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政府的国际政治纲领中，将解决掉一些公开的，我们和邻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为优先的考虑。外交部在博胡斯拉夫·赫纽荷派克（Bohuslav Chňoupek）的领导下经过和西德对手多次的争辩的商谈之后——在某些阶段，谈话几乎以没有希望而告终——在外交部副部长的层次上达成关于两国相互关系初步协议草案。
博胡斯拉夫·赫纽荷派克当时碰到了异议，异议来自“在伏尔塔瓦河右岸自己的同事”，捷共中央委员会国际政治科。那边显然在工作说明中写着用所有可能的办法去推迟解决和我们西边和南边邻国的相互关系中的已知各种问题。如果我们的邻国不同意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观点，那么不在联邦德国的条约及和奥地利的协议上签字。我们的左派从开始就很奇怪：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人（自然是指联邦政府内阁）打算和联邦德国讨论相互关系。简言之，他们不想考虑联邦德国，所谓的“不需要”和这个欧洲的重要国家调整国际关系。在70年代的上半期，还抱有这种没有意思的观点。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根据党领导层中左派激进分子的倡议，要求将慕尼黑协定认定为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西德代表团建议措词为：慕尼黑协定是不正确的。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补充：慕尼黑协定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从根本上予以拒绝。
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克服这个有争议的观点。70年代上半期，苏联外交家加强了准备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工作，并意图解决所有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西方伙伴要求在赫尔辛基会面之前予以解决。即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赛·柯西金也在一个场合中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坚持这个他认为没有意义的措词？“从一开始”柯西金带着讽刺说了一句这个措词的俄文，这个措词是捷克斯洛伐克发明的，根据柯西金，即使在罗马法中他也不知道有这个措词。根据他的意见，不留情面地曾是有效的——如果在某些上面签了字，在那时候就是有效的，法律手续上可以宣布是不正确的。这样在完全充分的程度上把一切需要都表达清楚了。但是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中的“烂脑袋”想出了；如果从一开始，那我们就采用措施为“一天之后”。
最后所有都在党的最高层次中的十分尖锐的交换意见后结束了。我们代表政府内阁拒绝了对我们的指控：说我们在联邦德国前退让了，说我们没有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利益。结果同意了条约，条约中宣称慕尼黑强调于人的协定是不正确的。
1973年12月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总理，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外长和我们方面什特劳加尔及赫纽荷派克在布拉格在相互关系条约上签字。在同一天，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在切尔宁斯基宫（ernínsk？ Palác）光荣地签署了历史性的联邦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相互关系条约。签字之前在布拉格城堡两个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在这个场合，代表团团长古斯塔·胡萨克发言提出要求，说在相互关系条约签字之后，最后在世界大战终止几乎28年之后，结束关于战后赔偿的商谈。
对于这个主题，两位有经验的西德国务活动家做了充分完善的准备，首先维利·勃兰特总理在出色的讲话中涉及了自己在挪威和瑞典的十年多的避难，充满感情和十分动人地描述了他在希特勒德国垮台之后回到祖国的观感：毁灭的城市、工厂、交通、全部基础设施，居民住在地下室里——根据总理描述这就是当时德国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图画。他说道：“……这有可能吗？让我的国家重新诞生，从这个彻底的废墟和无比的贫困中站起来？你们要求我们德国赔偿你们国家，赔偿由于我们垮了台的体制的罪行使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战争损失的折磨。我们同时也必须摆出问题，今天战后的一代（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28年）应该对所有已经发生的负完全责任吗？已经是这样，年轻人从废墟国家所继承的，已经是所有德国人足够的教训，永远再也不要重复过去了”。接着瓦尔特·谢尔，这是配合得很好的一对，用灵活的论据证明了当前西德处于所希望的经济高涨。这是由于，除了其它因素以外，还有不小的外国援助。然后带着一点儿嘲讽接着说：“这种可能性，本来别的国家也可以利用，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他的意思是指马歇尔计划。
关于赔偿的这次讨论就这样结束了，这个问题由两国代表继续讨论。但是在以后几年中，也没有什么正面的结果。我必须承认，在W·勃兰特的描述之后，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是否不向德国要赔偿，那么捷克斯洛伐克援助联邦德国也不提到日程上来。但是这样的请求，就连有点严厉的谢尔部长也没有提出来。
W·勃兰特曾经短时间在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呆过，在私人谈话中，他对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感到兴趣。有一次，他带着点发窘，问了我一个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拿多少薪水？我回答，2.5万。W·勃兰特问是不是马克，“不，是2.5万捷克克朗”，响起了我的回答。他带着微笑指出，以这样的薪水，很明显找不到一个人到德国政府当部长。德国总理的薪水要高5倍，不是以克朗计算，而是马克。“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拿议员的薪水？”他感到兴趣并继续这样问，“从1957年起我就是议员，但是我从议会一个克朗也不拿”，我回答。政府工作人员同时又任议员，每月2千克朗不是给他本人，而是直接寄到政党的财务处。当然，在1973年我没有评估，在1989年的转折之后，议员的薪水是多少：今天由于令人赞叹的在议会中的功效，议员们拿8万到10万克朗（每月的薪水）。
在1974年，他们来访之后几个月，我感到不愉快和吃惊，某个间谍服务组织采取了令人不可置信的步骤，随后发生了联邦总理W·勃兰特的辞职。W·勃兰特是著名的政治家、世界性的国务活动家。这件事威胁到这位进步的世界性国务活动家的位置，促使他离开了高层政治，这不符合我们整个阵营的利益。这种粗心的错误是专业领导的间谍服务组织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犯的。东德情报组职的首脑稍后为所有一切做了道歉。
15年之后，在1988年1月，当时的西德总理海尔姆士·科尔（Helmuth Kohl）访问我国。除了别的以外，他的来访是由于联邦德国外交部长H·G根舍（Genscher）的建议，根舍经常在圣诞节前来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和联邦总理先生一起审议了相互合作中的主要问题。总理对此做了很好的准备，我们讨论的主要点是用于研究“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常常讨论到夜里。科尔总理坦率承认，所有人对此一直是无法真正理解，尽管天天有德国银行和企业的代表人物来问，我没有能力给他们进行高质量的咨询，他们大多问的是如何在苏联的领土上开展合作。
H·科尔表示有兴趣访问莫斯科，但苏联方面总是拖延访问时间。原因是“不幸的”科尔的公开发表的讲话，他将戈尔巴乔夫的演说比拟为戈培尔的宣传。科尔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请求我们利用我们和苏联领导人的良好关系，以适当的方式介入这个情况。这虽然是很不寻常的，让我们小国家帮助两个大国（联邦德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如此的表现为一个大国）相互碰面。在短时间内，科尔总理实现了访问莫斯科，科尔先生接着向我们表示了他个人的谢意。
在70年代，同时也开始了和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领导人关于清理财产，给老奥地利人的补偿的商谈。这里所谓的老奥地利人，是奥地利国民，他们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从捷克斯洛伐克迁移到奥地利，在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老家留下了土地、农田以及各种形式的不动产。双方对协议草案及时地进行了讨论，分岐主要在捷方应该给奥方提供多少的补偿金额。奥方代表要求在短时期内支付50亿奥地利先令，捷方代表认为这个数字不能接受。我们自己对所谓老奥地利人的财产进行了估价，不超过20亿奥地利先令。
时间不断流逝，还不能达成协议，看来如果没有上层的干预，达成协议恐怕是遥遥无期。正好来了一个机会，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以政府内阁总理为首，包括外交部长及捷克斯洛伐克驻维也纳大使，应邀参加奥地利前总统约纳斯（Jonas）的葬礼，他是出生于南捷克塔博尔的人。在安葬仪式之后，按照惯例，我们和所有的国葬参加者被邀请到维也纳的霍夫堡（Hofburg）出席会见。在玛丽·特利莎时代的建筑和装饰的各座大小厅中举行了会见和宴会。我们仿佛置身于布拉格城堡的西班牙大厅中。
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来到了大厅，这时霍夫堡宽敞的大厅中，几乎只留下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也像是5名阴谋分子和总理一起，旁边有许多服务人员在注视着。我们向总理表示衷心地问候，总理——自然是经常很现实的，不喜欢没有内容的交谈——马上进入正题，就是关于补偿老奥地利人的协议问题。看得出来，他想结束谈判，达成这一章的的协议，多余地拖延了这么多年。
经过几个建议回合，我们达成了一亿奥地利先令的数额，奥方迎合我们，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结构作这样的安排：让我们在短时期内达到出口大于进口一亿的数额。这时，总理对我们这个共同的决定，带上了一句话：“你们过去的、我现在的国民——就像你们叫的老奥地利人——为这样小的数目，他们大约不会太喜欢我，但是大概我还熬得过”。事情就是这样。在接着的几天里，协议就问世了。在接着的仅仅一年里，老奥地利人就都得到补偿。
在以后的几年中，又进行了四次的相互访问。可以这么确定，我们互相很好地彼此理解。布鲁诺·克赖斯基——有经验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我们称之为“小奥地利、大总理”——非常坦率地谈到他自己国家的形势和生活，以及他如何思考捷克斯洛伐克，怎样想念自己祖先的国家，多么怀念他曾经喜欢的国家。每一次见面除了工作谈话之外，还充满了个人回忆。我特别想起1979年1月在摩拉维亚的见面，那时说起了他自己的青年时代，回忆起和鲍胡米尔·希曼拉尔（Bohumír？meral）的会见，克赖斯基认为他是一位大人物，而我们认为是不可估量的政治家。克赖斯基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他说起他的看法，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没有社会民主党，那任何时候都不会变革。
他还讲起了对叔父的奇特的回忆，他叔父曾是布尔诺的银行家，维也纳财政部长的候选人，曾是一位小心的建议者，他给皇帝写文书：用无宗教信仰来代替犹太教。皇帝看到后建议划掉，加了一个说明：“犹太人可以容忍，但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任何情况下都不要”。
正是这次在摩拉维亚日德罗霍维采（？idlochovice）的会见有助于不仅友谊，而且是亲近的伙伴关系。在离开时，他开始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我，视我一切都最好，祝我一切都顺利，也补充一句，我并不羡慕你。
应该记录下来的是：在以后几次会见时，加上批评，说我们拖延了开放外国资本的号召，举例说来自奥地利的，他否定了对负债的担心，因为本质是，根据他的意见，经济的强大和有效率。大大地激起了我对改革的希望，但对我们的改革，大家已经知道，并没有成功。奥地利总理对世界局势的一些看法是有教益的。很有兴趣的是，他评论了在希特勒的占领下，奥地利人的生活和态度及从这里他得出了什么结论。这是一个绝对宽容的人，他的26位血缘最近的近亲被发现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他不怕承认在他执政中间，有时候也免不了错误。我记得，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情况，是有关建设兹文登多夫（Zwentendorf）发电站问题，最初的设计是带核反应堆的。当工程进入完工阶段时，奥地利选民提出要求进行全国公民投票，以决定核电站是否投入运转。总理说他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不能拒绝，相反还欢迎进行公民投票。同时，他还几乎确信，大部分公民会投票赞成完成核电站的建设并投入运转。然而奥地利人以微弱的多数，拒绝了这个对于全国很重要的项目。总理是民主的，他服从公民投票的结果。在那时候，由于兹文登多夫电站未完工，奥地利出现了严重的供电困难。
今天的核电站——已经不是兹文登多夫，而是捷克的泰梅林（Temelín）核电站，不时成为一部份奥地利反核能的环保人士的抗议对象，“我们是邻居，我们必须共同活下去”，奥地利共和国不能忘记的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这样对我们说。
在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之后，我在1975年11月受雅克·希拉克（Jacquese Chirac）的邀请访问法国。他虽然在总理职务没有做多久，但在世纪之交又回来担任共和国总统，而且还连任了两届。在会谈中，我们很好地互相理解。造谣中伤者说我们都曾在同时代担任过内务部长，这会有利于我们的接近。我们互相都记起，我们两国有过特殊关系，一直到慕尼黑强国协定被破坏。希拉克关于一些著名的画家有非常好的概念，如：奥泰卡尔·库宾（Otalar Kubín），约瑟夫·西姆（Josef？ím）及弗朗基舍克·库派克（Franti？ek Kupek）以及他们对发展法兰西艺术的贡献。甚至于他还知道，扬·卢森姆布尔斯基（Jan Lucembursk？），扬·斯莱佩（Jan Slep？），法国人称他的牺牲是为了法兰西的光荣。
可惜的是，我在巴黎的一周，没有在我们两国的经济关系方面有什么重要的效果。我们——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错——忽略了恭敬地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在离亚眠（Amiens）不远的纽维尔-圣瓦斯特（Neuville—Saint—Vaast）的纳兹达尔（Nazdar）连队战士们，还有敦刻尔克，这个城市在二次大战的结尾时，为阿廖斯·李希卡（Alois Li？ka）将军率领的突击旅所攻克。对这种忽略任何时候都不应该。
我很高兴回忆英迪拉·甘地夫人在1984年2月的来访，这是在她被阴谋暗杀之前的半年。我们在这里提出我们两国之间多年的友谊和重要的经济合作的成绩。在我的记忆中最深的是在私人会见中，她充满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回忆，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的时代，她曾随其父亲来布拉格访问。
我们当然也有机会欣赏著名的印度古迹名胜，如参观泰姬陵，在那里尽情游玩并有记者和摄像师陪同。我的在纪念陵墓的照片，后来当然在家里的对手那边获得了“适当的反响”。
1982年7月2日和理查德·尼克松——第三十六届美国总统，刚悲伤地以“水门”出名——举行了会见。他是在他用自己勉强的钱来进行非官方的使命：与一系列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党的领导人会谈。我们的会见是在很小的圈子中进行的，陪同他的只的他的女婿约翰·艾森豪威尔（John Eisenhover），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在会谈中，陪同我的只有一名顾问，没有要记录准确的指示，被邀请人中最后也没有人遵守。
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主要接触到两个世界阵营公开的问题，寻找出路，在当时80年代，东西方关系陷入了死胡同。尼克松重复地表示他的观点：应该寻求协议，那就是政治折衷，集中解决全世界操心的事情，主要是消灭贫穷、疾病和解决全球的变化。
理查德·尼克松回忆了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18年胜利诞生有关的历史以及美国的参与贡献。我很奇怪他没有提出马萨里克的名字。接着在讲到了几月前黄金珍品终于得到解决而得以归还祖国时，我对我们第一个总统的形象和作用做了高度的评价。
尼克松的主要商谈方向是为了寻求美利坚合众国的战略进程的启示。很明显的是，他自我感觉是第一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要根据他来进行谈判。他摆出了明白的态度：“您们要意识到我们是谁，将来会是怎么样，还有明天。然后您们可以等待我们的尊重”。
阿富汗国王的来访
1970年阿富汗最高领导人，查希尔·沙阿（Záhìr？áh）来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在1937年和阿富汗王国签订了互助合作条约，但只有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才在喀布尔（Kábul）和布拉格分别设立两国公使级的代表机构，逐步升为大使级。在那时代，扩大了互相的经济和贸易合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供给阿富汗必要的贷款，为出口各种机械和电气技术产品和投资项目创造条件。
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和他的夫人对一切在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感兴趣。在谈话中，看着我们共和国的地图，我们的首都是偏在东部的，一边看一边问道，你们政府怎么去关心离开900公里远的共和国东部的县。我对问题的意思不是很理解，但是我还是向他们解释，即使是距离布拉格最远的区和县，政府负责人会系统地去访问，所有地区的发展都从中央有计划地加以影响，我们对共和国所有地区的人民生活有足够的信息。国王仔细地听了，并解释说为什么他问了：“在我国是有点不同，几乎有1/3的地区，我们国家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大部分是山区，通信几乎达不到，到这些方向，中央的权力完全涉及不到，那里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阿富汗国王的访问已经过去了40年，在他的国家轮流进驻外国占领军，本国的政府班子也换了好几次。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某些人在已经有了前人的历史教训之后，还能够想去军事占领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并力图完全控制他。阿富汗人经过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证明做不到的，现在从全世界各个角落来的士兵们应该证明他们会。这是中长期不现实的想法。遗憾的是，我们捷克人现在也参加了这个不现实的、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冒险事业，部份也是由于各种可理解的原因而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