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县志》曹一士传云：“曹一士慷慨敢言，高宗即位，言奸人挟仇告讦，指摘诗文字句，诬为大逆，株连罗织，宜悉禁绝。”但语焉不详，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五，有记曹氏生平及其奏疏内容。
一士原籍上海，为诸生时，“海内穷乡下里，兔园学究，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后任编修，曾得世宗召见，充文颖馆纂修官。高宗嗣位，诏群臣轮班奏对，一士乃首上言：
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于抚字，拙于锻炼者谓之钓名沽誉，才力不及而摭拾细故以罢之矣。（中略）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9]……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记年，亦或草莽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捐，告讦之风可息矣。
史称“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故曹先生字谔庭。从这一奏疏看，倒也名副其实，果有虎口拔牙的胆量。
曹先生此疏，亦见《清史稿·本传》（当据全氏文采录），传又记上疏后，“皆下部议行，一士病哽噎，即以是年（乾隆元年）卒。一士晚达，在言官（由御史迁给事中）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我们谈上海掌故的，就不要忘记这位耿直仗义的曹先生，也要欣仰高宗践位之初善纳谠言的宏度，使一士得以一再倾其衷情而皆上达帝座，并使其奏疏得以流传于世。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云：“谔庭诸生时名满大江南北。既为黄门（给事中），所条封事皆去积弊、培元气者。艺林吐气，赖有斯人，奏疏可复按也。”
曹氏又能诗，有《四焉斋诗集》。袁枚《随园诗话》记曹夫人陆氏，奁具之旁皆文史，尤爱楚辞，针线之暇，必朗诵之，侍婢私语曰：“夫人所诵，与在家时何异？”一士乃作诗曰：“幽意闲情不自知，碧窗吟遍楚人词。添香侍女听来惯，笑说书声似旧时。”
其次，一士奏疏中说的“比附”，即由此及彼的类推，这也是造成用刑枉滥的一个恶端。《晋书·刑法志》曾载刘颂上疏云：“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总则）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但明清时比附断狱之风泛滥，如清律公开主张“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即以律无正条之行为而以比附致人于罪，就像赌博有胜负，弈棋也有胜负，就可使弈棋者比附于赌徒，结果必造成大量的冤狱。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对此曾作了警辟的论断，并以为戴名世《南山集》之狱，株连无辜，骇人听闻，就因“漫为比附”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