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1892—1951），原名昭宗，字慕韩（因慕宋朝宰相韩琦之为人，故名），别号愚公，党号移山。四川隆昌人。早年曾在广西、四川等地求学。1916年春赴日本留学。1917年创办华瀛通讯社。1918年抗议日本与段祺瑞缔结中日军事密约，罢学归国，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1919年赴法留学，与李璜等合办巴黎通讯社。1923年12月，曾琦与李璜、张梦九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任党务主任。1924年回国，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自任总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夏大学、法政学校、同济大学等校任教。在此期间，积极宣扬国家主义，发展青年党组织，进行反共活动。曾琦是中国青年党党魁，曾长期担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主席），他与左舜生、李璜一道，成为青年党的三巨头。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他们最初却是与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曾琦曾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为了拯救这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曾经有过良好的关系。1918年12月李大钊曾经为曾琦的《国体与青年》一书写“跋”，称其为“吾友”。在《少年中国》杂志和青年党有关史料中，屡屡可以看到曾琦、左舜生与张闻天、田汉的往来书信。但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却因为严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扬镳，最终走上迥然相异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见的境地。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人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而曾琦等青年党人则成为最早的反共先锋。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宣传影响下，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进而组建了党组织。在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看来，除了“走俄国的路”，中国别无选择。但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均是谬误、不合国情。曾琦等对中共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尤为不放心。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应该在苏联的帮助下去反帝反封。而曾琦等人却坚持认为苏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性质是一样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承诺归还沙俄时代所攫取的权利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却进一步觊觎、侵占中国的蒙古，扩大他们在东北的势力。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的政党，而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工具，并攻击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之走狗”，是引狼入室的“国贼”。
由于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共产党人与曾琦等人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争斗。共产党人坚信“唯物史观”，曾琦等人则提“物心并重”；共产党人主张“阶级斗争”、“阶级革命”，曾琦等人则主张“全民革命”；共产党人提出“阶级专政”，曾琦等人则提“全民政治”；共产党人提出“工人无祖国”、“世界革命”，曾琦等人则高唱“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曾琦、李璜等人组织中国青年党，以《醒狮》周报为舞台，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充当反苏反共先锋，向共产党发动猛烈的进攻。中共也不甘示弱，以《中国青年》为阵地，给予反击。双方口诛笔伐，打斗、暗杀事件也时有发生，曾琦后来甚至公然称：“有共产党即无爱国派，有爱国派即无共产党，所谓‘汉贼不两立’，‘邪正不相容’，事理昭然，无可为讳。”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矛盾已发展至你死我活的白热化境地。
1927年曾琦亡命日本，回国后拥蒋反共。“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力量在东北及长城沿线进行抗日活动。后与蒋介石合作，参加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参与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加入政府，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和总统府资政。1948年赴美，卒于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