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陆与台港澳情诗的不同形态
一 大陆情诗与古典传统的远离
从五四以来对中国现代诗歌具有深刻影响的双向领域：
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在建国后当代大陆诗人这里几乎接近断流。
50年代，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中心的是国家、集体、阶级斗争等宏大叙事，诗歌创作出现“颂歌”风潮，赞美新生活。“颂歌”与“战歌”“这两种诗形态的广泛实行，无声无息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使诗彻底丧失了它的个人品格而沦为集体性发言”，诗人追求豪放阳刚之美，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爱情诗创作承袭了延安时期“革命＋ 恋爱”的言情模式，只是其中的“革命”替换成“社会主义建设”。如建国初李季的《黑眼睛》：“黑眼睛为什么那样温柔钟情，/黑眼睛为什么一直对我张望？/是不是她也希望多出汽油，/还是看中了我的模范奖章？”这一时代的爱情标准注目于劳动“奖章”，恋爱观是爱情必须附丽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情感从属于政治，个体隶属于集体，“小我”消融于“大我”。50年代爱情题材的歌者主要是闻捷，他的《天山牧歌》1955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1956年出版单行本，被誉为“新生活的赞歌”，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抒情诗集，其中的《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两组爱情诗最为引人注目，名篇有《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种瓜姑娘》、《舞会结束以后》、《赛马》、《姑娘》、《信》等，赞美了新疆天山南北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族青年男女劳动中的爱情。
诗歌主要采用叙事与写景，明显受到苏联诗人伊萨可夫斯基生活诗的影响，也吸收了新疆民族民间歌谣的艺术营养。如：“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种瓜姑娘》）“巴拉汗羞得脸发烫，/她说：‘那得明年麦穗黄，/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突击队长’。”（《金色的麦田》）“苏丽亚一手拉着马缰，/一手抚摸万依斯胸膛，/她送别新婚的丈夫，/去到巩乃斯畜场。”（《送别》）把爱情与劳动、理想等结合在一起，在歌颂爱情的同时歌唱创造新生活的劳动，通过爱情描写歌唱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
写姑娘倾心的青年：是立志改造自己家乡的牧人（《婚期》）；是跟着勘探队走向额尔齐斯河的青年（《家信》）；是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工作的“阿西尔”，而非舞会上的“琴师”和“鼓手”（《舞会结束以后》）。《夜莺飞去了》描写小伙子尽管迷恋吐鲁番的葡萄甜、泉水清，迷恋家乡美丽多情的姑娘，但为了建设祖国的崇高的理想，还是翻越天山去了金色的石油城开矿。这些爱情题材的诗歌，带有英雄主义的光芒，闻捷作为“劳动与爱情的歌手”，驰誉“17年文学”的诗坛。但他表现的是他人的劳动和爱情，全部是“为人代言”的抒情方式，而不是传达诗人自身恋爱情感的“情诗”。古代诗词多男子拟闺音，代思妇言情。闻捷的代言，隐匿了自我之爱。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闻捷与戴厚英的恋情，在那个神圣年代却无法实现，诗人自杀前的遗书竟是一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闻捷自身的爱情倾诉却是借助古典的情诗来表白的。他在死前一瞬，才真正有勇气回归内心情爱世界，放弃了一切社会政治的崇高光环。
与闻捷同时代的诗人中，公刘的情诗带有偏离颂歌主潮的“另类”色彩，如1957年发表的《迟开的蔷薇》：“盛夏已经逝去，/在荒芜的花园里，/只剩下一朵迟开的蔷薇；/摘了它去吧，姑娘，/别在襟前，让它/贴近你的胸膛枯萎……”这优美婉约的言情风格，纯净的爱情企盼，在当时实属罕见。1958年，林子创作了她的爱情组诗《给他》，但把诗稿压在箱底，直到1980年1月才发表于《诗刊》，荣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在那个“大跃进”年代里，《给他》写道：“文学的国土里有一片禁地：/关于热烈的爱情、丑恶的死亡，/都不允许高贵的笔光临。”但是林子却走入了“爱情”这一私人化的情感领域：“亲爱的，亲爱的，这三个字有什么神奇，/我永不会知道，如果不是用来呼唤了你。/多少人都把它放在心里，放在/最深的地方——和一个人糅合在一起。”“爱情为什么这样奇特，/像一阵大雾弥漫了心的山谷；/脉脉含情的眼睛却分外明亮，/像阳光射进了森林深处。”文字流泄了少女笼罩在爱情光华里的痴迷、私语，不仅与时代的洪钟大吕完全异声，并且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女性隐秘的欲望领域：“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常春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都在等待着你。/爱，膨胀了它的主人的心；/温柔的渴望，像海潮寻找着沙滩，/要把你淹没。”对灵与肉统一的爱的向往，惊世骇俗的性欲自白，当时可称十足的异端。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
即使在1980年刊发时，也震起众声喧哗。它“表征着一种个性话语的重新面世，从而令人耳目一新”。从诗形看，全诗共11节，每节14行，采用了西方十四行诗的体式。而50年代杜绝欧化，这一创作上的借鉴也是一次叛逆。
50年代的民歌，爱情表达也基本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恋爱”：“哥成模范要入党，妹把红旗当嫁妆。”“红花不香不引蜂，白酒不浓不醉人。哥哥生产不上劲，莫想妹妹上哥门。”“情哥挑堤快如飞，妹挑担子紧紧追。就是飞进白云里，也要拼命赶上你。”“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工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此类民歌带有深重的政治烙印和浮夸色彩。但民间也有少量情歌仍然留存了传统民歌真率的表达特征，如：“你在唱来我在听嘞，你变兔子我变鹰嘞，你变兔子呃沿圈转嘞，我变鹰子叼你的魂，看你撩人不撩人。”“黄丝带儿丈二三，我跟妹妹换着拴。今年跟你换带子，明年和你换心肝。”“隔河看见我的娇，变个蜘蛛水上漂。游到半路鱼吃了，生为娇来死为娇。”
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中国的情诗是沉寂的年代，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情爱描写成了文学创作的禁区，人们的心田也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61年曾卓隐秘地写下《有赠》、《我能给你的》。1955年，曾卓被卷入所谓的“胡风集团”，此后的25年中，作为一个囚犯忍受着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煎熬。写这两首情诗时，他已被隔离，与妻子同处一个城市，却整整六年未见。含泪的诗行记录了诗人出狱后与妻子重逢的情景，受难归来，爱人温厚相迎，不胜欷歔感动。带着受伤的心，渴慕家的温暖，妻子在诗人的视角里竟变成了“母亲”，予以赞颂并依恋：“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渴、劳累、困顿。/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你让我在舒适的靠椅上坐下。/你微现慌张地为我倒茶，送水。/我眯着眼，因为不能习惯光亮/也不能习惯你母亲般温存的眼睛。”“我全身颤栗，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我忍不住啜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写出在灾难岁月中爱的辛酸。《我能给你的》：“你说你并不需要一座金屋/而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小巢/我一口一口地到处为你衔草/温暖你，用自己的体温和自己的羽毛/我用嘶哑的喉咙唱着自己的歌/为你，为了安慰你的寂寞/我愿献出一切/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呵，并不贫穷/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旷野、草原、丛莽/海洋、天空、阳光……/让我们在小小的巢中/栖息在无垠的天地翱翔”。希望乱世中有自己温暖的小巢，能对妻子悉心呵护，甘愿自我奉献。
70年代末与80年代，诗歌追寻本体意义的重建，呼唤真正的“人”的精神和情感。爱情得以在诗中吟唱。“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吻你永远的美丽”（黄永玉《老婆呀！不要哭》）。“二十年的风雨/二十年霜冻雪冷/催白了我们的头发/磨炼了我们的爱情白发在头上/鲜花在心上/共患难的夫妻/爱情不老”（玉杲《相思树下》）。爱意带着苦难的苍凉、历史的伤痕。诗语朴素，但诗质较平。80年代出现了“朦胧诗派”的青年诗人群，其代表诗人北岛以抗争的姿态扞卫人的权利：“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他的情诗《雨夜》：“低低的乌云用潮湿的手掌/揉着你的头发/揉进花的芳香和我滚烫的呼吸/路灯拉长的身影/连接着每个路口，连接着每个梦/用网捕捉着我们的欢乐之谜”，“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绝不会交出你”。从时代的鲜血与铁链的阴郁背景中走出，爱也渲染上不宁底色。朦胧诗派的重要女诗人舒婷创作了大量情诗：《四月的黄昏》、《思念》、《船》、《路遇》、《双桅船》、《礁石与灯标》、《岛之梦》、《无题》等。但舒婷言情同时往往夹带了观念表达、意志抒写，这仍是当代诗歌“理念先行”的遗存。诗歌结构常设“二元对立”，如《致橡树》：“我如果爱你——/决不像攀缘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强调了男女平等的爱情观，诗行注入了女权主义意识，主张女性独立基础上的爱情。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诉说爱恋，观念的表达更处于显性位置。
所涉词汇“刀”、“剑”、“戟”、“火炬”、“寒潮”、“风雷”、“霹雳”、“雾霭”、“流岚”、“红霓”，均带了革命文学中刀枪烈火的峥嵘余风、过去“文革” 十年风声鹤唳的环境投影。《神女峰》同样是对峙结构，否定神女受人仰望的对于爱情的忠贞坚守，主张人的现世实在的生活：“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臂弯里痛哭一晚。”《雨别》：“我真想摔开车门，向你奔去/在你的宽肩上失声痛哭/‘我忍不住，我真忍不住’/……我的痛苦变为忧伤想也想不够，说也说不出。”舒婷诗中一再出现“痛哭”、爱人的“肩头”，有“文革”后在爱情上的强烈宣泄感，较少蕴藉。文字上亦欠精美，如《离人》：“离人如期归来还是/那个不爱刮胡子的丈夫/端把凳子让他修理保险丝/我去洗他带回的臭袜子。”可谓笔粗意俗的寡淡之作。当代诗坛对舒婷的定位，略显拔高。
爱情诗人董培伦的代表作《沉默的约会》，写于1983年12月，回忆50年代末读中学时唯一的一次约会：“我们坐在绿荫摇曳的刺槐下面，/谁也不敢抬起害羞的眼睛，/怕瞳仁泄露了心中秘密，/这秘密只能在心房里跳动”，“望着你翻阅书本的手指，/我真想变成一只火红蜻蜓，/作一次暴雨来临前的点水，/在你如水的手背上急速滑行”。特定年代少男少女的单独面对，朦胧的甜蜜、青涩的腼腆、情热蓬勃却又分外内敛。诗绪纯净、真挚，生动如现。其他诗作：“只为你的回眸一笑，/汪洋中我等了千年”（《击岸浪》）；“多么迢遥复迢遥的间距，/多么漫长复漫长的华年，/宇宙人熬白了堂堂须眉，/地球人瘦削了丽质红颜”（《太空之吻》）。董培伦的言情，抖落流行主题的干扰，不涉及两极背反的对立，归复到情思本身的细腻、温婉、轻柔，因而深受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