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集体无意识般地沉迷于儒家哲学的有欲有为中时，道家哲学确实称得上是一味厚重的清醒剂，它既矫正了人类的自大狂，更尖锐地揭示了儒家哲学“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穷凶极恶的偏谬，起到了匡时救世的积极作用。正因为祸乱不已，所以才要清心寡欲；正因为征伐无度，所以才要清静无为；正因为争斗不息，所以才要抱朴守拙。那些用脚底板思考的人，又哪里知道，儒家思想在正面鼓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同时，又是多么巧妙地掩盖了其欲壑难填的恶劣倾向。环顾历史，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又给自身带来了多少难以克服的灾难啊！我们也必须明白，道家哲学并不是要否定人的欲求，而是试图疏导人们有所克制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儒家哲学是更多地从正面教育人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就是更多地从反面训导人们不应该去做什么。因而从本质上说，道家哲学不仅不是冷眼旁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热心救世的哲学；不仅不是消极悲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积极乐观的哲学。当然，任何哲学都只可能揭示出相对真理。儒家哲学在讲求修齐治平的同时，业已潜藏着纵欲的危机，而道家哲学在强调无为而治的同时，分明也孕含着虚无的色彩，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的。
儒家与道家相比，前者更重建设，而后者更重破坏。尤其是在礼乐文化方面，儒家可谓建树颇多，影响颇深，贡献颇大。试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则告诫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更明确地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著名主张，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强化人们的道德修养。
《论语》、《孟子》、《荀子》，作为儒家经典，其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阐扬仁教德化义礼智勇。它对于炎黄子孙性格的塑造和熔铸，对于中华民族礼仪典章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不用说古代，即使在今天，我们所遵循和奉行的仍然是以儒家之道为主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统。比较而言，先秦百家以及后来的诸如宋明理学等传统，显然或消声匿迹或退居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思想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几乎演化成了一种国教、一种官方哲学、一种深入人心并历久弥新的理论准则。
传统儒家虽然普遍存在着忽视乃至贬斥法治刑名的倾向，但它在重教兴学方面的突出建树，又是其它百家所望尘莫及的。从孔子的施仁政、办私学，到孟子的行王道、废霸道，再到荀子的法后王、重后学，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诗书继世、礼乐兴邦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不断导引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们弃武修文、经邦济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把马上得天下，诗书致太平作为最高的统治之术。因而，制礼作乐、文教德化、尊贤重道，几乎成为了历朝历代政治家们的终极关怀。自然，进德修业的课题也长盛不衰地被提到一个崇高的位置。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子李治初立时，散骑常侍刘洎的一番议论就极具代表性。他说：“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窃唯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当于春秋，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晏安，言从此始。”
同年，太宗有感于此，把自己教育太子的殷切之情坦言于大臣。他说：“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传说》所言，可以自鉴。’”太宗这一套教育方法，固然与其借鉴前代陈例有关，实则亦与时贤劝诫关系更切。贞观二年，大臣张蕴古上表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唯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蕴古之说，仍落结于礼乐，其意在于为太宗提供驾驭天下之纲领，防微杜渐之方略。观诸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所作《帝范》一书之《崇文》篇中深自反省悔恨一节，则知确是由来有自。太宗之所以反省悔恨，大概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而其反省悔恨的依据，似乎又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一年魏征的奏疏。
魏征说：“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
回想太宗刚即位时的情景，我们又不禁想到魏征的另一番忠告之辞。
魏征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太宗欣然接受，并奉为的矢。“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
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
上以导之，下以劝之，君唱臣随，臣谏君行，有唐一代重儒崇文终至蔚然成风，确是势所必然啊！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选拔官员，有四条标准：一是身，即身体健壮，相貌端正。
二是言，即吐谈清晰，言辞善辨，富于口才。三是书，即善于楷书，字体优美。四是判，即文词优秀，论说有根据，理论水平高。为此，他进一步分析到，从朝廷到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不认真读书、不善于写文章是不行的。于此，我们也仿佛可以窥视到唐代文学异常发达的原因所在了。
从唐太宗贞观之初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充任教席，到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开创“殿试”，唐代重文术重人才的政策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据不完全统计，在贞观23年之中，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有205人，而在高宗和武后统治的55年间，录用的进士竟有一千多人。一时间，文臣儒士，遍及朝野；国家景象，蒸蒸日上。
五代后唐裴尚书曾作诗道：“宦途最重是文衡。”唐太宗也曾说：“我从贞观以来，每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体，见理政之源。”一直到清代，雄才大略的康熙帝的好学不倦，更是妇孺皆知。康熙帝不仅漫游经、史、子、集，而且广涉天文、地理、数学、军事以至音乐、美术、医药诸书。他在自述读书的好处时说：“读一卷书，有一卷书的收益；读一日书，有一日书的收益..阅读不辍，可以鉴古知今，少犯错误。”
从先民的结绳记事，到后来文字的发明，再到后来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中华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人类的贡献，真是源远流长，功载千秋！《帝范》全文帝范序序曰：朕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钧陶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元圭赐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开八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
昔隋季版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由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枪而廓八纮。乘庆天潢，登晖璇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大宝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帝范卷一君体第一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