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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1)

苏童

我觉得有一点紧张,真紧张不是假紧张,今天的题目,先锋、文学、记忆,我把他分开来说。我一直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不够深刻,另一个恰好是不够浅薄,这一对矛盾使得我在很多场合不善于发言,我更信任的是用文字来表达。毕竟作家和教授属于两个行业,同学们可能听多了非常有逻辑的讲座,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我设想我的讲话将是散文式的。

第一个关键词,记忆。

一个作家记忆的一生,是一个百宝箱,记忆的百宝箱,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财富。这个百宝箱打开来,是不同的财富和珍藏。我自己现在在梳理自己的文字之外,常常会想起我的少年,青年,有时候记忆犹新,有时候却恍若隔世。医学上认为,一个孩子睁开眼睛第一眼看世界,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人生中的第一记忆注定是丢失的,不管是作家也好,医生也好,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找回他的第一记忆,使他重现。

我是1961年1月出生的,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是一颗子弹。那年我三岁,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深夜,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非常匆忙和慌张地被我的母亲抱起来,从我临河的房间放到外婆临街的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年武斗,我们家临着水泥厂很高的水泥塔,一些人占据了那个水泥塔乱射,一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家对着河的门侧。这就是我的第一记忆。也是我对社会和人生的第一个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也是对未来带有暗示的一个有文学意义的记忆。

我们说一个作家终其一生在这个百宝箱里梳理,掏出东西。高尔基说过,一个作家写到最后一定会回到童年。我自己的童年并非文学时代,而是动乱年代,它的特点是一个孩子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都有,该有的比如说知识的传承等等,不该有的比如说是暴力等等。我的读者经常在我的作品中发现暴力的东西,我经常也在问自己,我的作品有暴力的倾向么,或者是哪一种偏向?但是我自己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我还是无愧的。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恐怕是我们学校学历、知识、教养最好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他是教高年级的,当时我还在低年级。但是我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是青紫色的,高年级的同学给他设置了一种方法,叫做蚕宝宝上山,用桌子椅子摞起来,逼那个老师像蚕宝宝一样登上去,最后有几个学生去抽下面的桌椅,那个老师从上面掉下来,脸摔在地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是青紫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去刻意地去考证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暴力变成了某一种精神食粮,大家都在食用。问题在于,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他,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个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像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

当然,这不是全部,关于暴力的记忆在我最初的文学记忆中,并不是全部。每一个作家的记忆都是有区别的。作为我个人,我最铭心刻骨的、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和我的生活有关。

作为我来说,写了这么长时间,回头一看,那些所谓的瓶颈啊,写作的历程啊,都被风沙所淹没了。但是你总是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开始的。大家都说文学是从幻想开始,我的开始是从一场病。

我九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我九岁的家稿的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无数个早晨,我去儿童医院看两个老中医。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我的很多同学背着书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悲伤,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自卑。

我的家是个工薪阶层,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家。那些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九岁开始自己熬药,用煤炉熬药,要学习。更多的时候觉得那种寂寥、那种无聊,那种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的病还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时候我睡在一个竹塌上,我把那个竹塌睡了一个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寻找到了第一个朋友,不是文学,是文字,我经常说起过这个非常荒诞的开始。

我父亲的书都是一些古典小说,是人文社的繁体字版的,我没办法看,所以我去寻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文字在哪里呢?文字第一在墙上,墙上贴着很多报纸,那些字我一个也没记住,唯一记住的是那个带着时代特色报纸,叫做苏州风云报,现在也没有了。

那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帮我寻找一些打发寂寥的东西,我的姐姐那时候上中学,她经常在一个很小的阅读圈子里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都是被没收的,有些还打着收购站的印章,很多都是没有封面的。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书中看到的那些让我面红耳热的描写,亲吻的描写,性描写。我记得有一个叫玛丝洛娃的女人……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师大,有一天我去借了《复活》,一看哎呀,我九岁那年就已经看过了,看过这个玛丝洛娃。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受到了文学最初的一种熏陶。我的家人那个时候确实给了我很多温暖,我的母亲文化程度很低,自己是不看书的,她在厂里办了一个借书卡,借书给我看。这就是我文学的一个开端。

这样一个记忆当然不能奠定我的文学梦。我真正热烈的文学记忆是我上北师大以后。我那时候又一次来北大,听一个叫张曼琳的云南女作家,她当时还在校,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张曼琳在北大进行一次竞选,竞选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感兴趣的是她的竞选演说。我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来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时间还是地点搞错了,结果没找着,我们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是一个文学的梦幻时代,现在想起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个时代,就连北师大这样比较保守的学校,一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写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会像星星一样,突然闪过,突然又消失。我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他成了我们的一个羡慕、赶超的对象。还有一个同学,在当时的《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也特别羡慕。在这种非常具体的。带有八十年代特点的竞争情况下,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勤快,越来越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的,不是怀着远大理想,而是一种追逐身边人的情绪下开始的,“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是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学,跟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一直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和很多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从来也没考虑过今后几十年会不会写?如果写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遗憾的事。说感恩的是,我当时在同学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这个班上,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个集体生活中,我觉得我有某种意义上的逃逸,一种从群体中逃逸的下意识。我刚入校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当学习委员,第二年就把我干掉了,为什么?他们发现我经常不在状态,不热心集体事务。因为那时候我在搞文学啊。我那时候最爱的两件事,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打球。关于创作,我一开始不敢在中文系写,我怕他们发现,怎么这个人老不发表,还老写。我就跑到地理系的教室去写,可是没多久我就发现也有两个中文系的学生在地理系教室里写。所以我又跑到体育系去,所以我有很多大学时代的创作别人并没有看见我在中文系写,因为我在体育系写,我的旁边坐着一堆大个子,我就在旁边写,很有一种地下工作的意思。正如我所说的那种看不见的竞争,很多同学很强,你所思考的,所憋着劲所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发表,对你来说发表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

我的问题是那时候我一直都有一种小问题,非常孤僻,又爱面子,老是退稿,一般人可能都不写了,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前面说过我一直都不热心集体事务,但是那时候第一次主动跟老师表示自己要负责班级的事务,就是保管我们的信箱。信箱来了我自己打开,什么东西我自己收起来。

第二个关键词:文学。

到了1983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和诗歌处女作在那一年里一起发表的。这些作品除非有心,一般人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从来都不拿出来见人。为什么呢?所谓物是人非,在十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自己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梳理,我觉得我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幼稚,所以这些作品基本上像销毁罪证一样希望把他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