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部书——《大易》与《春秋》（《公羊传》），绝不能自己看。你们听一遍后，将来老年回头看，就可以讲学。
不知《大易》与《春秋》，就不知中国文化。《大易》由隐之显，由体而用；《春秋》由显之隐，由用而体。天天于日常行事上，显；返回我们的性，隐，微。“克己复礼”，由人之道（诚之者），至天之道（诚），至天人境界（天人合一），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元，含乾元、坤元，“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坤顺承天，“至”，乃一点距离也没，乾元有多高，坤元就达到那般高；坤元就是乾元，乾元就是坤元。
人虽性善，但易受外诱之私。年轻荒唐，而立之年体悟，克己复礼，亦即复性，即由人事之用返回道（体），“率性之谓道”。《大易》讲生生之道，是体，生生之谓易；《春秋》一切采之于礼，是用，《春秋》为礼义之大宗。
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仁。礼义即中，仁之用也，生之用也。礼义，中之用，《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国，礼义之国，以礼义作为标准，一切裁之以礼义。“礼之用，和为贵”，礼以和为本，“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太和。
《春秋》别嫌疑、明是非，而最难的是辨是非。孔子删《书》，《尚书》以《甘誓》作为划分，之前为法（以尧舜为始，王制之道为法），之后为戒（“至禹而德衰”的证明，乱制之道为戒），有所立义，一般人不讲，但今文家很重视此篇。甘之战，首反乱制之战，存此篇意义深长，天不佑扈，他这一败，几千年家天下乃起，天民尽制于鸟兽之群。《淮南子·齐俗训》云“有扈氏为义而亡”。
乱制之下人民受苦，应起而拨乱反正，孔子乃删《诗》《书》、订《礼》《乐》，其修《春秋》必有所为。故《尚书》与《春秋》相表里。《五经》皆相表里。
《春秋》讲思想，思想难以毁。“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即指《春秋》。《春秋繁露》（以下简称《繁露》）、子书讲术。
孔子修《春秋》，与历史不同，“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离娄下》），是借事寄义，皆为况，是经。“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在史实之外，另立新义，后人称《春秋》为经。
孔子修《春秋》，在未修之前必有一部“不修《春秋》”，以之作为依据；“其事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修《春秋》后，史实无变，“义则丘窃取之”，成为修的《春秋》。
按己意写史，往往难为人接受，与史实距离远，乃有爱史实者按史实传之，故有“不修《春秋》”。《左传》为保存真的历史，又称“不修《春秋》”，以《春秋》为史。《左传》作者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代人，以孔子修《春秋》为索隐行怪，为了保存《春秋》史实，保存历史原貌，故详于事。自《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以及《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看出，孔子有两个崇敬的人：左丘明、老彭。
《春秋》有三传：《公羊传》《穀梁传》重义，《左传》重事。《公羊传》，修的《春秋》，继孔子之义，微言大义在其中。修的《春秋》称经，重义者为经。
读书要了解义，才有趣。过目成诵，皆不成器。哪个成功者是天才？要下功夫。
《穀梁传》在《公羊传》之后，与《公羊传》颇有近似之义。《春秋》三传，经皆同，均为口说，其后方笔之于书成传。传，谓解说经义者也。
今古文之争，专制时代以为是“文字”不同，实则为“思想”之争。伪古文，乃汉后为维护帝制的文人造出的。今文家一抬头，就起革命。
“公羊学”讲的是思想，要重思想演变的程序。思想影响一个人极重要，用智慧启发智慧，找出一条可行之路。读“公羊学”必要勤，不然读不下去。
“《公羊》由子夏口授，传之孔子，故圣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传焉”，《公羊》传授即师承。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东汉何休（129—182）注。何注并不难，必要耐心地读。但注中有些讲乱制，要勾去。
伏生（即伏胜，口述《尚书》，诸儒以汉隶录之，故所传曰《今文尚书》），今文家祖师。何注必要细看。《说苑》《白虎通论》《新序》皆汉初文，与何休的笔法同。汉用《春秋》决狱，影响最大，所以汉儒的书，如《新序》《论衡》也要看，以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春秋》纬多与公羊说比附”，故熊十力（1885—1968）以纬书得今文家说为多。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七经纬，即《易纬》《尚书纬》《诗纬》《礼纬》《春秋纬》《乐纬》《孝经纬》的统称，篇目极多。
《论语谶》，共八篇。在汉代，《论语》和《孝经》本不属于经类，而属于“传、记”类，地位低于《五经》，所以不列入经典。但它记录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儒家书籍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也为它造了纬书，因为不是经，所以不能称纬，而称谶。
汉时是谶纬之学最兴盛，尤以西汉末年及东汉末年为盛。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对儒家传统经学有了全新的解释，谶纬之书渐遭毁禁。至宋后，谶纬学说更是式微，其书籍文献多散失不传。
清代陈立（1809—1869），凌曙学生，其《公羊义疏》讲考据，微言大义少。
陈立少时客居扬州，师事凌曙，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大义，及清代以来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选精择详，草创三十年，书写成长编的巨作，当他南归后乃整理排比，融会贯通，撰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清史·儒林传下》称此书“渊雅典硕，大抵考订服制、典礼及声音、训诂为多”。陈以汉学手段治《公羊》，此乃乾嘉以来汉学之门径。
清人到处抄书，材料丰富，太平时代写了很多本子，有时还没说出哪个对，大杂烩也。
熊十力讲的是智慧之学，陈立疏缺少微言大义。旧社会，师说不笔之于书，怕祸灭九族。
清中叶，常州公羊学兴，以常州人庄存与（1719—1788）、庄述祖（1751—1816）、庄绶甲（1774—1828）、庄述祖外甥刘逢禄（1776—1829）及宋翔凤（1779—1860）为代表。清代公羊学复兴，肇始于庄存与，有《春秋正辞》十一卷、《春秋要指》一卷及《春秋举例》一卷，犹存乱制，但隐藏微言大义。庄存与今文家东西没能完全把持住，刘逢禄较好，著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以下简称《何氏释例》）三十卷、《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后录》（以下简称《后录》）六卷、《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及《答难》二卷。
刘逢禄以《春秋公羊传》诠释《五经》要义，将公羊学扩及今文经学的全面研究，对当时及清末学术界起了莫大的效应。其《公羊何氏释例》云：“故不明《春秋》，不可与言《五经》。《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刘氏将《五经》之要义与公羊学相互参证，实为清末公羊学的肇端所在。
凌曙（1775—1829）问学于刘逢禄，著有《春秋公羊礼疏》《春秋公羊礼说》《春秋公羊问答》及《春秋繁露注》等。
凌曙之学，本于《礼》及《春秋》，首创将公羊义例引入礼学之中，以公羊学诠释《五经》，远承董仲舒阐扬公羊义理的精神，再振董氏以《公羊》援经议政。其《公羊礼说》《公羊礼疏》《公羊问答》《四书典故核》《群书答问》皆以公羊学的精神来阐发礼义之要旨。尤其《春秋繁露注》更开启研究公羊学的另一扇门径，梁启超谓“晓楼传庄、刘之学，谙熟公羊家法，故所注独出冠时”。
孔广森（1752—1786）著有《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经学卮言》等，其《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以下简称《通义》）十一卷，毛病多。
孔广森受业于戴震，从庄存与习《公羊》，又心仪郑玄，名其书房“仪郑堂”，颇致力于训诂考据，从而以朴学解释《公羊》，开启清末公羊学者以《孟子》释《公羊》的先声。
清儒读书多半好古，讲许多例，但不讲微言大义。
清末说经较为客观、平整的是皮锡瑞，有《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其《经学通论》有关《春秋》部分为师说，但有不同。《经学历史》可暂时不看。
皮锡瑞因景仰西汉初年传授《尚书》的伏生，故名其书斋曰“师伏堂”，学者称其“师伏先生”。皮氏以为尊孔必先明经，谓“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订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
陈柱（1890—1944），唐文治的门生，著《公羊家哲学》，纳公羊大义为十五目，但太简。
民国以来，皆有目的地讲今文学。讲学有目的就低，学术本身是无所不包的。廖平（1852—1932）自谓：“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其讲学有目的。号六易。康南海（1858—1927）有目的地讲学，借古书发挥己志，假孔子之名，行自己的主张。臆说，成己之私见，不算学问。梁启超（1873—1929）论《春秋》部分，犹能守一点家法。
要用智慧看中国东西，不同于迷信式。
熊十力《读经示要》（1945）有关《春秋》部分要看，所论高于今文家。《原儒》是1956年在上海时所写，与前书的观点不同，如以董子讲乱制之学。
熊十力《读经示要》以“西汉《公羊》之学，董氏为盛……东汉人又重胡母生之学……何休作《解诂》，虽云依胡母生条例，而义据亦大同《春秋繁露》，故治《春秋》者，当本之董何……使两汉无董何，则《公羊》之学遂绝，而《春秋》一经之本义，终不得明于后世矣”。
《原儒·绪言》谓：“六经皆被汉人改窜……汉武与董仲舒定孔子为一尊，实则其所尊者非真孔学，乃以禄利诱一世之儒生，尽力发扬封建思想与拥护君主统治之邪说，而托于孔子，以便号召。”
《春秋》用殷历，值元述志。
孔子志在《春秋》，故《春秋》之志即孔子之志。《礼记·学记》云：“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此志，乃祖师爷之志，即孔子之志。“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乃孔子之义。“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繁露·俞序》），注意“吾”字，孔子用《春秋》之义表其志。
古书难懂，因历代皆有改经以合其时代思想，如宋儒之改经，故经书的真面目难求。
在专政政体下，往往以“今不如古”，净神化古人，此为愚民政策的第一招，使那时代的人亦步亦趋学古人，而失去了自我。
孔子思想，“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配合“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正与“愚民政策”相反。“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父母的好坏，并不影响子女的纯正，有其存在的价值。封建思想异于孔子思想，故要拨乱反正。
改革社会，要不惧恶势力。英雄怕太太，此外谁也不怕。不要找事，但有事不要怕事，得行正走正。怎么树威？抓住理不让人，但不打乱仗。事来不躲，得面对之，解决之。问题永远躲不了，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愈怕事，人愈欺你。骂人，也要有机术。
要养成群德，花好亦需绿叶扶。吃小亏能树誉，有容人之量。理事，脑子要灵活。
《春秋》讲“拨乱反正”。拨乱反正，“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正名，必有其名，然后再下功夫。索隐行怪，标新立异，均不能成事。不必求创新，纠正社会既有的就足矣。
正，王道也，中国倡王道，“王，天下所归往”，即归往之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霸必有国大，霸者难永存，因为有敌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王者无敌，“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尧舜为王道，政治上的模范，“仲尼祖述尧舜”（《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亦讲王道。
讲王道，必有王制，《礼记》、子书均提及，但都与乱制混了。孔子倡王道，讲王制，是新王之制，公天下之制；有别于旧王之制，家天下之制。王制与乱制，相对。
“文家尊尊，质家亲亲”（何休语），尊则笑贫不笑娼，怎能不忘本？文，饰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亲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是有理智的，由近及远。周尚文，殷尚质；《春秋》则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此周、殷，皆况。
为文，必须考虑别人能看懂否，不是要保存。我看书，必了解了，再批评。有志，空的不行，自己必得升华。读上三年书，应自己能读书了。
我在屋中读五十年书，除孙女外，谁都不应付。
以蒋庆《公羊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作入门，但并非金科玉律，我订正很多。作者年轻，至少没走错路，有厚望焉。
做学人、文化的领导人，必要脚踏实地读书，先把自己点亮了。中国人都应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绝不能兼差，还得智慧不错的。医书比经书还难，今天中医的针灸、麻醉震惊全世界！
真想做学人，得自己真读书，我也帮不了忙。修业，就是修，才有学问。学、习、修：学而时习之，学了就习。但仍有偏差，必要修之。天天学习，但结果有别。不论好什么，也得修。
“率性之谓道”，根据标准修一修，懂标准——性，就知怎么修。修，去掉没用的、不合标准的。修史，历史是一阶段一阶段的记录，把与大道无关者去之。“修道之谓教”，教（jiào）为名词，教育；动词，教（jiāo）人，传也。学、习、修的原动力，在传。学什么，都有一定的理路。理路必要清楚，否则怎么走路？传，也分很多层次。传承、传习、传统。
传承，我传的是什么？你们承的是什么？传学，承学，是专修的那一部分。传习，“传不习乎”？自己干什么不知，岂不是盲人瞎马？我并非有人格，不做狗扯羊皮的事，因为没有用，即使日进斗金，生活也不会改变。传统，你们都得了，是自老祖宗留下，一直演进到今天的。
笔记要整理，否则如杂货铺，最慢明天就要整理。得随时发神经，想到就写。作书，将时时刻刻想的结晶凑在一起。什么也不整理，怎么进步？不勤，绝对不行。如听戏，台上三秒钟，可是台下十年功。我昨天讲《易·屯卦》“六二”，乃前人所无，自《小象》“六二之难，乘刚也”印证的。
在台五十年，如无一个明白的，岂不白忙！写读书报告，才知你们懂否。再怎么乱，最后也得归于平静，这时就看实力、真功夫了。有正确观念了，就知怎么奋斗。女子肯用心，在厨房也能成家，诗、词将心里话说得明明白白，叫人懂。
曾约农（1893—1986，曾国藩嫡系曾孙）有学问，但不讲学。孔德成（1920—2008）两个老师：丁鼎丞（1874—1954）与李炳南（1891—1986）。
孔家正统随宋室南渡，在衢州（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康熙帝分南、北二宗，因不能打祖宗的脸，多花点钱成立二宗，此即“干祖之蛊”，补过。此乃人生要道。我到曲阜住一周，深思熟虑怎么解决问题。
我这支是太祖嫡子礼烈亲王代善（1583—1648）之后，正红旗。人要自觉才能成才，我“长白又一村”。想怎么样没用，得怎么样才有用。
“学”与“统”有何区别？通人，承统；专学，承学。有《学统》一书，可以参考。《春秋》讲一统，又称“元经”。重视根，本是同根生。代代相承文化的责任，所以“素王”比“时王”尊贵得多。
文王，何休注“法其生，不法其死”，人人皆为活文王（周文王为死文王，谥号）。《论语》“文没在兹”，每个人都有“文”，即性之用，亦即“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文道，“纯亦不已”（《中庸》），行健不已；武道，“止戈为武”（《说文》），“全敌”（见《孙子兵法·谋攻》全国、全军之说），“聪明睿智，神武不杀”（《易经·系辞上传》：“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武，止戈，研究怎么不动武。一统，元统。用什么可以不发生战争？唯中国人有这个智慧与能力。
中国讲“天下”，不讲“际”“界”，“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得用中国思想，看中国人的“天下观”是多么进步，将星球都包括在内。
秦时，李冰（前256—前251）担任蜀郡郡守，在蜀郡修都江堰，现仍维新，经两千多年了。何以都江堰能够历久弥新？智慧产物是颠扑不破的，后人加个“神”字，乃因猜不透。今科学家犹不真懂。李冰父子治水，顺水找水源，研究水文到“神”的境界，被称为“二郎神”。今天研究中国思想，比李二郎找水源方便得多。
今天生活安适，何以不关门好好做学问？一天不知为什么而活，难道不会不舒服？千言万语，就是要自觉。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虽愚必明，虽柔必刚。笨并不可怕，肯努力就没有“愚”与“柔”。说一千道一万，人心实比天地宽。
《春秋》思想，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高的智慧，必慎思之、明辨之。真明白，三年绝对有成。一切之始，另辟天地，值得传承的以“性”为标准，要承、传。
读《公羊》前，有些重要问题要先了解。
一、《公羊》传承
《公羊》由子夏口授传自孔子，故圣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传焉。
公羊者，传者之姓氏。旧疏引说题词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夏弟子，五传而著竹帛，弟子不敢斥言师名，故以氏传也。
“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又称《公羊旧疏》，下简称“旧疏”），二十八卷，不知何人所著。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所作，不知何时人。其书在隋并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问答……按问答语甚精赡。
《公羊》传文，初不与经连缀。《汉志》（《汉书·艺文志》）各自为卷……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古者经传异本，汉古经《公羊》有传无经。故蔡邕《石经公羊残碑》无经……后儒省两读，始合并之。分经附传，大抵汉后人为之。《开成石经》始取而刻石焉。
二、何休学
《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论语谶》云：“语‘学’者，识也。盖谓有所得即识之。”
《拾遗记》曰：“何休，木讷多智……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废疾》，谓之三关。”
三、三科九旨
公羊家旧有三科九旨。《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者，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事）。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
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是谓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谓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谓三科九旨。”
宋衷注《春秋说》，为另一种说法：“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
孔广森《公羊通义》，遗何氏而杂用宋氏。其说云：“《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者既布，而一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相须成体是也。”
九旨：在《春秋》常用的几个观念。
五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七等：州、国、氏、人、名、字、子。
六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士，事也，最低公务员。士大夫阶级，乃士至大夫。
二类：人事与灾异。
七缺：《春秋》有七种缺德的事：为夫之道缺，为妇之道缺，为君之道缺，为臣之道缺，为父之道缺，为子之道缺，周公之礼缺。
四、存三统
存三统，夏、商、周。因三统，才知有所“因”，“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以《春秋》当新王，新周，故宋，黜夏，即宋（商）、周、春秋。否定周，自设一个朝代，即《春秋》。故汉以孔子为汉立法。汉纬书，亦为伪书。
孔子周游列国尽碰壁，乃“志在《春秋》”，“加吾王心焉”。《春秋》乃孔子为后人所立之大法，并非历史。孔子之前也有《春秋》，为“不修春秋”，是历史。
亲周，有今文家以为应为“新周”，说法不一。《大学》“亲民”“新民”，两种皆可。“亲民”，入手处；“新民”，终极目的。
元者，源也，本也。“周因于殷礼，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矣”，道统、政统由此生，有源有本，不可以闭门造车。祭在报本，“水源木本”，慎终追远。
祖宗：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祖，对时代最有贡献者，开国的称祖。圣祖，乃入关后最有成就者，康熙称“圣祖仁皇帝”。
中国讲存三统，至清犹保存。今文家的责任，存三统。
五、张三世
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政治上的三个历程。
《读经示要》曰：“盖借十二公时代之行事，而假说三世，以明通变不倦、随时创进之义……与《大易》‘穷变通久’之旨相发明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书读多了，遇事笑一笑，所见都异辞，所闻、所传闻能不异辞？
张三世，即新三世，“因不失其亲（新），亦可宗也”（《论语·学而》），既能因而知祖，又知新而能进步，亦可宗也。以《春秋》当新王，新周，故宋，通三统。
“因不失其亲”，因，承受别人；亲者，新也，不失己新，建树自己。根据传统，不失其时。不知因，不知数典、不知祖，因此往往忘祖。做事由“因”处理，如一人说话于你有利，抓住，借以解决问题。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不近于礼的为“足恭”，不恰如其分的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治长》）。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义者，宜也”（《中庸》），信近于宜，不可以愚信，如召忽乃不近于义之信，管仲则“乃其仁，乃其仁”（《论语·宪问》“如其仁”，如，乃也），是近于义的“大信”。“言可复也”，言行能合一。
“自禹而德衰”，开启家天下之局，夏、商（殷）、周为世及制，家天下之制。孔子有志立新王，周于其意念上已经亡国。新王要复于正，《春秋》目的在拨乱反正，以天为正，政治上以尧舜公天下为正。孔子时，已历经夏、商到周，说“三世必复”，要复尧舜的公天下之制；三世不能复，再说“九世必复”，虽九世、百世亦得复。
孔子为宋之后，“少也贱”（《论语·子罕》），但学为贵，“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把乱制摧毁。今后中国再怎么乱，也没有人敢当皇帝在此。
新王，是孔子之志。讲“王制”，即新王之制，是“天下为公”之制。古时有“王制”与“世及制”，但被调包了，自“天子者，爵称也”，是唯一可看出的，天子非生而贵者，“人无生得贵者，莫不由士起”（《白虎通·爵篇》），天子之子曰元士，不过是士的领头而已。《孟子·万章下》问“周室班爵录”，答“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但“天子一位”，此为新王班爵录。《孟子》内存有一些，可见还有《春秋》之义。
“《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天子，“继天之志，述天之事”。《尚书》“天工人其代之”（《尚书·皋陶谟》），人能代天未竟之工。法天，法天之工，智周万物，道济天下，“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尧则天之道，天道无私、尚公，尧舜公天下。“拨乱反正”，正，乃天之道，尧舜之制为正。
六、风内外
此“风”同“春风风人”之第二个风，音fèng。指德化之风，使远近大小若一。表一人有德，受其化，曰“如坐春风中”，春风风人。如解作讽刺，我不首肯。
风内外：第一，与“内其（己）国，外诸夏”义同；第二，善其善，恶其恶，也有此解。我喜前一解。
内其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四夷；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
夏，夏历，夏声，夏学。“夏，大也”，“唯天唯大，唯尧则之”，无所不包。
“内其国，外诸夏”：个人“内其家”，先把家弄够标准了，才“外亲戚”。先把自己国弄好，再去帮诸夏。先有“夏”，才有“诸夏”。诸夏之邦，每一夏有一侯，故曰诸侯。侯，是最有聪明、智慧的君，即领导者。
“内诸夏，外四夷”：“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礼义之国。中国的“夷狄观”，非以民族分，知礼义即为“夏”，故有“诸夏”。“因其国以容天下”，有容乃大，因己国，把自己的国看得特重，修好，因我们自己的国而容天下，是循序渐进地容天下，是有知识的容，将诸夏也看成内，故“内诸夏”。
三夏，夏、诸夏、华夏。华夏，将“夏”华于“天下”。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公天下，一切力量、东西皆天下人的，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与三代之英”，三代，夏、商、周，家天下，“小康之最”，应是汉儒所加，不是孔子之志。
“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在大处同，人性同，面包不必同，同而异。
“大同”与“小康”相对。“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接着讲小康：“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小康，小安也。历代皆有小安的局面。
小康，“世及以礼”，家天下世及制，“谨于礼，以著其义”，用“礼义”控制天下人，为其一家“尽忠”。“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乃小康的代表。显见上面“与三代之英”有问题。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一切决之以礼义，以礼运天下，据此拨乱以反正。正，止于一，止于元，元胞，同元共生，共生共荣，大居正，大一统。
“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到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了，就成为“华夏”，此时，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见群龙无首，吉”（《易经·乾卦》），为终极目的。
心静，不厌其烦，多看几遍，才能读《公羊》，躐等才费劲。《春秋》讲“性”之书，为人性之书。
练习读书有耐力，定而后能静。隔行如隔山，今文家今后必出在你们。别人会当我们是笑话，但是笑话也得传下去。一个人是人，就不错。
大目标必要把持住，开始即要掌自己的舵。小做可以积沙成塔。时间真是金子，做的经验很重要。要实际，一步步去做，有抱负必要实际，脚踏实地去做。靠什么都不行，得的多去的也多。天天不做，总是空的。谁不会想？不去做，只是白日梦。
公羊学是个思想，用以启发自己的思想。读书贵乎真知，不在快慢。有思想的人，压迫越厉害，越会反抗。《公羊》既然已经传这么久了，不得不承继下去，不在乎有用与否，为往圣继绝学。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重要的政治哲学。繁露，是皇冠前后的流苏，做定镜之用。《春秋繁露》是解释《春秋》最重要的一部书，读《春秋繁露》，要一句句读，不必重其连贯，此书只字片语皆有用。“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繁露·重政》），即化繁为简，此为智慧。化繁为简，化博为约，即“属万物于一”，“一致百虑，殊途同归”。
《春秋》为一部政书，《易经》也是，“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经·乾卦·文言》），昔有“体仁阁大学士”。中国无一书不谈政。
没有比老、庄再残忍的了，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必要恰到好处，放冷水，热气一起，东西即可食。小鱼一烹，骨头都酥了！保持小鱼样，要小烹。蒸，用大锅，小鱼既小又嫩，一不小心即成肉松。
“大明终始”（《易经·乾卦》），“大”为赞词，赞“明”能由“始终”成“终始”，赋予其新生命，终而复始，生生不息。能者，能起死回生；不能者，就把事弄糟。“圣人贵除天下之患”，无智焉能除患？今“剩人”贵制造天下之乱。
有志，能发挥之处太多，边读书边贡献智慧。手要勤！如好吃懒做，只好抢了、烧了，就吃软饭。一国至此，不亡哪儿跑？是是非非，应由理智决定。
《说苑》《白虎通》必要看，里头是今文家的东西。《白虎通》为今文经，原名《白虎通德论》。东汉朝廷召开“白虎观会议”在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老道都用“观”。
称“六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汉书·艺文志》），此按经书的历史排列，古文家的排法；“《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运》），今文家按经的难易排。
刘向《说苑》、东汉《白虎通》按古文经排法。古时可能无今、古之见，那时无今古文。鲁恭王坏鲁壁，《汉书·艺文志》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因孔壁藏书的发现，乃出古文书，而开启“今古文之争”。
清儒作书，不厌其详，材料极为丰富。陈立《公羊义疏》详细，但内亦有引古文经，不属于今文家的东西，乱。做学问，不能只看一两本书，打好基础不易，今人无古人的耐力。
任何民族皆有不可磨灭的思想。乡下人没读什么书，但会处理事。拿西方思想到中国以强中国，民初有“全盘西化论”，也没能成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干总比不干好，应开拓自己的心胸。
《春秋》仁者之位，仁者之时，创此思想者很进步，合乎《大易》“时”的观念。“时”必跟着“位”，《易》六爻，“六位时成”（《易经·乾卦》）。
人境界不同，几年后可以看出。何必以自己的智去肯定一切，几年后看，其实很幼稚。“所见”，以自己智慧的最高境界去看。了解之所以不同，因没经过那么多的历程。见什么事越肯定，越显自己的幼稚，胆越大的越跋扈。
失本，不能成其功，做事业必要立本。问：“学《礼》乎？”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能立本。识本，必要下功夫。
净读《学英文百日通》，外语绝对学不好，应不能使之流通，助长取巧心态的产生。要读字典，下笨功夫，单字记得才多。读《千字文》，至少识千字，才能为文。大小事皆必立本，才能深入。
说话，必要言中有物，因“圣人贵除天下之患”（《繁露·盟会要》）。《诗》可以兴、观、群、怨，多言民之“怨”。
国家要好，上下皆要发愤，才有希望。学东西，绝不能走快捷方式，不要净耍小聪明。必要仔细看书，不能以术欺人。现在做学问，净查字出现多少次，非饿死不可。
看了，懂不懂？看了，总比数（shǔ）字强！有根，叶才能茂。看书，才能言之有物。
读书，贵乎有耐力。做学问，要客观，不能把主观摆前头。
一个人应做自己应做的事，不以一言而动你的初衷，不能没有自信心。
做事要有大计划，准备好了再做。按计划，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做，不要好高骛远，自欺耳！立下标准，往前奋斗。懂得人生是什么，就应面对之。按己才智，立下目标，往前奋斗。有一分才，干一分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名实相称。际遇不错，乃“志相得也”（《穀梁传》：“遇者，志相得也”）！
做事必要想三段，知自己应怎么做。不找事，但事来了，绝不能躲事。必自己有食了，才能别人助一饥。朋友只能供一饥，不能供百饱。行有余力再去助人，乃能正天下之是非。
丁日祭文圣，戊日祭武圣。春、秋上丁（二月、八月）祭孔，是一年中的大事。
汉高祖十三年，高祖过鲁，以太牢祭孔，开启帝王祭孔之始。曹魏正始二年（241年），令太常（礼官）释奠孔子于辟雍（帝王授课讲学的专属学宫），以颜回配享，乃以释奠礼祭孔之首例。东晋以后，历代皆为定制。
唐玄宗崇道尚武，开元十九年三月，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以每年二、八月上戊日致祭，如孔子礼。玄宗比姜齐太公为“武圣”，故与孔子“文圣”比，后世则以关羽为武圣，太公乃入道家。
“子入太庙，每事问”，人就有话说，孔子问“是礼也”（《论语·八佾》）？可见恢复一个“礼”，多不易！虽不用，但不可以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保留之，此为文化。
读书，字面明白了，还要前后要义贯穿之，“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乃是各方面的融合而成。中国东西是提炼出来的，不是一般人马上可以领悟的。
政治必须立本，政术为其次。树人即立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一般人往往舍本逐末，舍近而求远，“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孟子·离娄上》）。“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中庸其至矣乎”，越是平常的越是至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
治非莫过于敛己，要不自欺。来日方长，应洁身自好，德行必要重视，君子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学术是责任，必向历史负责，此亦道德。一个人必得进步，必要有德行，天真造成许多的是非。做学问要改变气质，学问深了意气平。
教书不同于法院，不能动辄开除学生。
言行必要注意，不要学伪君子，就爱摆样，如李光地（1642—1718）。
全祖望认为李光地是个伪君子，其《鲒锜亭集外编》卷四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说：“其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
人就是人，是个人就够了，失去“人”，就完了。犯伦者，非人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在于有伦，凡入了伦，皆不能侵犯。人必要平衡，否则虽不失伦，亦失德，人亦耻之。失伦与失德，皆可怕。
有德者，人尊之，才能领导群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活着据你的势，死时估你的德。成就自己很慢，而败坏就在刹那间。人非不能，乃不为也。人在一起久就有味，臭味相投。收敛自己，于言行上要有个标准。
想将来有成就，不能忽略今天。没有今天，哪有明天？重视现在，才有将来。学得不好，可以慢慢学。有学，无品，不是人。失德事绝不可为，伤品败德足以祸国。活一天就得守分一天，失分就是失伦。
人爱儿女甚于爱父母，不能在人面前道其儿女之短。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人有正气，则邪气不能侵。
真学问必下真功夫，改造自己必自心理改造起。人内心如卑鄙，行为绝对卑鄙。必要有浩气，养浩然气，想有成就必严格修己。
一国之强，完全靠物资办不到，重要在精神，如日本、德国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复兴，不在于美援，贵在其本国固有之精神，即其特殊文化。应发掘我们自己的民族特殊性、民族性。政治上姑息可以养奸，治乱世当用重典。
书读百遍自通。读书得心勤。有智慧，还要有恒力。如同开矿，每天要有新发现，为了发现去读书。八岁读《论语》，八十岁还读《论语》，境界绝对不同。突破难关了，才能有新的境界。
政治之道是实际的，是非不论，但一离开实际，就不能谈政。真正读明白《论语》，必能用上。文人大抵只能说，不能做；人家做了，还嗤之以鼻。此专制下之余毒，读书人往往自以为清高。书生论政，外面啥事也不知。昔日致仕教书，将一生的经验配合学问讲。会讲书的，深入浅出。
切合实际地看书，当求智慧读，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心看，要有所悟，而非守着书本，整天坐着看书。“学而不思则罔”（《论语·为政》），随时随地思，有所得记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为吃忙为生存忙，久则厌倦，凡事被动则成机器。素养极为重要，日常用事，在乎平时的准备，不能到危难时才要求解决。
年轻时必要有所事事，光阴不虚度，智慧不虚发。任何学问均有一定的途径，离此即索隐行怪。
字是门面，学写字，要练习怎么拿笔，练“永”字八法。近什么体，就写什么体。成家，必天才加上功夫。溥二爷（溥儒）随时手不停笔，没事时净画小纸条。要成书法家，按字的源流写，至少由篆开始写。今天由老师的字入手，害人一辈子。正规格学完之后，再以天才去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