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论战的加剧使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严重分裂；另一方面，戴高乐和美国的裂痕日益扩大，矛盾日趋激化。两大阵营的分化，再加上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对二战以后产生的两极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方面却处于一种困难境地：美国继续敌视和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中苏关系日益下滑；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由于边界纠纷而急剧恶化。中国面临四面受敌的窘境。
为了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重新提出他的中间地带理论并阐述“间接同盟军”的思想。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他的中间地带理论，是在1946年8月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一次谈话中，他在评论战后世界形势时，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1963年以后，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强调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中间地带理论。1963年1月3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时，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论断。他指出，美国同西德的阿登纳和法国的戴高乐都是竞争对手，国际资本互相对立，这是客观规律。马列主义要善于利用这个分裂，这是一个间接同盟军。
同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他指出：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在毛泽东争取“间接同盟军”、和中间地带国家合作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领导人重视戴高乐政府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希望抓住机会，促进中法关系发展，并通过中法关系的突破，来推动中国同其它西欧国家的关系，从而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促成一个反对美苏垄断世界事务的国际统一战线。
戴高乐的战略考虑
戴高乐是一个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戴高乐决心重振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雄风。他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不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听任美国摆布，希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他在回忆录中指出，他的外交政策有几个重要目标。第一，重新确定法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他并不是要彻底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是不愿意让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受美国的支配。第二，和东方阵营的每一个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特别是通过理解和对话，与苏联改善关系，建立缓和。第三，条件成熟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最后，发展法国的独立核打击能力，从而使任何敌对势力在策划攻击法国时，都不得不考虑打击法国的后果。他强调，这些外交政策目标是相互关联的，旨在加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1958年，戴高乐再次入主爱丽舍宫后，雷厉风行，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大胆举措，全力推进他的外交构想。为了建立法国独立的防务政策，他毅然决然地将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领导体系中分离出来。为了打破美苏在世界上谋求建立核垄断的企图，他不遗余力地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他毫不犹豫地否决英国要求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因为他觉得英国在外交方面对美国过于言听计从，亦步亦趋。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认为，与中国加强交往有助于实现他的整个外交战略构想。与中国合作使戴高乐在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时，手中多了一些筹码。他对美国和苏联都在打“中国牌”：一方面，他要向美国人表明，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法国是独立的，法国不会在中国问题上跟着美国走。另一方面，他要让苏联人知道，在外交方面，法国是独立于美国的，法国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苏联应该重视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如果抵制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战略谋划决定了戴高乐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基本方向的话，急于在迅速恶化的越南乱局中促成政治解决的考虑，增加了戴高乐同中国建交的紧迫感，影响了他启动和中国谈判的时机选择。1963年，南越局势急剧恶化，反对政权的抗议示威日益扩大，美国加大对越南危机的干涉。戴高乐对南越局势的恶化忧心忡忡。
自从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惨遭失败以后，戴高乐就失去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印度支那冲突的信心，他开始考虑中立化措施。法国虽然已于1954年结束了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但法国在越南南部仍保留很多经济和文化利益。很多法国人在越南南部还拥有财产，越南南部的每一个省都有法国公民居住，法语仍是大多数越南人的第二语言。因此，法国领导人对越南的局势非常关切。他们对美国不断加强对越南事务的卷入深表担心，其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他们不愿看到美国取代法国，成为在越南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他们害怕美国扩大印度支那冲突会导致中国和苏联直接出兵，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法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势必不得不介入。
戴高乐坚信，法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解决印度支那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法国和这个地区的交往历史很久，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和当地人打交道经验丰富；而美国人作为插手该地区事务的后来者，过于自信，盲人瞎马地乱闯，只会将矛盾激化，把局势弄得更乱，更危险。他担心，美国不断加深在越南争端中的介入，不仅会使美国深陷越南冲突的泥潭，无法顾及对西欧防务所承担的义务，而且会使越南矛盾演变成一场和直接中国较量的地区战争，而法国作为北约的成员，势必将被美国拖入这场战争。戴高乐对美国在越南取胜的前景极为悲观。他认为，尽管美国拥有绝对的军事实力和装备优势，但它在越南不会成功，因为发生在越南的冲突，从本质上说，是一场越南民族内部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北越并不是外来势力，美国却是外来势力。在非殖民化的时代，越南的民族主义最终将战胜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他对美国资深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即使美国在越南投入一百万军队，美国也打不赢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遭受的挫折加深了戴高乐对西方国家能够用武力阻止第三世界政治发展进程的怀疑。因此，他主张，越南问题应该由冲突中的各派通过谈判和协商达成政治解决，而中立化就是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最佳方案。他强调，中立化并不意味将越南拱手交给共产党，中立化可以在给东南亚带来和平的同时，不损害西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不改变全球的势力均衡。他认为，老挝中立化的模式可以适用于越南。
1963年8月29日，戴高乐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他的解决越南冲突的主张。他指出，法国十分关注越南局势的发展，法国和越南源远流长的关系使法国对越南的情况非常了解，对越南人民所受的磨难“真心诚意地感同身受”。法国寻求越南冲突的中立化解决方案，主张以1954年《日内瓦协议》为基础，使越南问题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得到和平解决。会后，新闻部长兼政府发言人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fite）将戴高乐的讲话全文原封不动地透露给媒体，引起广泛注意。尽管戴高乐在讲话中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美国，但明眼人都知道他所说的“外来干涉”指的是谁。戴高乐希望通过和中国改善关系来提升法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东南亚问题上的发言权。
对越南问题的关注使戴高乐迫不及待地想和中国领导人对话，因为他深信，亚洲所有的事务，包括柬埔寨、老挝、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朝鲜、苏联和日本，都和中国有关。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要想在东南亚国家中达成中立协议，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这个地区有很多利益。
戴高乐决定派一名特使秘密去中国谈判建交事宜。为了不让美国人察觉，戴高乐要绕开容易被人注意的外交部渠道。他想到他十分信赖的老朋友富尔。富尔出身律师，深谙国际法，外交经验丰富，能言善辩，见多识广，和戴高乐的关系非常密切，交往渊源很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法国沦陷于德国的侵略铁蹄，富尔参加由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担任以戴高乐为首的临时政府副秘书长。战后，富尔两度出任法国总理（1952，1955-1956），曾于1957年访华。1958年戴高乐上台前夕，富尔率先表示支持他上台，在法国政界声望很高。
1963年富尔访华
1963年8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称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清泉当即答复同意。20日上午，富尔来到中国大使馆，说明造访的目的是要求再度访华，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目前世界形势和法中关系交换意见。他表示，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看法是不正常的，他认识双方领导人，并有一定交情，可以帮助双方建立联系，沟通看法。访华时间希望安排在10月。李清泉向国内报告和富尔谈话的内容。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富尔传递的信息，在周恩来主持下，中方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如能抓住这个时机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新局面，打破美苏对世界事务的垄断，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致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复电，同意富尔于10月下旬访华，拟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
8月31日，李清泉到富尔在瑞士的住处，向他转达张奚若的邀请。富尔对邀请他访华表示感谢。富尔同李清泉见面后，立即返回巴黎。9月12日，他又专程去瑞士见李清泉，说他从瑞士返回巴黎后，见到戴高乐，戴高乐要他再次来把问题说明白，他将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携带戴高乐给他的一封授权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亲笔信，到北京后面交中国领导人。因此，他的访华实际上具有官方性质，但对外只能说是个人旅行，希望保密。谈话中，富尔问到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李清泉回答，英国承认中国，但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与其保持“领事关系”，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所以和英国只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富尔当即明确表示，反对搞“两个中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就不应该支持蒋介石。但是，富尔又不无用意地补充道，英国在台湾设有领事馆，可能是实际需要，这个问题以后可以研究。富尔的话表明，戴高乐既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又不愿完全割断与蒋介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