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政府内阁辞职，当时总理是约瑟夫·列纳尔特。斯沃博达总统任命了新的内阁总理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工程师。
切尔尼克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在党的领导层中坚持对改革的方向和步骤，他是一位最为经过深思熟虑的领导者。1968年8月以前，特别在军队入侵之后，他善于现实地考虑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的方案。他不是机会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与党领导层其他的成员相比，他有一个根本性优点——他善于逻辑地、有说服力地、明白易懂地论证，为什么改革是在日程上。就在那个时候，当最高职位的，胡萨克和切尔尼克一起出现在经互会（RVHP）或华沙条约会议上，不可能不注意到，所有的外国代表团却正是明显的把注意力放在切尔尼克的讲解上。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野心，这同样适用于政治家。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也应该如此。然而他总是将优先权（根据他自己的观点）给予最适合人员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第一次在1968年1月，他当时得出结论，说不是切尔尼克，而是杜布切克是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最合适候选人。第二次在1969年4月，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应被选举的不是切尔尼克，而是胡萨克。这是他自己的自由的决定。我不认为他是害怕负责任——就像有时有的评论家那么说，相反，他自己创议了某些不受欢迎的措施，即使他也承认这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犹豫不决，而是有意识地负起个人责任。
切尔尼克在4月8日在布拉格城堡介绍了新内阁成员。副总理任命了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这位在那时候是最有经验和最能干的斯洛伐克政治家，经历过差不多10年的非法监禁，接着有7年强迫不能参加高层政治，回到公共生活作为单个民族政府内阁的成员，任务为将这个国家改组为联邦。他和许多工作委员会一起制订关于国家联邦的宪法法律草案。这个草案在1968年10月28日被批准，从1969年1月起实行。
切尔尼克工程师要求我从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工作（我是1965年中期开始担任的），转到内阁任副总理，并兼任新成立的政府机构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我高兴接受这个建议。当时我也正不满意于1968年1月以后形成的党中央委员会机构的环境。我善于在集体中工作。但是每一个集体都得有领导，明确知道工作任务，及时对下一步骤做出决定，精明干练地倾向于这个或那方案。在1968年头几月中在党中央机关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对下面这些情况负责：我们在浪费时间，需要明确具体的纲领，在布拉格之春时代的下一步骤等等。这些纲领必须要制订，这样我可以不仅在国内，还可以到友好国家去论证：我们的目的和为了达到目的道路是符合社会主义。我尊敬A。杜布切克个人，但不尊重他决定关键政治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他犹豫不决，常常在党中央拖延说明当时的特征的局势。
在新的切尔尼克的内阁，我很快就适应了，内阁在他的领导下，有着最佳条件来制订即将到来的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在离开党中央机关到内阁去之前，我作为一个工作委员会主席通报给杜布切克关于委员会所从事的在生活水平方面的综合问题的工作状态。工作开展时十分迟缓，除了其它因素还因为党的领导的问题，常常连第一书记也不及时对建议的方案做出决定。这样怎么能在这个重要的社会工作中进一步做下去。我对书记说：萨日（在个人接触中我们互相以教名称呼），“……你不但没有及时做出决定，你完全没有决定以后日子的政治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之间是很了解的，在50年代，我们作为州委书记都是党代表团成员，这个代表团用了几天的时间到奥地利做所谓的调研旅行。60年代我们短期在党中央共同工作，当时杜布切克先是州委书记，稍后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我们经常有工作接触。我经常直接称他萨日，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权威，这有助于党的威信并加强了他的个人自信。然而不应该忘记不仅是国内社会，还有国外的等待动作，等待回答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发展问题。下一个月做出决定，我们是否确信我们踏上道路的正确性，否则我们在短时间内将要丧失同情和需要的社会支持。这样我们将会有预料不到的后果，对此我们都是知道的。我们十分信赖新的切尔尼克内阁，对他等待着的活动寄予很大的希望。对这些是可以同意的，但是切尔尼克内阁不能解决增长着与华沙条约缔约国的争论，这里党的领导层和捷共党中央第一书记必须起决定性的作用。最后，我们在双方个人之间有了点不满意。他告诉我，他不高兴我离开了中央委员会机关，在那里，根据他的看法，应该能够比在其它地方做出更多的事情。
在新建立的切尔尼克内阁，变换了国防部长职务。迄今的部长鲍胡米尔·罗姆斯基将军（Bohumír Lomsk）职务由原副部长马丁·朱尔将军（Martin Dzúr）继任。罗姆斯基将军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内阁长期成员，担任国防部长13年之久。他曾经是鲁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的部下，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参谋总长。1968年4月没有被包括在切尔尼克内阁内，引起普遍的惊讶。切尔尼克也到杜布切克那里去争取，想让罗姆斯基继续做国防部长职位上有成绩的工作，在变动上据说是这样的考虑：两个强有力的部，即内务部和国防部，应该分别由不同民族的人士来担任。在内务部长职位上建议由捷克籍的约瑟夫·巴维尔（Josef Pavel）担任，他是为民主西班牙共和国斗争的战士，二战期间在英国的捷克部队成员。国防部长由斯洛伐克籍的马丁·朱尔将军，原国防部副部长出任，切尔尼克，我、以及其他的部长们都不同意这种观点，但这是所有的我们沿这个方向能够做的一切。
由于所谓的这些原因，罗姆斯基将军在1968年4月没有进入切尔尼克内阁。军队曾是罗姆斯基的生活，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的统帅，有水平的部长，在军队中有权威，完美地掌握军事技术。在军队演习时，他非常喜欢去观察，但他看出了问题，首先是忽略了准备工序——队伍杂乱地弄散到了没有准备的地点，然后到了晚上难以想象的混乱。他来以后，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将军都抓住脑袋，谁将它变成了整齐的状态？对所有一切都非常让人感到惊奇地进行了组织。
当在1963——1965年，华沙条约的领导再三要求（都在准备五年计划时）大大提高军队需要的预备资金，罗姆斯基表现得像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负责任的部长。元帅们用没轻没重的方法坚请要进一步的几十个亿，但罗姆斯基和内阁的大多数人保持低调，和他的继任者相比较，多么大的差别！马丁·朱尔——华沙要什么，他也要什么。元帅们对他，和对罗姆斯基不同，很爱。在1961—1965年我曾是国家国防委员会委员，那时华沙条约的领导人再三要求提高空军及其武器装备的状态，新的机场，新的飞行团，总之要增加数百亿克朗。罗姆斯基捍卫了政府内阁的观点，内阁认为这些要求是无法满足的。有些知道我们经济的人都能看见，逻辑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防开支将经济拖到底！我不仅在那时候，还有在后来的70年代、80年代，我有这样的印象，在这个军事集团的某些领导人脑中，关于他们要求如此之多的资金的任何现实的概念都不存在。我不能排除这样的怀疑：罗姆斯基将军对华沙条约成员这样没有意思的要求的态度可能引起国防部长的人事调动。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到时会失去无可替代的军队专业人员。
在罗姆斯基将军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部长的职务之后，总参谋长罗索夫将军在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上起了关键作用，在80年代末是他的继任者瓦切克（Vacek）将军。他们两人都是很好地为国防委员会的讨论完善地准备了极好的材料。总之他们是在所有方面都专业地模范地代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
在做完内阁成员的宪法宣誓之后，我们新被任命的人员回到自己的办事处。副总理的办公室在内阁主席团大楼，在离开城堡时，胡萨克博士叫住我，问可不可以在当天下午来访问我，这样我们两个新的内阁副总理第一次个人会晤。胡萨克简单地告诉我，说他知道我如何在任内务部长时到A·诺沃提尼那里去建议检查50年代的案件，包括胡萨克及同伴的案件，为此他个人很是感激，他向我道歉，说6年之后才这样讲，同时承认说，在17年之后重新回到政坛，因此有些不确实，在布拉格完全怎样走？他一字不差地说：“请允许我在需要什么的时候，请求你给我建议，我现在暂时是我自己，大概还有从布拉迪拉发的某些人能给我提供帮助”。我们继续进行了这次个人很和谐的谈话，我十分高兴，我们不仅在工作上是同事了，而且个人之间也互相理解了。
这使我们之间在将来不会发生多余的争吵或不明白，我告诉胡萨克，我当时作为内务部长监听了他。这个监听隧道虽然不是我安排的，是我的前任想出来的，但我没有撤除它，曾经监听了“文化生活”编辑部，那里，胡萨克从监狱释放后经常去，在那里他讨论了许多事。最高的领导人曾经对这个论坛的观点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从头几次的监听，我已经知道了胡萨克博士对被非法审判和所谓的起诉，并不批评党，而是批评那些归罪他的具体的负责工作人员。古斯塔夫·胡萨克对所有这些都仔细听了，而且显得很感动，为我的坦率谈话感谢我。从这里开始了我们重大的、多年的、经常是非常亲切的和十分信任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