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扶青（1891—1978），名永兴，字辅卿。直隶（河北）乐亭人。出身商人家庭。父亲杨振彩，一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品行端懿，且富爱国情怀，是乐亭“老呔帮”闯关东经商的佼佼者。他的人格风范，对于儿子杨扶青影响很大。杨扶青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乐亭县官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成绩优秀，备受全校师生器重。1909年考入直隶水产讲习所（现天津水产学院）。
李大钊和杨扶青作为乐亭同乡同在天津读书，彼此相知，但未曾见面。1910年暑期，他们回乡度假在火车上巧遇而相识。从此二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在天津读书期间，经常在节假日相聚，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杨扶青遇到难解的社会问题，总是向李大钊请教。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杨扶青忧心忡忡，就国家命运问题曾请教过李大钊。李大钊怀着忧患、愤恨的心情先后撰写了《隐忧篇》和《大哀篇》两篇文章，在《言治》月刊上发表。杨扶青读后心中更觉亮堂，从此他不顾家庭约束，决心追随李大钊，为挽救危难的中华探索出路。
1913年冬，李大钊为寻求救国的真谛，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时隔一年之后，杨扶青考取官费到东京水产讲习所深造。从此他们又得以相见。面对当时国内的政局，李大钊在东京秘密组织“神州学会”，积极开展反袁活动。杨扶青欣然参加了这一爱国组织。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后，杨扶青在东京继续坚持爱国活动。他联合中国留日进步学生创建进步团体“新中学会”。该会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即改造）中国为宗旨。又确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致力于中华之崛起。在此期间，杨扶青把他的公学金全部拿出来作为“新中学会”的经费，他自己则去勤工俭学。
在留日期间，杨扶青把中国与日本相比，看到日本实业发达，国力富强，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之一是实业不振。他回国后，立即与同乡酝酿，拟在盛产水果和海产品的昌黎县创建一个食品罐头公司。特意写信征求李大钊对这一想法的意见。李大钊非常赞同杨扶青的这—创举。此后，杨扶青集资20多万元，引进德国先进设备，在昌黎县城创建了“新中罐头公司”，产品牌号以“赤心”为商标。
1919年7月，李大钊回乡度假时，中途特意在昌黎县停留去拜访杨扶青。
在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处境困难的时候，杨扶青鼎力相助。1924年春，反动军阀政府下通缉令抓捕李大钊。不久，党中央决定让李大钊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所需经费一时难以筹齐。李大钊想到了他的好友杨扶青，坐夜车赶到昌黎，没等把来意说完，杨扶青满口答应，顺手写了一封信，让李大钊路过哈尔滨时到新中罐头公司设在哈尔滨的分庄提取银币500元。又亲自掩护李大钊离开军警密布的昌黎县城，赴苏参加会议。
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杨扶青曾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奔走，欲出巨款托人进行营救。他惊闻李大钊殉难，悲痛万分，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矢志完成李大钊的未竟事业。
抗战时期，他协助宋庆龄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工业品和军火生产，供军需民用。在重庆时，他通过周恩来的关系，先后介绍刘绍瑞等30多名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前夕，他在北平开设的工厂，成为我党华北地区城工部设在城内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该站由刘仁亲自领导，通过三条路线与解放区进行情报联系。解放后，杨扶青任中央政务院参议室参事、农林部副部长等职，全国人大二、三、四、五届代表。1978年2月22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