十年来他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勤勤恳恳，恪尽职守，从不谋名图利。
周恩来非常善于定位，时刻注意自己应在本职岗位上做好工作，从不越权越位。
他一心以党和国家的大业为重，努力地将个人溶于集体领导之中。实际上周恩来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是很早的，作为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2７年下半年他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已经进入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多年来他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地工作着，立下了不朽功勋，但从不突出个人功绩，从不居功自傲。自1935年1０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周恩来就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助手”，此后数十年任劳任怨地协助毛泽东领导各项工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担负起重要责任，显示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杰出的管理才能，成为毛泽东最主要的助手。但他总是强调要将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党的集体，归功于人民的支持，真正地做到了将自己融于集体领导之中。
在领导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周恩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有时是在被误解或受打压的情况下任劳任怨地坚持工作，体现一种相忍为党、一心为公、忠于人民的崇高品德。如193０年，共产国际指责周恩来、瞿秋白主持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为调和主义，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他处境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工作，而是忍辱负重，继续领导着复杂危险的地下党斗争。
“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许多老干部都被批斗和打倒，周恩来身边的很多得力助手，不是被批判，就是已经“靠边站”了，大批领导干部遭到了批斗、游街、拘禁，维持国务院正常运转的工作几乎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膀上。他自己也不断受到“四人帮”的攻击，江青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经常给周恩来出难题、找岔子，罗织罪名，进行无休止的纠缠。周恩来在这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下，不计个人得失，苦撑危局，尽力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尽可能地维持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减少损失。在“文革”时期，他曾经对身边的一位老干部讲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带病坚持工作在第一线。他不但忍辱负重，而且善于斗争，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与“四人帮”一伙巧妙周旋。如“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及时抓了经济恢复和外贸工作，但他批准的经李先念、余秋里等精心研究提出的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报告，却被“四人帮”污蔑为“修正主义黑线回潮”，“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在严峻的情况下，周恩来没有退缩，他顶住了干扰，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和信任，坚持与“四人帮”周旋和斗争，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设备引进工作，为“文革”中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要联系批判所谓的“现代的大儒”，批走后门，企图通过这一运动打倒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敏锐地发现了“四人帮”的这一阴谋，他们巧妙地与“四人帮”进行周旋和斗争，使军队得到了稳定，国家没出现新的大乱，“四人帮”的企图没有得逞。周恩来晚年在重病中还设法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在各种场合、运用各种方式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周恩来的相忍为党，与反对力量的巧妙周旋、迂回斗争也是其高超领导艺术的表现。
第三节 周恩来的人才观和对人才的保护
一、重视知识分子，善于发现和引进人才
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中，人才的发现和使用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革命需要革命的人才，建设需要建设的人才。周恩来对于人才问题，向来非常重视，他认为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权建设还是国防建设都需要人才，人才问题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同时人才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
知识分子中聚集着大量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行各业的人才，周恩来深知人才在促进国家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历来对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