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影响你一生的北大演讲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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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北京大学演讲(1)

杨振宁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台湾同学见面,这个大礼堂我曾经参观过,但还从来没有在台上或者台下参加节目,今天是第一次。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六年。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现场投影),坐在妈妈的膝头上。那时我父亲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我叔叔抱着我,我左边的是堂哥哥,右边的是堂姐姐,照这张相寄给我父亲。到四岁时,我和我妈妈在一个照相馆里照的,穿的也是长袍马褂。1928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这是我们在厦门照的相片,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已经改穿西装洋服了。

1929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所以1929到1937年这八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那八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念的。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50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这个照片(现场投影)里站在门口的两位是我的弟弟。这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已经不做小学用了。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1000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这是我初中时在家里边照的相片,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这是一个周末,我们在清华园住的房子里的院子住的。1933年到1937年这几年念初中,这是当时初中的大楼,我是住校的。那个学校一共有300个学生,其中不到100人是中小。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的第31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这是我前几年回到母校参观时在大门口照的一张照片。

1937年日本人打到北京,卢沟桥事变。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大家知道是7月7日。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当时的北平,1938年到1945年我们去了昆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四年大学,上了两年研究院,然后又教了两年中学。

高中二年级念完以后,那时候公布了一个法令,说现在有太多的中学生流离颠簸,没有中学毕业,所以你要报考大学没有中学文凭也可以报考,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等学 历的资格报考了西南联大。这张照片是我当时的样子。西南联合大学房子非常破旧,这张照片里茅草屋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每两个床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放桌子。

这样简陋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文史方面、科学方面、工程方面,以后在外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有很大的贡献。我想在造就人才的大学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我在大学毕业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大家居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因为和日本人在打仗,所以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站在我们乡下的房子的前面,窗户纸都破了,所以那时候居住条件是非常糟的。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又念了两年研究院,这六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我特别要提出两位我的老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他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以前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先生,他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20世纪数学核物理学非常基本的观念,那时候群论引到物理里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对分子物理学和群论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对于群论在物理当中应用的重要性是在那个时候奠基的,又美妙、又深入,而且成为影响我的一个方向。后来五六十年代,对称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变成中心思想。所以吴先生把我介绍到这里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 件事。另外一位影响我很深的是王洪基(音)教授。我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两年研究院,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我和王先生做的,关于统计力学。我一生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系,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系。后来我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方向是他们给我的。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跟我同名同姓同班的同学,都是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学生,后来都有很大的贡献。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个人照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里常常高谈阔论,所以同学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三剑客”。

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说杨振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对象就是这个女孩子,她现在不在了,叫做张景昭。她是浙江人。那个时候女同学都穿着蓝布大褂,只有她穿着红色西装,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

可是她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去打听一下“张景昭今天在什么地方上课?”,我就请假在她的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时可以跟她讲话。这样一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觉得张景昭对我影响不好。我当时有个很清楚的确定,张景昭来以前,我自己的情绪像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变成风暴,整天使我情绪不定。最后我作出决定,这样下去对我不利,后来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们见面还是规律性的,可是我的情绪上平淡下去。这个故事在我结婚时我告诉了我太太,所以跟大家讲并没有关系。

在西南联大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止是书上的东西,还学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么。我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每一个学问里头都有很具体的东西, 可是它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来摸去,不能窥全貌。你要达到一个程度,不仅在底下看得清楚,能够知道长高是怎么一回事情。怎么知道你就达到了那个程度呢?比如说你对哪个人的工作特别欣赏,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可以有一个看见全面的意义。

第一位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比我大43岁,后来我到美国看见过他,还跟他谈过,但是我看见他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没有跟他谈过很多的物理。另外一位叫做蒂瑞克(音),他比我大20岁,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后来我跟他也很熟。第三位叫做艾米(音)。他们三位的物理学我非常喜欢,我了解到物理有很复杂的现象,但是很复杂的现象背后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们能把这些定律精神一语道破,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我很幸运能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里,我因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20几位同学经过印度,经过大西洋到了美国,去做研究生。其中1945年到1949年是在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不能看到了艾米教授,还有一位比他年轻的泰勒教授,这张照片是1982年我和他在美国照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不到40岁,已经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后来他被公认美国氢气弹之父。

原子弹和氢气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制造原理以后,后面不是理的问题,而是“工”的问题。但是氢气弹不一样,会造原子弹,要做氢气弹还要有窍门,这个窍门在美国是泰勒所发现的。我从泰勒跟艾米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很重要的是一点:原来我在 中国所学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因为芝加哥大学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艾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国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样,虽然内容是一样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国内所学的物理学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已经做好的,好象菜做得很好,你就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我从泰勒和艾米那儿所学到的不是怎么去吃这个大餐,是怎么做这个大餐。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一些还没有被了解的现象,希望把这个现象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了解归纳出来规则。一个是从规则出发研究没有了解的现象。在芝加哥是一些还没有了解的现象里头提出它的精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两个方法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有大成。

那次我们到西部去旅游照了很多相,这张照片一个天然石头的柱子,那时候我非常瘦,站在那儿照了这张照片。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一年,邓稼先来了,他跟我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跟杨振平在1949年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一夏天,整天研究学问,也整天到各个地方去游玩。邓稼先后来回国,他对于中国的原子弹、氢气弹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张爱平将军在邓稼先过世以后,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