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赖特在得知萨莱德给台湾的通知后，紧急会见严家淦和沈昌焕，要求台湾在同美国磋商前暂不做与法国“断交”的决定，称萨莱德的通知只是口头的，台湾应该向法国索取正式书面通知。但严家淦和沈昌焕回答：萨莱德的通知“清清楚楚，明白无误”，没有必要再去向法国要书面通知。蒋介石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既然法国已走到这一步，他感到他已不能再按美国人的要求忍耐下去。他在日记中描述了他最后下决心与法国“断交”的理由：如果他在与法国“断交”的问题上再犹豫不决，“不仅为法国不齿”，而且将使“美国认为有‘两个中国’可能”。念及美国大使在此问题上总是“纠缠不休”，蒋介石愤愤地写道：“美国卑劣外交尤甚，”“美国此种丑态与帝国主义之欺压手段，殊为可痛可耻，更可证明，此次中法绝交，法国乃全对美国为仇所致。我如不决心当时即与绝交，则戴对我之自尊心亦即丧失，或其反恼羞成怒，而亦蔑视我人格矣。自觉与法主动绝交，不仅能系持国格，而且因之打破美国‘两个中国’之阴谋，故虽失犹荣也。”
至此，腊斯克也不得不面对中法建交的现实，停止再对蒋介石的政策说三道四。他在2月12日给赖特的电报中非常无奈地说，他和赖特一样，对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与法国“断交”一事“感到遗憾”；由于蒋介石最终没能让法国承担“断交”的责任，也就“失去了获得策略手段上的最大利益”的机会。有鉴于此，再和蒋介石讨论这件事已经没有意义了。但腊斯克要赖特在适当场合提醒台湾方面，美国对台湾在决定与法国“断交”前没有同美国全面磋商的行为是不满的，台湾的行为将不利于美国今后在“维持‘中华民国’国际地位时做出最大的努力”。
结论
中法建交在美国构建的围堵中国的防波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美国官员非常担心法国承认北京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害怕西方盟国以及非洲的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堵住大坝上的缺口，约翰逊政府一方面敦促盟国不要步法国的后尘，另一方面，压蒋介石保持忍耐，不提出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中法建交对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负面效应还表现在它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法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但它和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却越来越意见相左，再加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另一个成员巴基斯坦也越来越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因此，到1964-1965年左右，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约翰逊政府的亚洲政策（特别是越南战争升级）制定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围绕中法建交的争端充分暴露了美国与盟国（特别是加拿大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已经渐行渐远，美国已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精心布置的封锁和孤立中国的国际阵线。实际上，就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是否继续执行原有的对华“遏制加孤立”的政策，还是采取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新步骤，意见也不一，分歧也很大，约翰逊总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在约翰逊政府内部后来讨论对华政策时，常有官员用法国承认北京的先例来说明美国应该调整对华态度了。可以说，法国承认北京为日后尼克松政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了铺垫。
约翰逊政府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还清楚揭示，制造“两个中国”是美国应对政权日益稳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台湾海峡分裂现状的一个既定考虑。蒋介石和美国的矛盾核心是“两个中国”问题。白宫处理中法建交危机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派遣私人特使，利用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用“走后门”的方法，来接近和说服蒋介石。
蒋介石自始至终负责对中法建交危机的处理。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蒋介石日记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中法建交。他这一时期的日记表明，中法建交是萦绕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烦心事，他为此经常是朝思夜想，煞费苦心。他独断专行、事必躬亲的行事风格表露无遗。他不管大事和小事，一概过问，不分琐细，大到总体方针的制定和调整，小到给戴高乐复信的一字一句，都直接插手，亲自过问，亲自修改。
蒋介石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所依靠的主要外交事务顾问是三个人：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他多次召集他们共同分析动态，商讨对策。他也和蒋经国一块讨论过对法政策，非常重视通过蒋经国传递的美方信息。当蒋介石不满意沈昌焕起草的文件初稿时，他会亲自动手推翻重写，他是最后决策人。蒋介石密切观察国际社会对中法建交的反应和动向，特别留意苏联的表现。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表明，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当他得知戴高乐准备承认北京时，他的最初反应是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反对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在美国的压力和掣肘下，他很不情愿地推迟做出与法“断交”的决定。私底下，他对美国官员的压力表示非常不满，时刻警惕美国推动“两个中国”的阴谋。蒋介石对中美大使级谈判也充满戒心，担心山姆大叔会抛弃他。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警告美国官员，中法建交对东南亚反共国家造成了威胁，美国必须加强在东南亚的反共部署和力度。蒋介石的这些言论为后来美国决定在越南战争升级提供了依据。
蒋介石对美国既怨恨又离不开的矛盾心理，充分显示了他由于力量与目标差距悬殊而造成的窘境和无奈，他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手下兵不强马不壮，独处孤岛，势单力薄，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寄希望于美国这个靠山。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不喜欢美国人对他的政策指手画脚，横加干预，抱怨美国人“无理”、“自私”、“霸道”、“卑劣”、“损人利己”这类字眼时常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他厌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总是在日记中称他为“鲁丑”。多年的交往使蒋介石对美国充满了不信任和警惕性，但形势比人强，抱怨归抱怨，牢骚归牢骚，现实还得面对。在他和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他做的妥协和让步远比美国官员做的妥协和让步要多得多，“尾巴摇动狗”（即小盟友操纵大盟友）的情况，很少发生。毕竟蒋介石手上掌握的资源以及可做的选择，比起美国人来，要少得多。陈红民和傅敏对美台同盟关系的性质作了一个形象而精辟的描述：“美台关系这出戏，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台湾的表现可以使剧情起伏曲折，却无碍结局。”
蒋介石还是一个异常执着、不轻言放弃、坚持到底的领导人，只要他认准的事，他就要尽力而为，努力做下去。尽管中法建交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但蒋介石仍要和大陆抗衡，仍不放弃反攻大陆的目标。当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限制和约束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和行动时，蒋介石并不气馁，没有罢休，总是处处寻找新的机会和可能获得的其他支持。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特点充分表现在此文所叙述的两个事例中：（1）他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提出的建立地区反共联盟的构想；（2）他希望从中苏分裂中获得可以为他所用的新的支持。
围绕中法建交而发生的美台互动充分揭示了冷战时期美台同盟关系的一个特点，即双方的关系是一种施压和抗压、限制和反限制的复杂关系。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台在是否应该坚守和包围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问题上就矛盾重重，在肯尼迪政府期间，美台关系又因华盛顿压台北从缅甸、老挝、泰国金三角撤兵而几起波折。美国官员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这个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全局利益和“自由世界”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只服务于台湾国民党政权一家的地区利益。蒋介石却总是处心积虑地想操纵和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其服务于他的反攻大陆计划。
（本人为撰写此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时，得到林孝庭的帮助，在此致谢。本文发表在《史林》2013年第2期上。）
（本人曾就此课题，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做讲座，得到参加讲座师生的有益回馈，感谢徐友珍教授安排本人在武汉大学做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