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萨克不是政治中的新人。他的整个政治生活经历了各种政治冲突，甚至于在50年代差点送掉命。但是，在196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他在政治舞台上是第一次处于如此复杂的个人位置。他的最初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行进的道路的概念是和后来在穆卡切沃响起来的不同。对此古斯达从一开始就受折磨，不知道对谁诉说。在我们之间，常常四眼相对，意识到在我们之间就这样继续下去吧！很明显的是，他已经担任第一书记的职务了，但同时又天真地想，所有用什么法子来补偿一下，他想信——那些事——由于莫斯科建议而在党领导层中通过的——不管怎么样，总可以掌握住的。这是胡萨克的根本性错误。不仅不能掌握住，最后被迫经常退让，并服从保守的多数。他在短时间内就认识到他自己错误的预想。他想将穆卡切沃从头脑中移去——但某些人经常地，包括那些力求改革的人，长期地提出它来。
首先在家里碰到是强有力的左倾保守小组——那时很好的组织起来了——他们表现要实施自己的观念而拒绝与被夸张地称为“穆卡切沃精神”不同的观点。我希望这个位于喀尔巴什山山后（Zakarpaty）城市没有在我们处于不愉快情况下念她的名字而受到侮辱。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在领导层中减弱或中立从杜布切克时代延续过来的强大的教条主义小组。最可行的方案建议寻找在自己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动摇的领导成员。然而这有点儿不行。我们干脆没有成功，他们有来自莫斯科的强有力支持。较为复杂的方案是增补新的支持新第一书记的成员到领导层来。完全不可能的方案是改组整个领导层，减少领导层的总人数，用来寻找支持1968年开始的改革的成员占多数。
两个方案立刻被保守派小组中的某人探听到，遭到了反对及紧接着我们从莫斯科来的电话就知道：我们中有的人想不负责地改组党的领导层。胡萨克马上在晚上就和我说：电话中响起，希望在捷克局中停止这种冒险的想法。我没有这样愚蠢过，想将上述的方案交给教条主义者占多数的机构去讨论，在领导层中进行变动，削弱拥护莫斯科的小组势力，对此捷克局大部分成员是不会考虑的。
胡萨克显然是低估了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他作为第一书记，是在这种压力下工作的。苏共中央已经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将只管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将松开他其它一切的责任。对此，来访捷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告诉了我们。
1970年，我在卢德维克·斯沃博达总统的要求下，在到朗堡的途中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j Podgorn？）。在我们从布拉格的格勒玛日花园（Kramá ová Vila）到朗堡的途中，我们的汽车被位于布拉格——克拉德诺的铁路道闸拦住了。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不寻常的，政府车队，其中有一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将通过的道口的列车前面竟没有优先权。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关于我们形势的谈话，他问道，我们满不满意总书记尼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我避开了这个问题，我随口说了些没有什么充实内容的东西。接着我从主席那里听到了对苏联最高领导人称赞的话，他说勃列日涅夫从1969年起只管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个主题在接着的和共和国总统卢德维克·斯沃博达的谈话中进一步发挥了。
在莫斯科有一个专门从事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党的机构，它从所有的研究所收集和加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信息，这个机构经过大大地扩充。除了用数字装备的苏联大使馆，在全捷克还新设了许多苏联领事馆，如果再算上分布很广的苏军中央集团军的队伍，可见是一个完善的信息网，这个网可以每天记录和随后分析所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就这样进行着。大部分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和胡萨克之间进行通告性的电话谈话。胡萨克经常在和莫斯科谈话之后告诉我消息，并要我办理这个那个事，在晚上他个人再告诉我其它的细节。
莫斯科的机构显然有时也会搞乱了，不知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有一次，在勃列日涅夫朗读给胡萨克听的汇编的消息中，有一条说在奥尔利采河畔的乌斯季（？stí nad Orlicí）县报纸上出现了一些反苏的消息，苏共中央总书记对胡萨克不知道这个消息感到很奇怪。机构明显地把县里的蹩脚期刊提升到中央报纸的水平。也不缺少这样的意见，这个弗朗泰（Franta）或约瑟夫（Josef），某个县的党委书记，还没有被开除掉，尽管据说在八月的日子里表现不好。如果在那几天，进行的都是这类谈话，属于这样“热烈的”等待着的消息，那真是不好说什么。就这样想要、不想要都在等，下星期会再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1969年的过程中，进行了和党员的谈话。最初的目的是对形势和出路坦率地交换意见，逐渐的，特别在1970年，转变为这样的问题：“同意还是不同意军队进入”，开始了对大量党员的开除出党。最初的想法是想评估中央、州、县的主管负责人的活动和立场。后来在教条主义分子的压力下，实施了对所有党员的甄别。这一步骤的后果，开除和除名的有50万名以上的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他们积极参与了60年代的改革步骤，遗憾的是不仅限于出党，还给予了纪律处分。
由于没有经过考虑地、不负责任地宣布的论点，从这些被开除和被除名的前党员强制地形成第二类国民，出现在所有的干部名单上，认为都是敌视这个体制的人。他们参加工作要经过党的机构的评审，他们被禁止参加大部分负责岗位及职务。他们的小孩不能进入中学和高等学校，根据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无意义的论点：说孩子是来自反对体制的家庭。胡萨克曾几次指责实行这种的办法，但是强大的、激进的左派势力对所有意见都不加理睬。
这种大规模的甄别大大地削弱了党尤其是领导层中的信心。当我接见县或州的积极分子时，积极分子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被动性变得很明显了。比较八月前和八月后，是有目共睹的——遗憾在我们这里是有害无益的。根据这个形势，我们不能证明在以后几十年能够摆脱苦难。对一些县里所进行的所谓“和党员的谈话”过程进行审核的建议，在审核和检查委员会上从上到下遭到了反对。
在那个大规模的甄别中，从苏联各友好州来的代表团突出地参与了。在那时，这样的代表团大量地访问了捷共的县和州的委员会。他们对党的甄别过程特别感兴趣。比较在这个那个县开除了多少党员……谁受到了表扬，读者可以自己思索。从我自己的经验可以知道，要成功的帮助一些党员是多么的困难，即使查明对他们的开除任何理由也没有，我也很难给予干预。古斯塔夫·胡萨克在整个不幸的行动结束时，曾试图修正他自己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些同事所遭到甄别，也没有成功。虽然在斯洛伐克进行的甄别，比大部分捷克地区的州县要宽松得多。在更宽的尺度上，尊重整个活动的意图——不是把人赶出党，而是解释，使他们确信我们走的道路的正确性，确切地说，必要性。在1968年8月之后的时代，当在国家来了占领军，我们的政策强烈受到外面来的影响，对于一般党员来说，他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一切。
在布拉格，胡萨克不同意开除历史学家扬·克谢（Jan Ken）。他个人很尊重这位历史学家，并要求重新审查对他的决定。结果不成。在党内，我们撤销了一些尖端专家的党员资格，然后接着就遭到了公民的、工作的和出版方面的困难。克谢是国内外知名的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在新体制下也遭到了类似的贬低境遇。由于他是捷共过去的党员，他不能成中央档案研究所的领导成员，本来他自己的地位和他过去的研究所的名次可以使这个中央档案所成为历史研究方面的尖端研究所。这第一步就已经证明，研究所的独立性是完全不正常的，可能的是，克谢教授根据歧视性的政治标准，没有担任研究所的领导成员，但在自己的研究权威上，没有蒙受损害，倒是相反。讲到上述的新成立的研究所，从一开始人们普遍就对它的出现表示怀疑，在那里能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曾经被要求将自有的档案转交给一个特殊的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显然是在新成立的独裁体制研究所的控制之下。我宣布，我不信任柴切克先生的单位，不会将自己的档案转交给他属下的工作室。
这样，当时的体制对自己的党员保持不相称的、有失尊严的和歧视的态度，完全不减轻我自己的共同责任，对许多的科学工作者和主要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业领导人在不幸的党员甄别之后的命运的共同的责任。从许多科学领导人中，我举出杰出的化学家弗朗基舍克·绍尔姆（Franti？ek？orm）教授和他的同事圈子。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长约瑟夫·日曼（Josef íman）博士在80年代提到，由于没有经过考虑的党员甄别，一些优秀的专家离开了科学院，造成科学工作遭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从许多工业队伍中我想起杰钦的台斯塔工厂（Děínská Desta）的厂长米卢斯拉夫·格列格尔（Mìroslav Grégr）及化学工业的领导人瓦茨拉夫·瓦列什（Václav Vale？）——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经济改革的彻底支持者。这两名著名的管理人、总经理，被从党内开除和解除他们所有的职务，这显著减弱了在我们经济方面的改革努力。不能接受著名的“当砍树的时候，碎木片也飞出来”。其实捷克完全不应该“砍树”。胡萨克和我，我们作为捷克局的主席没有避免这些事的发生，我不提其他一些负责人，特别是那些人，他们由于胆小而不敢承认，到今天也不意识到自己对引起的后果应该承担的共同责任。超过50万名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或被除名。这样自然加强了反对派，过激分子不断地肯定地说，通过党员甄别，我们加强了党的统一。但是什么是唯一正确的步骤？如果我们按原来的建议：在各个党的机构中进行讨论，有组织地，愿意离党的就让他离开，但不加以国民歧视。完全要拒绝将同意军队进入作为党籍的基本准则。这应该是正确的步骤，但并没有被采用。所有都按照教条主义式地、（中世纪）领主式地进行。
60年代，已经在当时的共产党内，要求用另外的步骤，然而还是那一直在用的已经变钝了的步骤。那时候，在敏感地保留中央影响的尺度的同时，要求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方法。然而在“大国”中不被理解，相反对已经经过“验证的”治国方法不要做任何的变动，“一切干脆都在控制之下”。在1968年1月以后，在杜布切克时代，在1969年1月以后及胡萨克上台之后，接受了坚固确定的原则：政治争论将用政治方法解决。但是极端激进分子的观点是：对所发表的政策的反对者，不管他是从右面还是从左面来，都将和刑法条令相对照，胡萨克和他的支持者从根本上对此表示否定。
在70年代初，出现了这样的消息：说在进行对一些人的侦查。我在漫长的晚上会议时，有可能和胡萨克进行讨论，这究竟是什么事。在有争辩的讨论中，我得出一个看法，就是将要改变我们曾经宣布过的政策。在70年代初，开始了对不久前还是党的领导人的党纪审查，包括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其他一些前党中央主席团成员。这些变化事前在党机构中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向党的领导层成员说明原因。同时总检察长扬·费耶什告诉我，总检察院的一些主管工作人员坚请要侦查八月日子里的一些活动，这些行动根据他们的观点，从刑法的角度应予以审查。对这种观点费耶什和我都不同意。我意识到这是要开始从刑法的观点来审查政治动机的观点。这种实践要指向哪里是不难预见的。
经过数周的犹豫和动摇，我决定了要辞去党和国家的职务。胡萨克在激动的谈话中，要使我确信，如果我们想达到军队从我国撤军——使我们能够独立做决定的主要前提——那就需要将一些莫斯科观点拿出考虑。他列举名单告诉我由于我的离开，将会失去在党的领导层抵御经常增强的反对者的活动的可能性，他认为我的步伐是不负责任的。我喜欢自己同事的广泛圈子，喜欢瓦茨拉夫·斯沃博达（Václav Svoboda），一个眼界宽广的人，具有令人钦佩的有预见的思想，以及以他为首的集体。教条主义者的主要代表那时令人惊讶的对我再三建议：请我不要辞职，在这时间中，我得出一个想法，我决定不提出书面的辞职申请是不对的。
瓦茨拉夫·斯沃博达是我最亲近的同事之一。我们可以谈一切自己的事，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秘密。他成功地完成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及政府中农业部的任务。同时还有扬·巴里尔（Jan Baryl）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瓦茨拉夫·胡拉（Václav H la）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属于在国民经济中进行合理改革步伐的拥护者。他们三个人全部在80年代初去世了。这样从根本上缩小了负责同事和改革拥护者的圈子。米卢斯拉夫·赫卢希柯维茨（Miloslav Hru？kovi）——原先成功的厂长，后来当部长，是党领导层成员，也是出色的克里姆林宫方面的专家。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弗朗基舍克·弗拉萨克（Franti？ek Vlasák）和瓦茨拉夫·瓦列什的离去显著削弱了对改革的影响，他们积极参加了当时对指令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实施的迫切改革。
对原政治大学校长米兰·胡勃尔（Milan H bl）教授与一些政治活动家的关系的侦查引起了特别的注意，胡勃尔教授，政治学家，胡萨克的朋友，胡萨克在60年代初从监狱回来后就支持他。胡勃尔教授积极地参加了胡萨克在60年代的政治上升和他在1969年4月被选为第一书记。普遍感到惊奇的是胡勃尔在1970年被送上了法庭。判决他6年半的监禁。环绕这个事件的所有一切都是不寻常的。胡萨克和胡勃尔于1970年在政治上分裂了，显然，胡勃尔在布拉格，也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广泛的圈子里对胡萨克在当选第一书记后的作为进行了所有可能的批评。
当我从1974年中期到1975年5月代理患病中的斯沃博达任总统时，我打算对胡勃尔在3年监禁之后给予总统赦免。胡萨克不同意。考虑和胡萨克的个人关系，我尊重他对这个案件的立场，当1975年中期，胡萨克当选为总统，我又一次建议通过赦免将胡勃尔从监狱中放出来。我第二次也没有成功。明显这不是胡萨克个人的决定。其他的因素，不仅来自家里，大概也必须予以考虑莫斯科。
在胡萨克任第一书记的头几年，和从1971年5月的第十四次党代会以后任总书记的职务中，在和勃列日涅夫的讨论中接触到坚决的不变的立场，没有那怕是最小的机会去塞进某些折衷。除了国家的联邦制安排——对此勃列日涅夫必须注意到，因为它已经在1969年1月1日开始实施——他对所有的包括在1968年行动纲领中的原先意图都表示异议。他不同意捷共中央委员会讨论皮莱尔委员会关于50年代政治案件的总结报告，他反对社会主义工厂法及工厂员工企业委员会法。他在任何一个机会，都不会忘记强调指出比拉克及其他左翼小组成员获有他（勃列日涅夫）的信任，并号召胡萨克要和他们紧密合作。
任何提到的关于撤军的话都干脆拒绝，简短地说完全不准。古斯塔夫在这样的会谈之后，特别当夏天在克里米亚半岛度过14天之后，回来很不平静，几乎是困惑不安。当有人在第二天看见他谈起某个群众大会及他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就象出色的演讲家——变成另一个胡萨克。从胡萨克1968年来到布拉格到1978年期间，每周至少一次，有些时候每周三次，我们进行私人谈话直到深夜，当我经常提醒，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始主动安排，而不是听写：我们家里的激进分子——主要通过莫斯科授意——建议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常常贯彻去做，这时候胡萨克就会惶惑不安起来。
讲的主要是经济改革领域中的步伐，在这方面，莫斯科不曾是——就象原先表现的那样——绝对的改革反对派。可能会引起反对，如果我们改动，可能会牵涉到价格领域的原则，这原则是经互会（RVHP）规定的。在这里我碰上了胡萨克的立场，胡萨克经过勃列日涅夫不断地要求干涉经济领域，他对价格政策的的改革也拒绝了。我们总是这样照例结束：“卢波希，我们以后再回到这里。”事实上，我们经常回不到那里。
我从胡萨克那里，觉得惊讶的是，他的逐步增长起来的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只注意经济的结果，而对那个复杂的经济机器不怎么专心注意。对国内的经济制度他几乎“不感兴趣”。对我的再三要求，让我们对各国及整个经互会（RVHP），在经济上系统改革的各种提议和建议正面做出反应，但我没有得到过胡萨克的积极反应，这些提议和建议中，特别有许多是波兰和匈牙利领导人提出来的。
除了试图实施经济中的某些变化，也想在人事政策上做一些改革。亲莫斯科小组，在党的机构中，从上到下有强大的影响，他们在干部政策上十分积极，总书记力图影响干部的选择，但有经验的激进小组的举止非常老练。当直接安插不行，他们就绕了个弯，这些人主要是尊重教条主义者的观点。那时候，人事政策有自己的典型特点——专业水平排在最后一位。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费耶什在一次谈话中谈及：古斯拉夫（从朋友的角度这样称呼他）十分苦恼，由于他不能实现他在自己进入政治时带来的一切，这一切是他在60年代公开宣布的，他深信这些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经常面对这样的形势，不能够贯彻一系列的1968年宣布的政治意图。
我只可以肯定，在70年代曾亲自看到他的不安和个人失望的表白，不断被迫处于有影响的、受到莫斯科支持的、保守小组的压力之下。从紧迫需要的政治措施后退。不止一次地在有些激动的谈话中说了看法：“我知道，他们在等待，说我在这里说大话，已经构成犯罪——在这里拿走一切。然而我深信，这不利于这个国家——这不让他们高兴”（不是一字不差地记录，却是古斯塔夫·胡萨克的个人表白的准确内容）。
1976年我陪同古斯塔夫·胡萨克到布拉迪斯拉发去，行程中包括访问人民艺术家拉佐·诺沃曼斯基（Laco Novomesk？），那时他在国家疗养院处于严重的健康不良状态。诺沃曼斯基是古斯塔夫·胡萨克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互相知道一切。胡萨克原先是克莱门蒂舍（Clementise）律师事务所的候补律师，后来定期参加各布拉迪斯拉发咖啡馆的谈话，参加的有诺沃曼斯基，经常也有克莱门蒂舍，后者战后担任过外交部长。接着胡萨克和克莱门蒂舍成为地下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并且在以后参加组织斯洛伐克人民起义。在1951年拉佐·诺沃曼斯基和古斯塔夫·胡萨克和其他所谓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分子”一起被捕，在1954年，所有人都被判长期监禁。只有胡萨克在3年多的侦查过程中，始终否认所有提出来的捏造的罪行，其他人——包括诺沃曼斯基——对虚造的起诉书，在压力下签了字。但就是这样“朋友之间不愉快的事件”也没有破坏他们的私人友谊。
在国家疗养院的病房里，古斯塔夫和我站在拉佐·诺沃曼斯基的病床前，谈话只有一个题目：“苏联的占领”。诺沃曼斯基在简短的话中，用低嗓子表达了怀疑：胡萨克究竟应不应该担过在这个国家对一切负责的职务。“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同意占领，古斯托，你到底想拿它干什么？”诺沃曼斯基一开始就立即这样询问。“我不懂，永远也不会理解，他们——应该是指苏联人——对我们做了些什么”。在这个意思上，他总是断断续续地讲，在这个时候，胡萨克回答他，向他解释，让他安静，对这个复杂的局势尽量想办法解决，撤军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实现。诺沃曼斯基，显然很疲倦了，听了所有的话后肯定，人们不信任我们，他犹豫能不能在将来某些时候完全恢复信任，这大概是最后的话，在我们离开时，他重复地讲，尽管这样，他祝古斯塔夫“大概你能够做到的”。正如接着证明的，在最后和这位伟大的斯洛伐克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告别时，他的这个祝愿，大概要等到遥远的将来。
当我们离开国家疗养院时，很明显，古斯塔夫·胡萨克和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谈话对他起了强烈的影响，这是最后一次和终身朋友的告别。不久拉佐·诺沃曼斯基去世。
在60年代，我间接地认识了米罗斯拉夫·瓦莱克（Mìroslav Válek），他是斯洛伐克的党领导成员，斯洛伐克共和国文化部长，著名的斯洛伐克作家和诗人。这位政治家繁重地承担了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后发生的事情，他不断地寻找方法，希望找到如何去抵御党内教条主义极端分子的伤害，并对胡萨克再三要求，让我们关于在我国的政策方面，不要抵挡不住如此强大的苏联压力。1975年的一天，米罗卢斯夫·瓦莱克出现在我在政府主席团大楼的办公室，胡萨克在一次据说是尖锐冲突谈话中说：“最好去找什特劳加尔，和他在一起你一定会很好理解。”
胡萨克是对的，和米罗斯拉夫·瓦莱克部长我们的确是很好理解了，瓦莱克是现实自由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不这样去做。在斯洛伐克，瓦莱克努力争取，把“大屠杀”式的开除，带来接着形成的第二类国民，限制在狭窄的圈子中。因而他在斯洛伐克推行的文化政策，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由于瓦莱克的功劳，捷共中央文化部长缪勒（Müller），没有伤到斯洛伐克。
我在70和80年代，和瓦莱克接触更经常了。我不掩饰我们许多的保留意见，也是指胡萨克的作为，因为胡萨克不断地向党领导层及党机构中的教条主义分子退让。我们两人在胡萨克眼里，是莫斯科绝对不能接受的意见的拥护者。诺沃曼斯基和瓦莱克，跟诗人朋友和党内同事经常见面，并断定，诺沃曼斯基每天由于1968年8月后的事件而痛苦，并且遗憾胡萨克接受了这种角色——这样据说拉佐讲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地表演，为了让国民接受。
在那个20世纪70和80年代，需要考虑古斯塔夫·胡萨克在个人生活、健康状态和年龄方面的变化。带着一定的惶惑，我也必须说，迄今为止的历史出版物几乎没有考虑到这些方面。古斯塔夫·胡萨克从监狱回来之后，经过相互协议，和自己的妻子、剧院导演马格达·洛克范措娃（Magda Lokvencová）离了婚，而和过去在斯洛伐克人民起义时期的熟人维埃拉·米勒罗娃（Viera Millerová），法、德文翻译家结婚，她布拉迪斯拉发“在文化生活中”期刊及后来在“新言论”报担任编辑。婚后，她没有搬到布拉格城堡，只是周末、假期或合适的日子来住。有时陪总统出访外国或出现在其它一些重要场合。1977年维埃拉·米勒罗娃因飞机失事身亡。我可能有点浮光掠影地知道他们的关系，并且了解到她给胡萨克很多好的地方，并给他带来了所希望的安静。维埃拉基本上是他唯一日常接触的人，他和她谈各种秘密的事件。古斯塔除了维埃拉和自己的儿子之外，没有朋友，只有同事。维埃拉能抓住合适的时刻告诉他，她得到了什么意见，人们在讲什么。但这不是——正好像在合适的时刻和我一起分担的——只有赞扬。关于党员甄别，她经常讲很严重的批评意见。
胡萨克，经典的内向型性格，经过差不多10年的监禁。所以不足为怪，维埃拉·米勒罗娃的去世，使他失去了个人朋友。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突然间在城堡的屋子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作为政府内阁总理，我有责任悲哀地告诉共和国总统，他的夫人去世了。我知道，他在总统屋子里怎样度过头几个小时的。我和他在那几天几乎每天都私人见面，并谈了在布拉迪斯拉发，在丧礼上和维埃拉·米勒罗娃的最后告别。
我不怀疑，失去妻子以后的日子，给胡萨克的健康状况留下了深痕。接着有两次重病，通过患者和医生的努力控制住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我意思不是指工作效率——这个通过合适的组织安排是可以做到正常的。说的是心理方面的变化：对那些作为政治家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会感到有些烦燥，拖延解决紧急的一些问题，以目前局势很合适为理由，不接受建议中的变化。他的传统性格，如善于决定和建议新的解决方案等都悄悄地消失了。这所有一切都需要在评价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发展上予以考虑。这些主要表现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的行动中，在患病的勃列日涅夫之后接着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那个时代应该可以用实行希望的改革步骤。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现实的，但我深信，我们应该试一试。
即使在莫斯科，1968年8月之后，有些东西是改变了。在1970年，仅两年之后，莫斯科在波兰团结工会产生后引起的危机局势下，没有下决心采取某些强力步骤，在1980年当波兰宣布紧急状态时，苏共领导人甚至于宣布，任何军队干涉都不予考虑，即使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内阁时也这样。莫斯科已经明显地不想再陷入令人难堪的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的局势。
至于说走到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有可能的改革，那么必须在80年代的上半期，晚了就难以找到对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图的政治支持。所有都要求大规模的人事更动，这大概不能冀希望于安静气氛中进行。
还有一个情节，在评价我国在7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时，需要加以考虑：在那时，逐步提高了内务部的作用。在这个部里苏联顾问组的势力大为加强，安全队伍的影响增长。关于安全部门将开始脱开有效的检查的意见，遭到胡萨克的拒绝。勃列日涅夫首先支持的不但是教条主义小组，同样还支持内务部长奥勃日纳（Obzina）本人。内务部加强了自己对总书记——共和国总统的影响。在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内阁总理，有时连总统都在晚些时候才知道，有时还是偶然才知道，例如逮捕18名教会高级人士，连总统和总理都不知道。我费了几年的工夫，才将奥勃日纳从内务部长的职位下撤下来，理由是他作为内务部长，承担了和政府责任不同的义务。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古斯塔夫·胡萨克的生活、工作和命运，毫无疑问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他走的是出色的政治家和国事活动家的道路。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不断积极参加政治、政府和国家职务。在50年代差不多整10年被监禁，从1960年到1968年在公共生活中，他象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被禁止回到政治事务。1968年8月之后被选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9年4月为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75年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整整20年，从1968年到1989年12月退位，他一直在不寻常的复杂的条件下工作。
那个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群的主要意图和主要目标是，形成逐步实现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条件，达到苏军从我国领土撤离，他们是1968年8月侵入的。这是主要的方案，如何去摆脱莫斯科领导的强有力影响。我相信，在70年代，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以使我们能够在政治可以接受的气氛下逐渐实现堆积下来的事情。在80年代，在莫斯科发生了人事以及其它重大的变化，我没有利用新形成的可能性。这时是胡萨克和我一起，当时我们在都负责的职位上。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在党和国家领导的政策方面的严重不足之处。健康问题也起了作用。苏共领导在5年间逐步换了三任新领袖，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广泛的活动下，有可能达到军队从我国撤走。
在评价古斯塔夫·胡萨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作用时，还有一个表面上的最低限度的说明，胡萨克的小儿子扬·胡萨克（Ján Husák），斯洛伐克共青团主管人员，以后担任过驻芬兰大使和驻南斯拉夫大使。他在和我谈话中，几次重复地讲他父亲首先是一位地区政治家。他开始工作在斯洛伐克——根据他说，在那里他如此的没有争吵，但是在布拉格这里，摆脱了捷克、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地区的评论，感到很孤立，感到和邻居和世界没有什么联系。扬要求我们在这方面来帮助他父亲。他的确是对的。我向他建议，让我们在最高层次上更经常地和非正式地、特别和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波兰的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及他们的同事们增加接触，让我们这样形成互相信任的气氛和共同谈论互相都有利的变化，还可以谈更广泛的内容。但是对这些古斯塔夫都不听。经常都这样答应我：“卢博希，我们回头再谈”。但到了明天、后天，什么都没有进行。也许这里起作用的也有一定的谨慎，让我们不要被怀疑，说我们在其他人的背后准备什么坏事，但我想，这种惧怕大概应该绝对地从自己的考虑中排除出去。至于说到在这里1968年8月以后还有一些限制，那到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我们应该把这一切惧怕都消除掉。
古斯塔夫·胡萨克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经受得住考验，但不是没有错误。评价每一位政治人物，要求回答政治家可能面对的所有可能的方案。1968年7月初，明显的是，作为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没有能掌握当时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在自己的国家，虽然大部分人给他以突出的同情，但他确实没有能表现出政治上有效地影响社会中的逆流——教条主义者希望保持旧秩序而极右激进分子强求世界上那里也不存在的“绝对的自由”。他表示出束手无策和犹豫不决，党的领导层对所有一切只是消极地袖手旁观。
1968年7月初，在夜里，瓦茨拉夫·斯沃博达和扬·科拉日（Jan Kolá）到政府主席团办公室访问了我。他们两人是我在中央委员会机构的亲密同事。他们告诉了我内容丰富的消息，在国内和国外发生了什么。批评了第一书记的不起作用。我们作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应该知道杜布切克没有能力掌握复杂的局势。他们说了他们的看法，因此提出问题，为什么实际上在1月份除了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以外，没有建议古斯塔夫·胡萨克为候选人。这个考虑有它自己的合理的核心。胡萨克在1968年4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后，在短时间内就表现出像一位有经验的、机灵的、熟练的政治家，他尊重现实形势和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不动摇地、大胆和鲜明地反对来自左面的和来自右面的过激分子，是一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的人。大家都知道，虽然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党报对此不愿意多讲：古斯塔夫·胡萨克在1960年从监狱被释放和接着恢复党籍之后，他在各种会议和集会上发表的思想，以后就成为布拉格之春纲领的基础。胡萨克已经在60年代的上半期，就解释了在我国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我确信，胡萨克作为政治家，可能会有机会找到1968年局势的出路，可以找出合理的步骤及措施，甚至不会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占领。古斯塔夫·胡萨克——如果成功地使军队占领没有出现，也没有因此造成的总督式的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的“影响”——那他就可能一步一步地有目的地在生活中实施在党内和社会中的民族原则。胡萨克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政治家。当然，在被占领的体制下，他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所有希望的在捷共领导层中进行的人事变动没有实现？没有人能够代替古斯塔夫·胡萨克的捷共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位。当1968年1月中央全会倾向于这样的原则：第一书记应是斯洛伐克籍的党员，相应的斯洛伐克党机构提出建议的只有一名候选人——A·杜布切克。胡萨克在那时候干脆在斯洛伐克还没有“排入”党的负责人的等级。胡萨克在1968年4月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内阁副总理是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和总统卢德维克·斯沃博达所建议，这不曾是斯洛伐克机构的倡议。
当我批评和自我批评式地想一想：在1968年1月进行党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时，我们的确对所有现实好好地考虑过了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党中央委员会中是如何非专业性地、没有深思地就做了决定。后果已经酿成了——历史不能饶恕。
在7月的凌晨，我的两位政治伙伴——显然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离去。我想起了一位聪明人的话：“在生活中不要去做你会做得好的事，只去做你做得最好的事”。
那时已经什么都太迟了
古斯塔夫·胡萨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舞台上最重要的斯洛伐克政治家，我能够理解某些批评性的评语指向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但我不总是同意。对那些人，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诋毁这位重要的人物，我感到羞耻和并加以谴责。有时候在这方面也有民族主义的潜台词。这当然我不能容忍。我认为这是属于判决——很大的冒险行为，侧是应该在这个成熟的文明国家中给予宽恕。
在我辞职之前，我告诉古斯塔夫·胡萨克，根据我的看法，现在的时间已经成熟，可以公布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捷共和苏共之间从1968年8月以来的关系的所有实质。总统虽然有点儿惊讶，但是他广泛地谈了，说关于这个他不断地在思考，会做出决定。根据他的意见，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我论证说：“我们的保守分子”公布了各种回忆录，而我们长时间被迫接受或忍耐他们受勃列日涅夫或其继承人支持的观点，一直保持沉默。人们不理解，我们国家在搞什么？发展指向什么方向？为什么军队一直在这里？为什么不采取有效的改革步骤。每一个人知道，占领军不捍卫社会主义，而是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对我们，对社会主义其他国家完全不合适的。20年来每天都生活在不幸福中，1968年8月以后实施的“总督式”的影响和命令。我们徒劳地回忆，那个我们对原则问题可以自由决定的时代，是真的，我们实际上有过自由：我们可能向后退了。
古斯塔夫·胡萨克——从1989年12月开始，他作为退休者住在布拉迪斯拉发——退位总统的退休金可耻地拖延18个月才测算出来。由于健康原因，他来不及说说那个激动的历史年月1968—1989年的一切本质的事情。健康状态明显阻挡了他表达华沙条约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的那些决定性的年代，当时他担任党的首脑，从1975年担任国家的领导人——共和国总统。
对V·普列夫查（V·Plevza）写的书《上升与落下》（Vzostupy a Pady），1991年出版，胡萨克不赞同，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出版了。据我的看法，书里包括了简要的，但不是完整的反映胡萨克本人说过的观点。这些观点既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也有在这时代之后几年中的。我确信，这些观点胡萨克的确讲过。
为了说明整个基本观点的主要的特征，我从V·普列夫查的《上升与落下》一书中摘录一段G·胡萨克最后年月的本人表述：
“是的，共产党人自己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蠢事，歪曲了许多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成果、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也由于这些过错而被埋葬了”。这是古斯塔夫·胡萨克1991年2月27日说的话。“尽管历尽辛酸事，我们并没有丧失信心。关于这些过去的事，今天正在进行争论和斗争。这场争斗相似于曾经发生在基督教历史中。因为在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事实：在他的历史中曾经有过黑暗宗教裁判、严酷、贿赂和其它种种的消极的事物。但是正义理念和人人平等是超越一切之上的，因此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及其带来的思想已经证明是对人们有吸引力的……政权崩溃之后，我们在遭受痛苦的同时，我不认为：面对着种种审判的社会主义会使普通劳动人民动摇他们的思想和自信；相反，会力求达到更为巩固的阵地，人们贬视那些消极的事物，这些事物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的”。G·胡萨克讲了这么多。
评价人类活动的每一阶段要求表明对个人责任的立场。对此，每一个人都必须表明立场。问题要求给予回答。在1968年8月之后，我们决定要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共同负责，我们设想，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苏军撤离，然后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共和国的命运。这是现实的考虑吗？我们不曾有在实现军队撤军方面有较大的决定权，就象坚决的无条件的要求，那时保守小组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影响，有可能在国内加强和夺过权力吗？我们可能更有决定性地贯彻有关紧迫的改革步伐吗？
我认为，在70年代末期，是最合适的时间来将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并坚持它们的实现。
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在那时代反复思考、决定步骤，遗憾的是设有下决心。因此这样，在领导层队伍中的教条主义者多数应负有责任，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这里还有直接的个人的责任。那些带着忠诚的意向进入，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的人，特别在政治失败之后，必须诚实地和痛苦地承认所有一切及其有关的事情。我是替自己说这些——不是替第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