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北六县沦陷了。察北六县落入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囊中。作为察哈尔省军政最高长官的张自忠，没有什么时候感觉得比此时更为愤怒，更为窝囊的了。
自从热河失陷以后，察哈尔省便暴露在日寇关东军虎口之下，成为华北的最前线。《大滩口约》和《秦土协定》，使察哈尔省更进一步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之下，多伦、沽源、康保、宝昌、商都和张北这察北六县更为严峻。
张自忠就任察哈尔省主席以后，对察北六县的安危，十分关注，上任不久，即率旅长、团长及参谋人员，巡视察北六县。他还让参与这次视察的人，每人以书面提出“保卫和开发察北的意见”来。
《秦土协定》后，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察北六县，另由察省政府组织保安队驻防。
张自忠到任之前，日寇派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胁迫察省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私下签订了所谓《松张协定》，允许伪蒙古保安队进入察北六县。
张自忠上任以后，否定了《松张协定》的合法性，不准伪蒙保安队进入察北各县。
如此一来，关东军恼羞成怒，决定以武力夺取察北六县，遂发生了“第二次张北事件”。
12月8日，关东军出动飞机、重炮，掩护伪蒙军李守信、卓什海部，悍然向察北发动了攻击。
张自忠下令保安队抵抗，驻守宝昌的保安队李克昌部100余人抵挡不住伪蒙军攻势，9日宝昌失守。
驻守沽源之保安队樊伦山部200余人，顽强抵抗，与敌相持三昼夜，并将伪蒙军参谋长程允山击毙，但终因寡不敌众，12日沽源也告失陷。张自忠对作战不力的李克昌予以免职并军法处置，对力御强敌的樊伦山明令嘉奖。
12月中旬，察北六县，由于保安队兵力薄弱，寡不敌众，又无后援部队增援，全部失陷于敌手。
张自忠作为察哈尔省军政首脑，对于日伪军的武装侵略十分愤怒，欲发兵痛击敌人，收复被侵略者所占据的土地。
宋哲元考虑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刚刚成立，二十九军在华北立足未稳，不愿与日寇此时发生全面冲突，所以不同意张自忠率三十八师收复察北六县。
张自忠刚刚上任不久便碰上这等难题，心中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但作为军人，又不能违背军长宋哲元的指示，所以心中气愤得很。他连日来气愤积郁，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一天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情绪十分暴躁。
这天，李泰棻前来看他，发觉张自忠的情绪不正常，便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张自忠一向尊重李泰棻。作为最高顾问，他是张自忠在吕秀文的陪同下亲自上北平把他请出山的，算是张自忠的亦师亦友的客卿而非下属。张自忠心中窝着再大的火也不能对他发泄。所以当李问他情绪不佳是为何故时，他按捺住烦躁答道：“先生知道察北六县被日寇强占的事了吧？”
李泰棻道：“知道哇！”
张自忠道：“日本鬼子指使伪蒙军队，强占察北六县，这明明是日军对我进行侵略，无理欺压。不打吧，我守土有责；打吧，宋委员长又不准。军人又必须服从命令，硬打又犯上。你说该怎么办？！大约只有自杀，才是出路！”
李泰棻听了冷笑了一声：“嗬！想不到你张荩忱今天居然会说出这样可笑的话来。国家和冯先生培养你做了方面大员，位至将军，今天用你的时候，你就想到以死逃避，岂不成了可耻的懦夫！？”
张自忠面带赧颜道：“手握重兵却又眼睁睁看见强盗来强占你的土地，却又不能还击，心头窝火得很，说一句气话罢了。”停了一下又道：“现在情势如此，你说该怎么办？”
李泰棻道：“日本侵略东北，中国不加抵抗；侵略热河，中国还是不加抵抗。当然它会胃口越来越大，贪得无厌，还要侵占华北。冀东迫冀，察北逼察，已成半包围形势。无论宋哲元通过陈觉生、肖振瀛如何敷衍拖延，日本侵略吞并整个全中国的国策是不会变更的！宋明轩也受过冯先生多年的教育，无论汉奸如何包围，最后他绝不会投降日本。这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日寇侵略者和二十九军不能解决的矛盾，迟早必要开战。如果你们采取主动，可以冯治安部收复冀东；你率军收复察北。宋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居中指挥，必能马到成功。同时，全国舆论一定支持你们，帮助你们，长城之役就是前例。当然，日寇绝不会甘休，必然出兵来打。这时，蒋介石也不敢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再不抗战。这样就会掀起一个全国全面抗战的局面。二十九军即便败于日军，只要节节抵抗，虽败犹荣。不过……”
李泰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道：“不过，我看宋明轩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蒋介石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宋明轩也想延长‘委员长’的‘寿命’，不愿这样做。但是这只是宋明轩的一厢情愿，未必能如愿以偿。日本肯定会得陇望蜀，节节进逼，军事经济，双管齐下。最后终将被逼得无可退让，还得抵抗。只是不取主动出击，北平无险可守，势必南退保定，亦或西退张家口。总而言之，也能掀起全国抗日的浪潮。只是不如前一办法漂亮罢了。到那时，你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日本鬼子，把郁闷多时的怒火，都喷射在日寇身上。军人马革裹尸，本属常事，为保卫国土而牺牲，又是千载难得的机会。胜利前进无已，败则以死继之。”
李泰棻望着眉头渐苏的张自忠，继续说道：“依我看来，全国的抗日战争，迟早都会打起来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侵犯了美英等其他世界强国在华的利益，必然会引起这些强国的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受到美英经济、军事上的支持，所以蒋介石有一天无可退让之时，也还会起来抗日的。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光靠一个二十九军还不行，必须要靠全国万众一心，再加上国际上反侵略力量的支持，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想你要忍耐，要等待，要冷静。”
张自忠对李泰棻道：“谢谢先生对自忠的开导，令我茅塞顿开。”
李泰棻道：“示敌以弱，未必真弱；对敌虚与委蛇，在一定形势下也可能是一种对敌斗争和策略。刚柔相济，才能使自己更好地立于不败之地嘛。”
同李泰棻的一席话，使张自忠心里的阴霾顿扫，情绪也开朗多了。在目前的形势下，他暂时放弃了坚持以武力收复察北六县的打算。他要学会对敌斗争的新策略，虽然心里别扭、不舒服，但目前各方面的形势，要求他只能这么做。
在20世纪30年代，对日关系是任何一位中国政治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张自忠作为华北前线的军政长官，他不得不严肃而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投靠日本，做汉奸卖国贼；第二条，奋起抗战，绝不与日寇侵略者有一丝一毫妥协；第三条，走中间路线。第一条，投靠日本，做汉奸卖国贼，对他张自忠来说，绝对办不到。第二条，奋起抗战，他非常想这么做，但不是他张自忠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二十九军能决定的，目前形势也不行。因而暂时只能走中间路线对日本人虚与委蛇、周旋，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以待全国抗战的到来。
这是他在此时形势、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惟一选择。但是他也十分清楚，依靠交涉、周旋而得到的和平局面，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长久，到头来总有混不下去的那一天，因为你消极退让，敌人只会步步紧逼，总会把你逼到悬崖边上，逼到你活不下去。所以中间路线最终还是没有出路的，不能一条道走到底。
张自忠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个方针，“消极应付，积极打算”。所谓消极应付，就是指对日伪方面，明里采取应酬、周旋，借以维持暂时的和平关系；积极打算则指暗中筹划，积极进行抗战准备。
虽然这种委曲求全并非张自忠所愿，但形势使他不得不如此。
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赴北平公干，路过张家口。张自忠闻得信息，便到车站去迎送傅作义。
傅作义乘坐的车到了，张自忠走进傅作义的车厢。两人见面，热烈地握手问好。
傅作义道：“兄弟赴北平去向宋委员长汇报绥远省情况，路过张垣，竟劳动荩忱兄大驾亲来车站迎送，实在令兄弟倍感荣宠，也愧不敢当哇。”
张自忠道：“傅兄赴平公干，路过张垣，自忠忝为地主，特来拜问求教，也是礼所当然之事嘛。”
傅作义道：“察绥两省互为毗邻，唇齿相依，同受日寇之威胁，尚需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共撑国门。”
“傅兄说的甚是。自忠及察省，愿为傅兄及绥省前驱，共同御敌。”
傅作义道：“目下察省情况如何？”
“唉！”张自忠叹了一口气，愤愤然道，“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困难了。前些日子，日本鬼子又支持伪蒙军队强占了我察北六县。”
傅作义说：“ 我也听说了。荩忱应该予以反击，把察北六县收复呀！”
张自忠满脸气愤难平地说：“自忠何尝不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把敌人撵出察北六县。可是，唉！不是我张自忠不想打！而是由于某种情况不准你打！”
傅作义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自忠便把当时的情形，毫不保留地对傅作义一一谈了，最后说道：“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至今令自忠犹气愤难平。这个账，我张自忠是记下了。我把此事，当成生平的奇耻大辱，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些日本鬼子，以加倍的代价偿还。”
傅作义点头道：“荩忱兄的心情，兄弟理解。让我们今后精诚合作，共御外侮。”
两人又简要地就两省今后的相互支援交换了意见后，握手道别。傅作义乘车去了北平。
这次谈话，傅作义对张自忠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日伪军以武力攻占察北六县，他们见中国军队并没有反击，反而闷声不吭，心中不禁大为得意。他们认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中国人全都是软骨头，只有挨打的命。
日本鬼子的胃口确实很大。占了热河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察哈尔。察北六县只不过是日本鬼子餐桌上的一碟“小菜”而已。
日寇得陇望蜀，紧接着的是占领张家口以北的大镜门一带。
日寇把目标瞄准大镜门是有它的如意算盘的。因为大镜门是长城的一个关口，是张家口的北大门，日寇占领了这里，就可以控制、要挟察哈尔省政府，从而进一步逼迫察哈尔省政府撤出张家口，达到他们吞并整个察哈尔省的目的。
这一天，张家口察哈尔省政府门前来了一辆小车。车子停下以后，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着西服、留着仁丹胡、推个大平头、戴着金丝眼镜、神态十分傲慢的矮胖日本人。他走上台阶，对门卫道：“我是大日本皇军驻东北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高级参谋田中隆吉。我要会见你们的张自忠省长。你们马上给我通报，说我要见他。”
出来接待这位日本高级参谋的不是张自忠，而是省府秘书长马彦翀。
马彦翀对田中隆吉道：“阁下要见张主席，十分抱歉，张主席去前线视察去了。阁下有什么事就对我说好了。”
田中隆吉牛眼往上一翻道：“对你说，你能解决问题吗？”
马彦翀鼻子里哼了一声：“那要看是什么问题。在马某省府秘书长职权范围的问题，马某有权决定。超越马某职权范围的问题，我可以向张主席汇报。如果超越张主席职权范围的事，还得报北平乃至南京。你还没有说是什么事呢，怎么知道马某有权无权解决。”
田中隆吉道：“那好！既然我这次见不到张自忠，你是省政府秘书长，对你说也可以。我奉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示，特来郑重知照贵方。根据《秦土协定》规定，贵我双方的边防界线，应该是以长城为界。因此，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认为，贵方军队现驻扎在长城以北是违反该协定的。因此要求你方必须尽快将这些部队撤回长城以内，否则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将由你方负全部责任。”
马彦翀淡然笑道：“贵方要求，我已知晓了。这其中是非曲直，暂且不去评说。我将把阁下所提要求，转禀张主席。我们将如何回应，请阁下静待回音好了。”
送走了这个日本高参，马彦翀要把这个事情向张自忠禀报，请他定夺。因为这显然是日寇又在玩“逼宫”的花招，又在蠢蠢欲动了。他们想把侵占的地盘往南推进到长城为界罢了。
日本鬼子这次，仍然是军事威胁与外交恫吓双管齐下。在派出田中隆吉进行交涉的同时，又积极调动兵马，集结军队于张北。他仍然想和往常一样，要用军事恫吓和外交逼迫两手，迫使张自忠屈服就范，乖乖地退到长城以内来。
一时间，风声骤紧，军民震惊。
如果一旦让日寇阴谋得逞，不仅察省省政府要时时受到日军威胁，将随时会发生肘腋之患，而且平绥铁路也会被截断，为日寇后一步攻占绥远铺设道路。
张自忠从前线归来。马彦翀向他汇报了日寇派人来提出照会，要我军退出长城以北地区的要求。
张自忠听后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这小日本鬼子也未免太蛮横无理了吧。他莫要以为中国人都是怕他的。别人怕他，我张自忠可不怕他。马秘书长，你去和日方交涉，强硬地驳回他们的无理要求。告诉他们：咱们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这里是中国的领土，照他们这样，是要我们无法立足。你告诉他们，就说是我张自忠的意见，不论鬼子兵也罢，狗子兵也罢，他只能驻在张北县以北，我军必须驻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现在大镜门外，驻有我的军队。如果他们的军队硬要由张北往南开，双方发生误会，责任应由他们承担。你告诉他们，硬是要打，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奉陪。这次可没有上回察北六县那么便宜。”
马彦翀道：“这个我可以找小日本那个田中隆吉交涉。但他们可能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才行。”
张自忠：“那是当然。”他叫护兵：“你去通知黄旅长和董旅长他们，让他们立即到我这里来一下。”
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和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得到通知后，很快赶来了。
两人见了张自忠和马彦翀后问道：“师长，有什么事找我们来？”
张自忠道：“昨天，小日本派了一个所谓高参田中隆吉，来见马秘书长，向我们提出无理要求，说是什么狗屁《秦土协定》规定日我双方以长城为线，要求我们部队从张北南撤，一律撤到长城以内。当然，这是他们的诡辩，那个鬼协定根本没有那么规定。”
黄维纲道：“这日本鬼子也未免太霸道了一点吧！他以为侵占了我们察北六县，我们不哼不哈的，我们怕了他，又想得寸进尺，一步紧一步来逼我们来了。”
董升堂道：“察北六县事件，大家心头都窝满了火，正没法发泄呢。他要来，那好，我们正好出出胸中这口恶气 。”
张自忠道：“敌人这次想以军事威胁和外交恫吓逼我们退让。我们如果退让，那实质就意味着我们已不能守住长城一 线，我们在张家口也站不住脚，整个察哈尔也只有拱手让给小日本了。不过，这次小日本打错了算盘，他把主意打到我们三十八师头上来了。我们这次的态度是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我们请马秘书长立即将我们的态度告诉小日本，叫他们趁早打消这非分之想。但是，我估计他们绝不会就此罢手。因为已得到情报，他们正在向张北集结重兵。所以把你们两个找来。你们立即发兵，各调一个团，迅速占领距大镜门45公里的罕诺坝一带，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如果日伪军敢于南侵，就在罕诺坝一带将其阻击、消灭。并作好后援部队的准备工作，以防备敌人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进攻。”
黄、董二人兴奋地说道：“好，我们马上回去布置，只要他小日本鬼子敢来，这次就叫他们一个不剩去见阎王。”
黄、董二人走了。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这次我是下了决心，如果日本鬼子听招呼，罢了手，大家维持目前这不伤‘和气’的现状最好。他如果坚持要用武力，我张自忠这次也铁了心，好乘此机会把他们从察北六县撵出去。到时请你给我准备一份呈送宋明轩和南京军委会的报告，说明这次事端的挑起，其责任不在于我而在于日寇。”
马彦翀点头道：“好的，我先找鬼子交涉，报告回来就写。”
张自忠道：“态度尽管强硬一点，后面有咱老张替你撑着哩。”
马彦翀笑道：“放心，我和你张荩忱一样，全身上下找不出一块骨头是软的。”
张自忠笑道：“鬼子要耍横，大家都说横话。他要再提那个混账的《秦土协定》，你就跟他说，张自忠说了，那‘协定’不是我张自忠签的，我根本不认那个账，谁签的他找谁去。这察哈尔是张自忠在当主席，在这块地盘上，就得按张自忠的‘规矩’办。”
马彦翀笑着走了。他马上坐车到日军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办公处，下车后命护兵上前知照：“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先生，特地前来拜会贵机关长及关东军代表，有公事相商，请予通报。”
不一会从里面走出两个日本人来，一个瘦削的是日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大本，另一个矮胖子便是日本关东军代表田中隆吉，那位专程前来交涉的日军高参。
两人把马彦翀秘书长迎了进去。在客厅落座后，田中隆吉迫不及待地问道：“马先生此次前来，是否对我大日本关东军的照会作了研究，有了结果？”
马彦翀道：“不错，马某正是受张自忠主席之命，就贵方照会特地前来提出复照的。”
大本道：“你们张主席完全同意了我们提出来的条件了？”
马彦翀道：“不！张主席完全不同意贵方所提之一切条件。”
大本及田中一怔，同声问道：“什么？张自忠不同意！？”这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马彦翀严肃而庄严地道：“对！张自忠主席不仅不同意贵方照会所提要求，而且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蛮横无理的要求。我，作为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奉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之谕，代表张主席及察省政府、军民，特向贵方知照如下：第一，长城内外，均是中国之领土，中国军队有权在中国任何土地上驻扎。贵方关东军是客军，无权干涉中国军队驻扎于何地；第二，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照你们要求，直令我们无法立足。不管是贵军或蒙疆自治军，都只能驻扎在张北县以北。我军必须驻扎在张北县与张家口之间的罕诺坝缓冲地带。因为这是属于察哈尔省辖地。现在大镜门外驻有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三十八师，是曾经在喜峰口、罗文峪、独石口、乌泥河、长梁防守的部队，想必贵军一定听说过。如果贵军由张北往南开，双方发生误会，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完全由贵方承担。”
大本道：“贵方这个照会，是否也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委员长和贵国蒋委员长的意思呢？”
马彦翀道：“贵方照会要我军撤退到张北这一段长城以内，让出张北以南地区，这是属于察哈尔省治内的事务，也是一桩纯属地方性的小小事务。按照我国政府官员的职权，张主席作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身为察哈尔省最高军政长官，自然有权处理这类辖区治下的地方性事务，不需向北平禀报，更用不着向南京中央禀报了。”
田中隆吉道：“他张自忠难道就不怕大日本关东军的神威？！”
马彦翀道：“田中阁下，关东军也应知道二十九军，特别是张自忠将军指挥的三十八师的分量。张自忠将军还让在下带给贵方一句话，最好是大家保持当前这种和平的局面，不要彼此伤了感情。扯破了脸皮，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的。张将军之话请贵方三思而行。好了，在下已把我方态度阐释清楚了，也该回去向张主度复命去了。”
马彦翀起身告辞走了。
这里大本和田中面面相觑。
大本道：“想不到张自忠这次态度是如此之强硬。”
田中隆吉道：“是呀！我们的军队已经由张北往南开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确实令我们头痛，几次和他相碰，我们都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吃了不小的亏。”
大本道：“我看这事只有赶快把张自忠的态度和二十九军已有准备的情况报告司令官，请他们早作决定。”
由于日方见我态度强硬，且预有准备，知道在二十九军，尤其是三十八师身上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决定日军停止南进，同意双方以罕诺坝为缓冲地带，并把这一态度通知了察省政府。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从此，在这一带，中日双方在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期内终能处于相持阶段，再无大的冲突事件发生。所以后来马彦翀回忆说：“假如当时张将军的态度，如稍有犹疑，恐怕民国二十四年冬（1935年），察哈尔即非我所有。最少限度，在张家口的察哈尔省政府，总得搬家。”
本着“消极应付”这条策略，张自忠对于日伪方面派人来到察省，总要虚与委蛇一番，摆出言不由衷的“亲善姿态”。
当时在察哈尔省有一批以大山为首的日本浪人，专门在察省挑衅捣乱。张自忠采取“怀柔”手段，委任他们为省保安司令部咨议，每月发给80 —100元不等，以资安抚。伪军头目李守信、王英来察，张自忠也曲意应酬，使他们不要惹事生非。1936年1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来察会晤张自忠。张自忠也设宴款待，礼节周到，并合影留念，尽“欢”而散。
从积极准备出发，张自忠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做正面宣传，鼓舞人民信心；二是继续抓部队建设，积蓄抗日实力；三是改进军事交通，作好抗战准备。
自从《塘沽协定》等卖国屈辱条约签订，许多人认为华北已实际沦陷。张自忠却抓住教师、学生等路经张家口去大同参观石窟以及借此为名来了解华北形势的人士很多的情况，对秘书长马彦翀和教育厅长柯昌泗布置：“我们何不借此机会招待他们，和他们谈谈，让他们明了华北各地现在还安然无恙。只要我们政府有办法，国人有决心，仍不是无可挽回的，还可以请他们到处看看，让他们回去转告他人，千万不要人未亡我，而我们却先把我们的地方认为亡了。”
马、柯二人根据张自忠的布置，在张家口市的察哈尔大饭店设了一个招待所，凡经过此地赴云冈参观的师生，都殷勤招待，详细介绍，并备车请他们游览市容。一批批师生看到三十八师官兵忠诚守卫着祖国北疆，很受鼓舞。
张自忠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队整训方面，提高军队全体官兵素质，尽量补充装备。
1936年，三十八师新增编一个新兵旅，由李九思升任旅长。至此三十八师共辖四个旅，兵力达16 0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明显改善。全师有两个旅装备了进口的捷克式步枪，每连补充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二门，连长每人配德造手枪一把，每班有枪榴弹发射筒二枝。张自忠还送刘振三、张宗衡、李九思、赵喜鹏、李少涵等人去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培训，并成立教导大队培养、培训中下级军官。
张自忠预测中日大战将在平津首先爆发，他认为三十八师除担任察哈尔省防务，阻击张北方面日军外，还应抽调一部支援平津作战。但如平津失守，平津我部必沿津浦、平汉两线南撤。届时三十八师驻察省部队再经平绥线转平汉线，势必困难。
经研究，他决定修筑张家口到保定公路，万一南退，可由张家口直至保定。他令李九思查勘线路，负责修筑，并令省建设厅技术人员随军指导。但这条战备公路，因张自忠不久调任天津市长而停顿。
1936年6月，张自忠卸任察哈尔省主席，调任天津市长。
天津市长原来是肖振瀛。关于肖振瀛的天津市长是如何去职的，说法不一，是免职，是辞职，也说法不一。
在肖振瀛尚未去职前，宋哲元曾一度想把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让给张自忠，而察哈尔省主席由刘汝明继任。但天津市长肖振瀛去职，使宋哲元改变主意，决定让张自忠继任天津市市长。
也许宋哲元当时让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的考虑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总部及各国领事均驻于天津，主持天津政事的首要事务在于对外交涉，尤其是对日交涉问题。也即是说，天津市长还相当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部长。二十九军将领中，张自忠处事稳健，颇有政治头脑。宋哲元认为他适宜担任这一职务。
张自忠深知天津是个是非之地，对日交涉更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为此他找来察省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征求他的意见。
张自忠对马彦翀道：“宋委员长要调我任天津市长，我想我乃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如何能应付得了天津那样复杂的局面？这个职务我不想干 。你认为如何？”
马彦翀同意张自忠的看法：“主席说得对，一方面天津确实比察哈尔省的情况复杂得多，不仅有日本驻屯军，还驻有各国领事，外交上不好对付；另一方面，天津有几国租界，商贸云集，又住有很多军人政客，还有很多地痞流氓，过去不断兴风作浪。老实说，你是军人，我也没有经验，这种局面，怕我们应付不了。”
张自忠想了一阵道：“等我们到北平，我再向宋委员长陈述，不去做这个天津市长。你可代我写几点理由，备我向宋委员长坚辞。”
“好吧。”马彦翀道。
张自忠道：“你准备一下，和我马上一道去北平。”
马彦翀道：“这么急？”
“宋委员长发了电报，要我们立即赶去。听说肖振瀛已经去职。他催得这么急大约便是为此事。”
张自忠和马彦翀到了北平，两人一起来见宋哲元。
宋哲元见二人到来，便对他们道：“你们来得正好。仙阁（肖振瀛的字）已请求辞去天津市长职务。我已批准他去职，并且给了他10万元，让他出国游历。现在天津市长一职，我决定任命荩忱你出任。”
张自忠道：“天津市长这个职务，我却担当不下来，委员长还是委任其他人为宜。”
“为什么？”宋哲元问道。
张自忠道：“第一，天津比起察哈尔来，情况复杂得多，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军人，过去根本没有从政的经验，怎么能应付得了这样复杂的局面？其次，你也知道我这个性格，宁折无弯，察东独石口事件、察北两次张北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不适宜做笑脸逢迎的事情，尤其是和日本人打交道。说得不客气的话，我见着那些日本鬼子，就从心里有气，恨不得狠狠揍他们一顿，还要让我和他们笑脸相向，握手言欢！？我宁愿和他们在战场上相见，却不想同他们在宴会上相逢。叫我当这个天津市长，我恐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和这些鬼子翻脸，把事情弄砸。所以天津市长这个职务我不适合，你还是另派别人吧。”
宋哲元道：“这事我反复考虑过多少次了。我们二十九军诸人中，我认为只有你荩忱干这个天津市长合适。我已经决定了，正式委任状已写好，并且已呈报南京核准去了。你不要再推三推四。至少你要给我当上半年，等到我物色到更合适人选后再换你。你现在给我考虑的是上任后怎么干的问题，而不是当不当这个天津市长的问题。”
张自忠道：“这？！……”他还想申辩，却被宋哲元打断了。
“别再这呀，那呀！这可是命令！”
宋哲元的话已说得这么斩钉截铁。作为一个军人，张自忠只好点头道：“好吧，那我就服从命令，暂时先干着再说。”
宋哲元道：“荩忱，我老实对你说，当初，我派肖振瀛担任天津市长，就是看重他的外交才干。仙阁在我们军最困难的时候，两度去南京见蒋委员长，使二十九军转危为安，在晋东对付阎老西的代表等情你都是晓得的。在他任天津市长期间，应付日本人，也做了一些事，但最后他‘糊弄’不下去了，搞得多田骏（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向我提出‘肖振瀛不能再在天津’的要求，所以我才让他辞职。仙阁卸任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给我开来了个19人的名单，要我任命齐瞎子（大汉奸齐燮元）为天津市长。荩忱，你想能让齐燮元当天津市长吗！？让他当天津市长，岂不是拱手把天津让给日本人！所以我坚决不同意齐燮元出任天津市长，也没有接受日方提出的19人名单。如果我们让天津市落入日本人手中，那样我们可真成了千古罪人。只要我们二十九军还能在这华北站得住脚，我们就要尽力保住平津。所以我斟酌再三，才决定让你出任天津市长一职。”
张自忠听了宋哲元的这一番话后道：“好吧，为了不让天津落到汉奸卖国贼手中，这个市长我干，我尽力去干好就是。”
宋哲元道：“目前我们二十九军在这块地盘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扎下了根基，可以完全和日本人对抗了。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从全国抗战的全局出发，目前我们能忍的还得忍一忍哪 。”
张自忠道：“我明白。”
从宋哲元官邸出来，张自忠对马彦翀道：“明轩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并声明以维持半年为期。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明知牺牲名誉与小我，但为国家为地方，也为天津不致落到汉奸卖国贼手里，也得去干。”
马彦翀道：“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张自忠道：“你可得继续帮我一把呀！”
马彦翀道：“荩忱既然下了决心要干，谁叫我已被你拖上了这条‘船’，只好‘同舟共济’了。我尽力就是。”
张自忠大喜道：“谢谢，谢谢！”
天津是中国北方重镇，当时面积89平方公里多，人口197万，据北宁、津浦铁路之交点，水陆交通发达，直接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辖六个公安区，四个特别区（即原德、奥、俄、比租界）。天津在当时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北方的汇聚地。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时，有39个国家在这里设有领事馆；法、英、日、意等国还拥有租界与驻军。
天津作为北平的门户和海路，又是连接华北腹地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将天津视为“征服中国的咽喉”，所以才挖空心思、不择手段要想控制这个要地。
1901年，日本通过《辛丑条约》攫取了从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驻兵权。同年10月正式编成“清国驻屯军”，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张园。
为了准备侵略战争，1936年6月，也就是张自忠赴任前夕，“中国驻屯军”进行了扩编，兵力由1 700余人猛增至5 700余人，并把以前的一年轮换制变为永久驻防制。扩编后，田代皖一郎中将接替多田骏任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下辖一个步兵旅团及若干特种部队，分驻于平、津、通县、丰台、滦州、塘沽、唐山、昌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其中步兵旅团第二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都驻天津。海光寺建有大型日军兵营。
大批日军荷枪实弹地开进平津地区，再加上蜂起于华北各地的日军特务机关，其实力已对二十九军和华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随着日军兵力的增强，“中国驻屯军”态度越来越蛮横强硬、肆无忌惮，公然提出在南苑“租地”建房储存汽油。在北平的日本宪兵开始直接搜捕中国人；天津海河上不断发现被日军屠杀的中国民工浮尸；日本国内报纸出现了“警告宋哲元”的大字标题。
这一切表明，日本开始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华北局势因日军增兵出现新的危机。
张自忠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就任天津市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