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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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9)

这次会面仍旧是短暂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机会,而谭老板不“投”这个“机”。

假如说,此刻的“老板”做出一副深刻检讨的面孔,向江青认个错,他们的关系还不会破裂,江青也不会用“叛徒”的罪名把他往死里整。

假如说,谭老板用这个机会,向江青表示一下忠心,江青也正需要老同志的支持。说不定谭老板的职位还会往上升。

假如,只是假如。如果有了这些假如,谭老板就不是现在的谭老板了!

正是因为如此,谭老板才说,“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流放广西,信念不改。给毛泽东写信,得以回到北京谭震林被送上军用飞机的时候,还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坐飞机嘛,肯定是去很远的地方。

他的心情并不怎么紧张,在北京是无法工作了,到外地去也好。

经过了1968年夏秋的大折腾,他对各种各样的“批判”、“斗争”都已经漠然了。尽管有人说他是大叛徒,说他是“三反分子”,但他心中没病就不怕鬼叫门,他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他坚信党是理解他的,毛泽东也会理解他的。

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时,他才知道这里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他哪里知道,这里的一所疗养院是软禁自己的地方。

关于他去桂林,说法不尽一致。比较多的是因为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

这一号命令,按照见诸文字的说法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了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个命令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疏散”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据说是“一号命令”下达后的3天,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谭震林、罗瑞卿、徐海东等同志分别被遣离北京,到外地去接受名目不同的“改造”。

也有同志考证说:老同志的疏散和“一号命令”没有直接关系。当时中央有一个“紧急疏散”的指示。可惜,我们没能看到这个指示,所以至今不能肯定谭老板被送到广西和“一号命令”究竟有多大的关系。

在桂林的这段日子,是谭老板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特别生活。他被禁在一个很大很空荡的院子里,没有人来找他谈话,也没有人来找他聊天,一天除了吃饭睡觉,看看书报,无其他事可做。有时站在院子里,望着月牙山出神,一望就是几个小时。

不久,他的妻子葛惠敏和最小的女儿、儿子也来到了这里。死一般沉寂的院子里才多了一些生气。

家人得以团圆,应该说是好事。但谭老板的心情并不轻松。葛惠敏见到他,竟不认识他是谁——她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口里不时地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念念有词地希望天上的“神灵”下凡,希望地上出现奇迹。如果你问她:“你是谁?”她回答:“谁也不是!”如果你再问,她会说:“我是南海观音……”

谭老板知道,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罪孽。葛惠敏受不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受不了“红色恐怖”的惊吓。她呼喊,她抗争,又无济于事,她是被逼成精神分裂症的。想想这也和自己有关,她当初要是嫁了别人,也许会少受些这样的苦难。

他以百倍的耐心和真情来对待已经精神分裂的妻子。那时,身边的儿女常常听到一些在别人听来根本不知所云的对话:

“还记得繁昌那段日子吗?”

“天上的星星是亮的,月亮不亮了。”

“繁昌战歌,你唱得好极了。你还会唱吗?”

“北京医院,我不去,不去。”

谭老板独自唱起《繁昌之战》:

皖南门户,

长江边上

平静的繁昌,

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

唱着唱着,葛惠敏会突然叫道:“我会唱,我会唱!”

谭老板继续唱:

无耻的日本强盗,

海陆空军一齐进攻……

唱着唱着,葛惠敏跟着大声唱了起来:

峨头山的搏斗,

塘口坎的血战,

我们用雪亮的刺刀,

爆裂的手榴弹,

把敌人打下山冈……

两位老人越唱越高兴,谭老板挥动着手臂,打着拍子,仿佛不是他们俩合唱,而是在指挥着新四军的千军万马在唱……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葛惠敏的病略有好转。谭老板就抽空和身边的一对小儿女讲起党史来。孩子小,都是生在新社会,对党的历史可以说是知之甚少,只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瞎折腾,应该叫他们知道革命是怎么胜利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

每天吃过早饭,谭老板就搬一把椅子,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今天咱们说哪一段儿?”

“讲南昌起义以后,到朱毛井冈山会师!”女儿出题目了。

“老板”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把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历史,编成一段又一段有趣的故事,随口道来,逗得两个孩子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心情紧张。

“你们要记住哇,要不等我们这一代人死掉了,这历史就成了谁愿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谭老板说此番话时,可谓语重心长。

两个孩子也听得认真,他们不光听,还记录了下来。至今,他们回忆起那段日子,都说:“我们那点党史知识,都是那时候学的。”

在桂林的那段日子,谭震林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世事的纷扰。政治上的被压迫感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淡了。置身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如果不是被关在院子里,他真有些归真返璞了。

他学做饭——当学徒的时候,曾经做过些日子的饭。参加革命以后,随着职务的递升,他很少有机会下厨房了。民以食为天,在中央当副总理,抓农业口的工作,不也是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吗?现在具体到自己的吃饭问题了,他才进一步发现,烹饪也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同是那点油盐酱醋,同是那些瓜菜肉蛋,做出来的味道却是千差万别。他喜食辣味,做的辣子肉丁水平也逐步提高,有时还会赢得全家人的喝彩。

他养鸡——先是让孩子买来几只小鸡,给它们泡米、饮水。咕咕咕一叫,小鸡就跟在“老板”的后边跑。俨然一个鸡司令。从春到秋,小鸡长大了,公鸡打鸣了,他就叫孩子起床:“快起来,公鸡都来催你们了,懒虫!”

母鸡生蛋了,他捡来对葛惠敏说:“看看,这么大的蛋,会不会是双黄的?”最有趣的是他领养驻地附近老乡的鸡。那年闹鸡瘟,不少老乡的鸡一群群死去。他叫孩子们把熟识人的鸡抱进院子里来,说:“我这里干净,不会闹鸡瘟。”

结果,院子里的鸡增加了好几倍。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突然鸡笼传来嘶哑的叫声,孩子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谭老板已经拎着根棍子冲出屋门,边走边说:“黄鼠狼来抓鸡了!”随着一阵乒乓的拍打声和喊声,黄鼠狼被打跑了。谭老板拎着棍子回到寝室,自言自语:“要是鸡被叼走了,还没法跟老乡交代哩!”

他种菜——“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谭老板望着淅淅沥沥的春雨,对儿子谭小旭说:“等雨停了,到街上去买点菜籽儿,我教你们种菜。”儿子把菜籽买回来,谭老板和他们一块翻地,施肥。等地里冒出嫩绿嫩绿的芽子,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女儿说:“爸,人家老乡有些菜是栽秧子的,咱们也去买点吧。”

老人答应了,孩子们买回了各种各样的嫩秧,也栽下,还支起几个大架子做凉棚,怕把菜秧晒蔫了……到了盛夏,黄瓜架上吊满顶着黄花的黄瓜,西红柿挂起了一盏盏“红灯笼”,茄子有紫有青,辣椒有红有绿。满园姹紫嫣红,招来蜂飞蝶舞。谭老板叼着烟,像个园艺师。他发现一株株绿秧长出了阔大的叶子,说不上是什么菜,问孩子们,他们也不懂。“这是什么菜呢?”“老板”只能找当地的看守来问。看守看了看,说:“那是烟叶!”谭老板笑了起来,他喊来孩子,说:“你们五谷不分,我也快五谷不分了,你们把烟苗子买来种,多亏没有炒来吃一吃。‘爆炒烟叶’,是一道新鲜菜。”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

谭老板离开政治旋涡的这段日子,中国政坛的动荡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970年的夏秋之交,庐山又爆发了一场斗争。一向很受重用、身居高位的“天才理论家”陈伯达翻了车,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用他那十分尖锐的语言,说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并且声明:“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谭老板是听从北京来的大儿子说这些消息的。听完,他只说:“是嘛?”

“北京都正式传达了,各单位要搞‘批陈整风’呢!”

“又是庐山,又是庐山。”

谭老板说着,抱来那台老式的留声机,放上一张黑色密纹唱片。很快屋里响起了《借东风》的京胡伴奏声。

1971年的9月13日,对中国的政治家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标志着一批混迹政坛的骗子被判死刑。这个日子,也标志着被他们一伙整到外地、整到狱中的人有了希望的曙光。

消息很快传到桂林,在谭老板身边的两个孩子都被叫去听了传达。回来后,他们绘声绘色地讲林彪怎样仓皇出逃,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怎样搞“五七一工程”

纪要,讲中央怎样采取果断措施,把林彪几员大将作了必要的处理……

谭老板听得极为认真,不时问一句:“是这样吗?”“文件原话怎么说的?”——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很大。他想起在“大闹怀仁堂”时,陈毅同志曾经说过的:历史上谁反对毛主席?吹毛主席的才是反对他的,历史将会证明!

时间是公允的,历史也是公正的。

当晚,他非要和孩子们打扑克。“来拱猪也行,5、10、K也行,谁输了谁反戴帽子。”

“好,非让爸爸多戴两顶不可!”

于是,一场鏖战,直至夜静更深。家人都慨叹老头哪来这么大的精神。

……

形势一天天好转。1971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 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我也搞不清楚……”

毛泽东的讲话,不胫而走。这等于公开给“二月逆流”平反,作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的日子,自然也就大有好转。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来到关押谭震林的地方。他走进谭震林的住宅,同他握手,称他为“老板”、“首长”,并且对随行的人说,要照顾好“首长”。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信号!当然,在特定的背景下,韦国清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话都和谭震林说,况且韦国清对中央的事情也未必全清楚。

关在这个院子的另一部分自治区的老干部也可以和他来往了。礼节性的拜会、叙旧,自然也少不了小声议论一些林彪、陈伯达等人的事情,谈点政治上的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谭震林家的6个孩子各奔东西,有到北大荒的,有到鄂北山区的,也有后来辗转到北京的,他们受到的种种歧视和折磨不在这里赘述。这里有必要插上一段他的大女儿谭泾远的事情,因为这和他回北京有着直接的联系。

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谭泾远的一个朋友来找她,很有点神秘地对她说:“你赶快到胡耀邦叔叔那里去一趟。”

谭泾远摸不着头脑,问:“去胡耀邦叔叔家干什么?”

“他找你有事。”

谭泾远去了。胡耀邦夫妇热情接待了她。胡耀邦开门见山,说:“我找你来,是为你爸爸的事情。”

“我爸爸不是被他们发配到广西了吗?他们……”

“是啊。最近情况有所好转。有些讲话你可能也知道了。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是反林彪、陈伯达的。许多老同志陆续都要回来工作,你爸也该回来了。”

谭泾远又何尝不希望父亲早日回到北京来,重新工作呢!

“可是,现在有人造你爸的谣。”胡耀邦很认真地告诉她,“说他讲了,在什么范围批了我,给我在什么范围消除影响,否则就不回北京来……”

谭泾远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胡耀邦说:“你要设法到你爸那里去,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尽快给主席写封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京的要求。”

谭泾远感到了一个革命前辈对父亲的关心,也看到了老同志之间的真挚情谊。

谭泾远回到家,决定以旅行结婚的名义,请假去桂林。

大女儿和男朋友的到来,令谭震林夫妇非常高兴,他们忙着给女儿操持起婚礼来。谭震林说:“你们就在12月26日结婚,纪念毛主席的生日。这个日子好!”

谭泾远赶忙把胡耀邦叔叔的意见转告了父亲,并且催父亲尽快写信。

谭老板说:“好了,你忙你的事情吧,我会处理的。”

就在12月26日这一天,谭老板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今年是我离京庆祝主席生日的第四年,每到这个时候,总是要回忆一下过去,想来想去还是一句话,有了主席才有我的今天。可惜的是跟主席数十年亲耳听过主席的教导也不知多少次,可是在自己的言行中,能够体现主席思想的事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我是革命的受益者,对革命只起到了一般参加者的作用,平时是如此,到了关键时刻也是如此,甚至在个别关键问题上和主席思想背道而驰,1958年大跃进中的“左”和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右”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今日回想起来更能鞭策自己,这种经常的自我鞭策,即使进步有限,也不致继续倒退。

我感谢主席、感谢中央对我的宽大处理。

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谭震林

1972年12月26日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