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纵向：古典情诗的言情环境及审美形态
中国爱情传统中的“才子佳人”理想范式，带有强烈的审美性、心灵性和婉约性。每一位士子都渴望“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绝代芳华，喻其“沉鱼落雁”；每一个怀春美人，都希望遇到“貌似潘安，才比子建”的旷世才子，喻其“玉树临风”。在这一文化心理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呈现了典型的东方唯美的执着追寻；“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带有民族性灵特色的轻柔爱恋，并期待“有情人终成眷属”。诗词歌赋、小说戏曲莫不以此为蓝本来咏叹叙写，决定了古典言情文学的审美形态，沉潜着朗月照花、深潭微澜的底色氤氲。
一 “才子”“佳人”的遇合与情诗
现存最早的情诗，夏朝的《涂山女歌》：“候人兮欹”，是涂山女苦苦等待治水的大禹时唱的。简短四字慨叹了相思的悠长，由此开启爱情歌咏的滥觞之源。中国古典言情的流脉波荡，与特殊的男女交往环境直接相关。
“门当户对”的婚姻观统摄千年，家庭中普遍匮乏热烈爱恋。早在西周，文王之化的精神规约在王畿千里的辖域深入绵远，《礼记·表记》曰：“周人尊礼尚施。”《周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人把婚姻看作礼义之本，视其为周王朝稳固延续的基础定因。但上层贵族的婚娶多重在政治的考虑，情爱成分极少。至魏晋南北朝，盛行门阀观念，重视流品，轻凌寒素。在婚配上更是讲求“门当户对”，属于政治、经济方面的结合。唐代的科举考试使大量出身寒微的士子步入统治阶层，但实际婚娶依然渗透门第观念，并历代承袭。
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动人美色的向往，也历代相延。周朝极重宗室的衍续，女性的价值往往与生育相连。《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在赠送花椒、表达爱慕的同时也暗喻女子多生子嗣，人丁兴旺。正如H·布洛克所说：“每个社会中的人都关心生育，都重视春天和播种，都注意收获和死亡，因而也就相应关心自己的健康和美貌，关心自己性欲望的满足等。”因而社会各阶层对女性的容姿美给予普遍的注目与赞叹。如《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突出了“窈窕”曲线的妩媚，引人遐想。《卫风·硕人》对齐庄公的爱女、卫庄公夫人庄姜的描绘：“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庄姜的形象神采飞动、润华绝艳、顾盼生辉，清代姚际恒评曰：“千古诵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召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以盛放娇妍的棠棣花比喻平王孙女“王姬”的容颜。《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借芙蓉花写少女芳华，这是意识里可以呼吸的肤色，感觉里带露的花。
体态轻盈优美，几欲迎风飘飞，佩饰玲玲有声。再如汉武帝刘彻，竟沉迷于李延年的一首名动京师的佳人歌。《汉书·外戚传》载：“初，（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李延年的妹妹因这首歌而被武帝寻觅、宠爱，后盛年而逝，武帝悲伤不已，写下悼亡名篇《李夫人赋》。
在漫长的时代里，婚姻的沉闷使士子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流连鲜亮的“风景”，寄托隐秘内心横溢的激情：
1.歌妓的漫长历史及审美塑造
中国古代有一脉引人注目的歌妓历史，在它的行程中渐与文人紧密相连，并极大地催生了古典情诗的繁荣。歌妓作为呈身与献技的女性，历朝对其称谓不同。夏桀曾蓄女乐，《管子·轻重甲》载：“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绡衣裳者。”应是“宫妓”肇始。西周上自天子、王侯将相，下至大夫富豪，蓄女奴之风甚广，“家妓”始行。以后渐为“官妓”。春秋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闾”，《战国策·东周》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并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可视为青楼的开端。汉代更产生了专为军队士兵服务的“营妓”及“私妓”。“营妓”后历六朝、唐、宋而不衰。汉代经济繁荣，各种妓院也应运而生。
至此，这种婚外的女色提供，从宫廷、官宦及富贵之家，蔓延到了一般的士人中间。魏晋南北朝时“家妓”已臻空前盛况。唐宋元明四朝，为官妓鼎盛时代。唐宋有“官妓”、“营妓”，明代有“教坊乐户”。清代革除了“官妓”，为私营娼妓时代。歌妓历史竟然绵延了两千余年。
歌妓不仅资质艳丽，出于职业需要，都经过了审美意义上的重新塑造。陈丽金《中国古代青楼女子的美术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楼，是中国古代女子的艺术学院。在这里，妓女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各种艺术门类的教育和熏陶，或琴棋歌舞，或诗词书画……所以古代名妓都是些色艺双绝的女子，也因此才有人说‘青楼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士的文化’。”
这些佳冶窈窕、充满艺术气韵、青春芳泽的美人，与传统妇德教育下的女性在外形、内质上都有巨大反差。中国自周代就强调男性主宰，《周易·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因而对女性有礼制之规。《周南·葛覃》篇《毛传》曰：“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祖庙既毁，教于宗室。”上层贵族的女性，要驯顺于安排给她们的婚姻。延续历朝历代，女性地位卑下，只要是良家女子，即需恪守妇道，在男性面前低眉顺目，仅擅女红。
宋代着名才女朱淑真曾愤然写下：“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自责》二首其一）文人士子的文学艺术修养，在家中极难得到才华相应的共鸣，而歌妓多方面的文艺陶养，正契合了士子的审美需求。
所以古代青楼，渐为文人雅集和酬唱往来之所。南宋姜夔《一萼红》：“朱户粘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就回忆了昔日与所爱歌妓“西楼雅集”的情事。歌妓风调闲雅、风情旖旎，使人心醉神迷，正如北宋晏几道《鹧鸪天》所绘：“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历史上的名妓基本上是才貌双全，有的精通乐器、舞蹈，有的擅长书画，如明代马湘兰、薛素素、柳如是，明末清初顾横波等都以画着称。另外，歌妓虽地位等同奴仆，但因自身有良好的文学艺术素质，在爱情观上也一向看重文人，欣爱才子，因此与士子彼此都有知音之感。很多仕途落魄的文士，在歌妓这里竟深受敬重，找到归宿。如北宋才子柳永，被仁宗落榜，但妓者爱其词名，当时流行着：“不愿穿绫罗，愿倚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鹤冲天》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的很多情词，通过歌妓的演唱广为流传。
2．“才子”“佳人”的遇合与情诗发展
正是这些美艳超群、仪姿曼妙的歌妓，使文学史上各类文体均留下了秾丽的言情墨彩。以下仅从爱情诗词发展的角度论析。与士子的社会地位相关，文人与歌妓的交往范围有渐进过程，其恋情对诗词的影响亦呈渐深趋势。
《诗经》时代（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士”是贵族中的一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记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自“皂”以下，皆是奴隶；自“士”以上，都是奴隶主。由此可见“士”属下层贵族。《管子·小匡》把“国人”居住的地域称为“士农之乡”，亦见“士”与“国人”属周室社会阶层的外圈。此期的“士”，尚难以接触宫廷、王侯的“家妓”。而春秋战国时的“游士”，有专门的文化知识或超群的武艺剑术，当时诸侯争雄，须网罗人才，齐国宰相管仲设“女闾”、燕太子丹在旅馆内安置美女，都起到吸引游士的作用，所以“游士”可偶然猎艳。汉代“士”的地位已较稳定，“入则为官，出则为士”，形成士大夫阶层。各种妓院的开设，也为文人与歌妓的接触提供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逐渐并立的局面代替了两汉的“独尊儒术”，儒学对人性的束缚开始弱化，“色”这一长久以来的“禁区”被突破，歌姬侍妾、声乐宴舞成为士族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西晋陆机《艳歌行》首开诗中铺陈美色的先河：“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馥馥芳袖挥，泠泠纤指弹。悲歌吐清响，雅韵播幽兰。”爱慕之情如春水荡漾。在南朝，城市有歌楼楚馆，据裴子野《宋略》载：“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文人艳情诗在此环境下大量涌现，尤其是宫廷、贵族文人创作的宫体诗，鼎盛繁荣，对女性的姿容体态服饰之美予以尽态极妍的描写。
唐代以诗赋取士，文学才华极被看重，唐太宗李世民在午门眼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入，欣慰地宣称：“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文采四溢的士子成为时代之骄子，进士更是浮华不讲礼法。即使是贫寒才子，亦受世人敬重，因唐代整体社会文化氛围浓郁，士子之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坊中妓女，几乎都能写诗、诵诗。从社会文化方面看，唐代儒、道、释并行，文化思想呈多元化的开放状态，较少藩篱，具有宏大气魄，男女之防较为松弛。经济发达、物质富足、城市发展，长安城有专门的狎妓场所平康里，是达官贵人、新科进士、文人雅士常去之处。唐代中、晚期，成都、扬州、金陵也极为繁华，文人寄迹秦楼楚馆，满目美女娇娃，在歌月舞扇中忘却尘嚣，暂享情爱甘霖。如杜牧《扬州三首》其三：“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紫缨。拖轴诚为壮，豪华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且中晚唐“崇侈游宴”，朝廷甚至专设教坊，教授妓女俗乐，以备节筵之需。士大夫在官府“得以官妓歌舞佐酒”，在家则蓄养家妓以助酒兴。在频繁的“才子佳人”交往中，创作了繁盛的咏妓、赠妓、寄妓、怀妓、悼妓的诗歌，《全唐诗》中此类诗作就有两千余首，其中大量是情诗。此外，由于道教在唐代受到皇室尊崇，女冠盛况空前。唐代女冠一般都有较好的音乐、舞蹈和文学修养，风流潇洒，生活情形类似妓女，与文人交往密切，不少女冠艳名远播，如鱼玄机、李冶等。
这也促成了唐代文人咏女冠的情诗纷涌而现，其中不乏千古流传的经典之作，如李商隐的《无题》诸诗。
五代时期，在战乱与动荡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西蜀、南唐暂时偏安一隅，远离兵燹，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人逃避现实，沉醉于花间尊前，浅斟低唱，促成曲子词兴盛，文人多用“词”这一文学体式言情，《花间集》和南唐词即以表现风花雪月、男女情爱为主要内容。晚唐及西蜀文人词的总集《花间集》，其创作环境如欧阳炯《花间集序》中所描述：“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
可谓美人云聚，公子忘归。在此氛围中写下的词作，风格绮丽，形成了“词为艳科”的文学传统。如清代况周颐评唐末五代的韦庄词具有“熏香掬艳，眩目醉心”的美感特色，这也代表了《花间集》整体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