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杜·诺斯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实验室。让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其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所以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
第四，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
第五，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论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源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则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的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奕论中这两种情况正向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使各个组织在重新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建立起我们正式的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结构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