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史上，纸币的出现是货币的飞跃性重大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纸币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宪宗时的“飞钱”。
汉武帝时，因长年征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曾铸行次品“三铢钱”和“白钱”（用廉价的锡和铅等铸成的合金币），同时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过“白鹿皮币”。这种皮币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可算是纸币之滥觞吧。
宋真宗（997—1022年）时，成都商家印制发行了代替铁钱的凭证——“交子”，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存款人付给铺户现金，铺户把存放现金的数额填写在楮纸（楮是一种落叶乔木，树皮是制造优质纸张的原料，桑皮纸和宣纸均属楮纸）制作的专用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存款人凭此可在异地提取现金，铺户收取每贯（一千文）30文，即3%的酬金。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从民间商业信用凭证，转为官方法定货币。官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监管主持交子的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禁民间私造。这是中国最早由中央政府主持发行的纸币——“官交子”，比西方国家发行纸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公认发行最早的官方纸币。
最初，“官交子”的流通几乎只限于四川境内，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地区。
神宗时放宽规定，一次印行的交子可连用两届，相当于发行额增长了一倍，交子开始贬值。哲宗时，由于无限制地增印，交子严重贬值。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改交子为“钱引”，以代替贬值的交子。
钱引以缗（音迷n）为单位（每缗合一千文），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较精良；但已经不置准备金（钞本），不许兑换铸币，而且随意增发，因此不久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自宋仁宗时的官办交子算起，一直到南宋亡国的250多年里，先后在北宋发行了“交子”“钱引”“小钞”和地区性的“两淮交子”；南宋又发行了“会子”“银会子”“关子”“公据”以及地区性的“湖北会子”等多种纸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的是北宋的“交子”，发行量最大的则是南宋的“会子”。
据传说，著名的传世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收藏，可靠的交子样本至今尚无发现。南宋经济倚重海外贸易，钱币大量流失海外，致使纸币使用更加普遍。
南宋初年，发行过一种代替白银流通的“银会子”，以钱为单位，面额分为一钱和半钱两种，每年换发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使用。
南宋主要的纸币是会子。会子首先起于民间，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改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后推广至全国范围发行。起初会子由临安府印造，以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会子发行之始，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
（洪迈《容斋三笔》卷14）。可见当时朝廷对发行纸币之谨慎和重视。
1168年，为了保障币值坚挺，防止伪钞流通，政府改革发行制度，议定立界限（期限）额发行会子，期满回收。“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
（《宋史·食货志》卷181）。到了12世纪60年代，钞本仅为六十分之一，最终索性就无钞本发行了。财政困难和政治腐败，致使第九界会子以后，陷于失控状态，币值每况愈下。至淳佑7年（1247年），会子极度恶性膨胀。南宋末年，200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南宋度宗（1265—1274年）咸淳初年，因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废会子而发行新纸币关子，号称“金银关子”。结果是“‘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通货膨胀达到南宋最高峰。南宋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不数年，元兵南下，会子和关子便与宋偕亡。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在1275和1292年，曾经两度游历中国。他在1298年发表的游记中惊奇地说：“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危险拒绝使用……使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还可换取金条……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
马可·波罗向欧洲和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纸币印制工艺，以及发行流通的情况。元朝（1279—1368年）延续和发展了宋代的纸币制度，以纸币为主要通货，是中国古代史上纸币流通最为通行的全盛时期，管理制度也有了重大改进。
元朝版图辽阔，诸汗国横贯欧亚。国家发行的纸币，携之可“北逾阳山，西及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非常便捷。美国当代学者劳伯特在他的《中国英才》（The Genius of China）中如是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影响，自1661年由瑞典发行。”由于南宋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详尽的信用货币法规《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设立了“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丝和银为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对于伪造纸币，以伪造的数量、规模来定罪轻重，从受刑时间、罚没财产数量直至死刑都有明细规定；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如此定制，可谓世界史上首创的银本位纸币制度。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了“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元二十四年印发“至元通行宝钞”，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发行“至大银钞”。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收兑江南当时流通的南宋纸币即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交钞则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这样，全国的纸币就统一了。可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元朝早熟的信用纸币制度，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局限性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那个依靠爆发性武力而起，但如风而逝的庞大帝国，不存在起码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无力形成一个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大环境，即便订了个好制度，也没有可靠履行的保障。
日趋腐化的蒙元皇室，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以及面对连年对外用兵造成的财政压力，很快就自坏成法，超发纸币，失信于民。短短20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进一步滥发宝钞，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权货币都是昙花一现，不久均为大明敉平。
英国学者、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史料论证：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知识水平，直至15世纪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深明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考虑，仍然决定采行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了“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有明一代印发的唯一钞票，票幅面积为338毫米×220毫米，是中国和世界上迄今票幅最大的纸币。
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与宋元纸币不同，完全违背了信用准则，不设发行准备，又不分界（期）发行，是长期全面流通但无储备担保的“信用纸币”；而且只出不进，亦即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
如此行事，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随着发行量无限扩大，不久就开始膨胀贬值，沦为“无信用的信用货币”。不及百年，其价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在民间视同废纸，宝钞流通名存实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无异于宣判了宝钞的死刑，回归贵金属货币制。
从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制，到回归为贵金属货币制，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约束政府任意印发纸币的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藉以鼓励投资与贸易，有利于晚明的经济繁荣；但本国产银很少，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仍然非常缺乏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能力。
明末强敌当前，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辽东等战局日渐恶化，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税收却不断加大，人们对国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倾向窖藏白银作为自保的储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付之窖藏。社会性大量货币沉积，势必催生通货紧缩。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限制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并为根绝天主教，终止了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入秋，华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发生暴力冲突，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两万多名中国人，切断了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通途。
这两条以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取白银之主要商路，一旦突然受阻，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银贵物贱，迅即诱发了一场全面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与天灾、人祸、内乱和外敌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朱明王朝。
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时出现了如此奇观：平民饿殍遍野，军费左支右拙，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皇帝穿着破龙袍，仅北京官宦家里，就抄出了至少3700万两白银。
宋、元、明三朝都用过纸币，因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掉头转向，仍宣告失败，加速了王朝末日来临；宋、金、元三朝的灭亡，都同纸币高度通货膨胀有着重要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