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起我访问芬兰共和国，唯一的一次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Urho Kekkonen）接见我时的谈话。这是在70年代，总统问我，在我们国家里的状态怎么样，我明显不能描写在玫瑰颜色下的情况，而审慎回答了他的问题。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是一个国家的内阁总理，这个国家现在被华沙条约的军队占领。政治领导及政府主要在从事如何解决存在的情况。
吉科宁总统——有经验的，在世界上和国内都备受赞赏的政治家——自然知道他的客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正好没有乐观的情绪。他接下去谈到了芬兰共和国的国际政治地位，芬兰和国外伙伴的关系，和小国，和大国，在新时代历史时期是怎么进行的。“历史”，他说：“我们芬兰人直观地乃至残酷地学到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情。需要注意和考虑到其他大国，小国，邻居，所有和我们有条约联系的国家。有时候我们要尊重另一方的意思和做原则上的让步。即使这对于我们不是最合适的。政治家也有自己的理想和预见。有时需要他们在那阶段放弃，以至于从相互关系的观点来看，对于另一方不合适甚至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这不是表示，对此我们永远忘记了。在合适的时候，我重新回到了这里，有时，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们获得成功了”，接着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世界上不断地在起变化，只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都将指向人类的利益”。
我总是回忆起吉科宁总统的讲话，每当我想起如何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在1968年开始，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以防止强力的武装解决，这种武装解决以不寻常的规模和范围干预了我们的历史并且彻底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生活达几十年之久。
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在1968年1月以后在生活中逐步进行改革措施的危险？这种改革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当时考虑了在多次华沙条约组织的国际会议上对我们响起的各种警告了吗？我们曾经有关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发生了什么的可靠的消息吗？还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怎样在考虑，特别是民主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这些，还有其它一些问题，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考虑的课题，其中也包括那些关注这个国家过去和目前的命运的国民。关于1968年8月以后的事件我们可以在许多文章和出版书刊中读到，但是关于1968年以前的发展和环境，这些最终导致了武装入侵我国，都是作者们不寻常地在收购的。档案至今不是完全可以接触到——当然，许多事实已经公布了。
还是在七方德累斯顿三月会议上，已经谈到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社会主义发展受到了威胁。那时候我们得到了消息，说除了官方的全体会议以外，一些参与会议者谈到了，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政府朝不好的方向继续发展，不能排除对我国的军事干涉。可能导致武装干涉的危险，并没有引起当时捷共领导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严重的考虑。特别是我们当时看到众所周知的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是召开关于欧洲安全的和平会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干涉自然使准备这样的全欧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参加的大会的整个理念完全破灭。关于苏联元帅们很欢迎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领土上驻有苏联军队的论点，我们多年以来自然就知道的。感谢我国的位置，我们对于军事战略来说，是受到喜爱的国家。但在导弹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手段都达到平衡的时代，不表明华沙条约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军事战略是必要的。主要的论据说，即使使用军事干涉也要干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发展，是基于大部分华沙条约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考虑和怀疑，有产生其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现实危险，而这其他的模式接着会影响阵营中的其他各国。所有这一切，我们的政治领导是知道的，我们已完全意识到，考虑的是在这里：60年代末莫斯科完全拒绝考虑那怕是部分地修正目前的体制，那根本不会被接受。除了这点以外，已不是秘密的是，不论在赫鲁晓夫时代，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初期，在莫斯科讨论过各种有关统治体制的方案。
在以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发展证实了，这些正是引起冲突的原因，不管什么代价都不允许实行改革的措施——这就是华沙条约大部分成员国领导人决定的实质。所有人——我们和我们的反对者都意识到，并且什么也不隐瞒：今天的部分措施意味着明天的继续，就是根本改革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际中肯定地实施改革性质的变化在将来会使动摇不定的中间派和今天的反对派都深信我们在进行改革。我们是一直诚实地强调，我们的意图是完全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相符合的。那些对我们最激进的批评者，瓦尔特·乌布利希和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否定我们的论点。根据他们的话，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踏上了根本上拒绝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需要从战略上考虑防止或超越军事干涉。要给我们的朋友时间，不要着急寻找同盟军削弱两位攻击型的教条主义者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的影响——知道他们现在只是口头上在讲——使犹豫不决的勃列日涅夫及其忠实的同事确信军事干涉是不合适的。这自然要求在家里进行复杂的政治操作。必须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往后延，这样给莫斯科和其他的盟国以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和了解我们所有的政治和人事变动，要这样来考虑。然而我们的延期正好使反对派改变了他们最强烈的论点——即使付出军事干涉的代价，我们也要阻止代表大会。
决定推迟党代表大会的会期（正式于1968年9月召开了）将逻辑地引起政治紧张、国内的不平衡及在党内和社会上产生怀疑，怀疑对我们庄严宣布的布拉格之春的思想是否经过郑重的考虑。激励了强有力的教条主义集团和极端自由主义分子。但是我们摆出了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对国家前途最佳的选择：可能的军事占领，还是不用外来干涉，自己克服国内的许多复杂政治问题？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提出，相反地我们冒着危险，并对此危险我们相当的天真地认为不会出现。我们拒绝去参加华沙会议，这是不负责的决定。
遗憾的是，在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层中没有严肃地考虑过军事入侵的可能性——相反，几乎绝对地将可能性排除了。当军队进入我国领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会时，杜布切克说过这样的名言：“……他们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做……”，所有他说的话。我在那关键的年月，1968年5月到8月听到的那些各个领导反复想出来的名言：我们指给苏联人和其他人看，那个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把这看作是不负责的，相反，在相互关系受到威胁时，要求互相尊重和双方的容忍。我个人在占领下没有相信过——到今天，我来算这笔帐的时候还想起：我怎么可能那么天真？
当我想象，如果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任何中断地继续进行改革，采取现实考虑过的各种纲领性措施，那么在接下来的20年（我的意思是指70和80年代）时，就会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显著的成就。我不怀疑，不论体制经不经过改革，能决定的是，我们提出什么样的目标和基本的纲领性步骤在所有考虑的70年代及较晚的时期，一系列关键问题没有仔细思考好，但是纲领和制度变化在某些时间和在某些空间产生了，这符合获得的经验和新的认识。
当整个党的领导层和苏联人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会谈期间，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Ji í Hájek）要求在内阁总理不在布拉格的情况下召开会议，根据他的意见，应该还请国防部马丁·朱尔将军参加，在内阁总理不在的情况下，我代表切尔尼克工程师，我预感到将讨论什么事。外交部长已经好几个星期提醒我，苏联人和华沙条约的其他国大概已经做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施军事干涉的决定。伊日·哈耶克请朱尔部长和他的第一副部长罗奈夫将军讲了讲华沙条约国的军队未经我们的同意进入我国——也就是非法入侵的情况下，我们将做什么。
朱尔和罗奈夫带来了需要的文件并且专业地告诉说：我们军队是指向西面的、部分南面的边境。如果某些人从北方和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或者穿过南斯洛伐克，那么我们没有、那怕是最小的机会，给予有效的防卫。当我们结束了会谈，和伊日·哈耶克单独在一起时，他毫无信心地问我一个问题，是不是对这些明白了。我正好在参加国家国防委员会讨论时就知道军队分布的资料，同时，还懂些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战略及战术概念。非常清楚的是，至于说到进入我国的军队来自上述那时军事不设防的方向，那么完全不可能料想能进行某些防卫，更谈不上反击了。在这里，部长同志，还没有包括军队数目，据相当可靠的关于准备直接进入我国的情报，苏联及其他国的军队士兵在50万到60万之间。
在简要的复述在会议上听到的重要内容之后，哈耶克发表了值得纪念的话：“这样，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将在很可能发生的军队干涉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捍卫自己的国家”。在遭到侵略后他也这么做了。苏联人任何时候也没有放过他，因为他在安理会抗议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他离开了——从被单个（民族）政府解职。较晚些时候，对他作为七七宪章的签名人，对他即使是每天一般的活动也“用心地”进行跟踪。遗憾的是所有一切还反映到他的儿女的命运上，虽然成绩很优异，但由于是被开除出党的“重要人物”的儿子，在我们这里，不能接受他入高等学校。只有在军事干涉之后，他才到了瑞典，并在那里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大学学习。
只在80年代，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予以取缔——中等及高等院校不接受开除出捷共的党员的小孩——激进的教条主义经常以相当数量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中央，还有在各县，推行这种极端的假革命政策。在捷共里的不幸的大量甄别的结果造成了多少命运的逆转和政治损失，完全不能够逻辑地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