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治水史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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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黄淮卷(64)

韩致祥不向命运低头,他居然到偏关去上中学。村子离县城30多华里,他翘腿一瘸一瘸进城,假日又一瘸一瘸走回来。为了抄近道,他不走大路,而是翻沟越梁,在100多米深的沟里爬上爬下,对一个残疾人来说,那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抄近道走一趟也要六个多小时。就这样,他靠助学金读完了高中。韩致祥毕业后在村里当上了代课教师。他很幸运,1972年获得转正,韩致祥感谢政府。

韩致祥现在教着6个学生,6个学生却是三个年级。校舍就是一间窑洞。冬天学生们上炕,他在底下教书;天气热了,学生下炕来,他还在底下给他们上课。窑洞的墙皮都剥落了,发碹的窑顶上石片也有些松动。这是危房。

韩致祥说,上阳坡全村2l户,67口人,单身汉4户;因为计划生育抓得好,只有6个学龄儿童。

窑洞的窗框上贴着一副对联,写的是“雨露遍神州,桃李满天下”,这是韩致祥的手书。

韩致祥背不动石头,上不了架子,这新窑怎么盖法?

放了学韩致祥就蹲在窑洞门口发愁。

眼前是没边没沿的梁梁沟沟,韩致祥想起过去怎么一瘸一瘸翻梁越沟进城去上学的情景。

韩致祥又想起校舍应整翻修,可是村里太穷;学生上学不交学费,就是给学校拉一点炭。

韩致祥想起脚下马上就要修一条宽阔的马路,孩子到城里上中学骑车子不消一个小时;韩致祥还想,把黄河水引上来,村子变富就没有问题,到时候学校的困难都能解决。

韩致祥去和老娘商量。他娘说:“公家是给大家办好事哩,拆不拆你主事吧。”

韩致祥在心里拍板了,家里再困难是个人的事,公家的大事不能误了。

韩致祥去找负责拆迁的干部,表示他愿意让出三孔窑洞;谈到拆迁补偿时,他说:“你们看着给吧!”

三孔窑洞给了3200元,围墙、羊圈、厕所等又给了320元。

韩致祥拿出拆迁的协议书给我看,他在那上头按着大红手印。

韩致祥又说起韩天才。韩天才有六孔窑,四孔住人,两孔拴骡牛。窑才碹了十几年,还新着哩。一说马路要开工,他的窑洞要拆迁,韩天才马上动手盖新窑。新窑起来了,窑顶还没抹,窗户也没有安,马路动工了,韩天才全家就搬进新窑住。窗子用土基垒住,又把旧窑的门拆下装到新窑上;下雨了,雨水从窑顶上漏下来,外边大雨,家里小雨,外边雨住了,家里的雨却住不了。韩天才共得补偿11700元,每孔窑给1500元;按当时价格,三万元也盖不起六孔新窑。韩天才没有怨言,反倒乐呵呵对人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是这个理儿?”

我又到葛家山村去找老支书蒙万海。

蒙万海已经67岁,从合作化时候就当村支书,当了30年。现在他不当了,在一个石料场上看门。

开山的峭壁下有一间用石头垒起的小房,夜间,蒙万海就在这里栖身。

我们坐在两块石头上说话。忽然下雨了,只能进他的小屋去。小屋里只有一铺炕,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屋子里一片漆黑,见我要记点什么,他给我打着手电照明。

蒙万海有27棵果树,都挂果了,有一棵树就挂了700多斤,每年要收十几口袋海红果。海红果做饮料,市场上十分吃香,乌兰巴托国际博览会上还获得过金奖。

蒙万海是全村第一个种海红果的,县里农牧局果树站的人来教他,他学会了。后来村里发展了20亩果园,也是在他的带动下。

要修通万家寨的公路,他必须把27棵果树砍了。

他对果树有感情,他下不了手。

他在白天磨快了斧子,斧子躺在窗台上。

半夜里,他提着斧子进了果园。

蒙万海一口气把27棵果树都砍倒了。他说,黑夜我看不清它们,我才能下手啊!

蒙万海得到的补偿是每棵果树30元。

村里20亩果树,在他的带动下也都砍了。

蒙万海说:“和国家还算什么账哩,没国你能有家?”

蒙万海又跟我谈起社会形势,他非常关心反腐败斗争。

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

涉及到老百姓的事,胡富国这人就好激动。

一次会议上,胡富国谈到一些煤炭运销煤站有人鲸吞公款时,霍地从椅子上站起,声音也提高了八度:“老百姓养条狗,也能给他把门看好;我们是老百姓养活的,给三千万父老乡亲看不好这个家,让这些黑心肠的家伙喝老百姓的血汗,我们还算什么?……”

胡富国来到引黄工地,走到施工的人群中间。

胡富国笑着问大家:“认得我吗?”

“认得。”工人们齐声回答。

“我是谁?”胡富国问。

“你是胡书记。”又是齐声回答。

“我没有名字?”胡富国又问。一时竟没人回答。突然一个小伙子擎高喉咙喊:“你叫胡富国!”

胡富国走过去一把搂住小伙子,亲热地说:“对啦,这才是哥们!哥们辛苦了……”

纪念碑上应该刻上他们的名字

“牺牲”,词典上的权威解释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

为人民的事业牺牲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

列宁很喜欢的一首歌叫《英勇的牺牲》,歌中唱道:“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了头颅,英雄!”

如果工程建成后要为建设者立碑,那么为引黄工程捐躯者的名字应该首先刻在上面。

按照原设计,在宁武境内有一处隧洞埋深899米,开掘这样埋深的隧洞会产生岩爆,这种情况是决不允许的,所以必须改线。改线就要先提供地质资料,这样,省地矿局211队就上了海拔2500米高的分水岭,他们要在这儿补钻。

“胡天八月即飞雪”,何况时值隆冬季节。这地方滴水成冰。

45岁的厨师王金水患有心绞痛,痛起来他一声不吭,只是一身一身地出虚汗。队里的医生让他到忻州去住院,不让他上分水岭。他说,队里补钻的任务紧,天气又冷,要保证大家吃好。他上去了。

号不下房,住在老乡新盖还未完工的房子里,房子没门没窗,窗子用塑料布蒙住,门上挂一块破篷布,屋里泥了个土炉子。

井上24小时连轴转。王金水天天往山上送饭。一天做四五顿饭,一天就要送四五次饭。除了送饭还要送热水。

天气太冷,钻机一灌水就冻。王金水就把热水送上去往钻机里灌。

井壁要用红泥贴上去保护。工人们用手和泥,冷水和泥马上就冻了。王金水还要挑热水去和泥。王金水心疼工人的手。

这么干他能不累倒?队里又叫他上医院。

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要完成任务,后勤支援就特别重要。他说,不用操心我,坚持几天就完了。

本来,往井口送热水,往井里注热水,并不是他的任务。他到了井口还帮着工人和泥搓泥团。

晚上,他烧水给大家洗了脚,让大家睡下。

干了一天活的年轻人睡得特别死。他怕炉子熄了会冻坏他们,半夜还起来捅炉子。

捅完炉子,他躺下去就没有再起来;人们发现他时,他的身体已经冻硬了。

医生后来说:王金水的铺位靠近门口,这里太冷了,末梢血管因此收缩,大量血液涌向心脏,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王金水是共产党员。他死后有人感叹说:平时说党员不怎么样,关键时刻就看到了他们的本色。

王金水留下老婆和两个孩子,大的14岁,小的10岁。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徐瑞青了。

人们都说徐瑞青是个好人,还说“好人不长命”。这说法显然偏颇,但人们希望好人有好报,希望好人能活得长些:好人活长了,不是能做更多的好事吗?

徐瑞青乐于助人。别人有事着急,他比当事人更着急。别人开的车轮胎爆了,他停了自己的车去帮助换轮胎;轮胎瘪了,他帮着打气;螺丝松了,他帮着去拧紧;发动机熄火了,他帮着去找原因,找出原因又帮着检修,故障都排除了,人家把车开走了,他才上自己的车去干活。下工回到驻地,吃饭时他也端着碗在别人的车前转来转去。人家说他的车好像有点毛病,他马上放下碗钻到车下去检查,这里敲敲,那里打打,发现了毛病就让把工具递给他。徐瑞青经常吃冷饭。

有一次搭便车回河曲老家,路前方有一辆车抛锚了。他让停车,下去帮人家修好车才上车赶路。

徐瑞青是山西省水工局机电处装载机组组长。他的车保养得最好。

1993年12月,南干5号洞洞口大开挖,他的装载机组忙得不可开交。19日那天,一台挖土机突然出了故障,故障的原因还比较复杂。他放下手里的活儿去帮助查找原因,排除故障,一直忙到下午4点,他才回到营地。中午饭误了,就吃晚饭吧。食堂没到开饭时间,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别人问他着急啥哩,他说晚上还要干,可工地上照明不行,他吃完饭还要去安灯。食堂给他提前开门了,他从笼屉里抓了两个馒头就走。

刮风了,黄土漫天漫地。徐瑞青拿了两条导线,一支手电,披件黄色的军大衣,上了一辆驶往工地的拉土车,在车上开始啃已经沾满黄土的馒头。

黄风刮得对面认不出人。他在挖掘机、装载机之间穿来穿去,要找到一个最佳位置,把灯安上,晚上可以干活。灯安得低,射过来的是平光,这不行;往高处安,还找不到一个合适地点。到底安在哪里是好,他集中精力绞杀脑细胞。

5号洞口大开挖,场地太小,挖土机装载机都在这儿掉头转身,和他擦身而过。

徐瑞青的精力太集中了。大风卷起黄土,给他眼前挂起了一道帘子,稍远一点的地方就看不清。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安灯的最佳位置还没有找到。他在车缝里钻来钻去,此刻他身边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突然,一辆翻斗车倒车时向他压来!车型大,驾驶室高,车前车后有一段地方司机看不到。徐瑞青当时正在“盲区”里。

第一个看到这场面的是徐瑞青的师傅沈鹏举。沈鹏举顿觉眼前一片黑暗。沈鹏举奔过去,黄风中他隐约看见地上有一件黄大衣;再近些,看到他心爱的徒弟躺在地上,手里握着的手电也被压扁了!

沈鹏举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实的。他晕倒在地。

……

我想找沈鹏举,人们说沈鹏举在大梁水库工地。我说,领我到徐瑞青的住处看看吧。

走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进了当年徐瑞青住的屋子。屋子很小,放两张床,徐瑞青和沈鹏举师徒俩就住在这儿。那时屋子里没有暖气,靠炉子取暖,风大,烟囱倒烟,怕睡熟了会把人呛着,规定前半夜房门一律开着,到后半夜才能关上。徐瑞青为了让师傅睡好,关门是他的事。

人们都愿意和徐瑞青睡一屋,因为打水、扫地、生炉子、半夜关门都是徐瑞青的事。徐瑞青说,对不起,师傅年纪大了,我不能离开他。

师徒两人在一起住了几年,话好像还没说完。师傅回来晚了,饭已经打好热在炉子上;师傅夜班回来,洗脸洗脚水已经打好。师傅家在产粮大县临猗,每年要回去收麦子,他说你回吧师傅,这里有我哩。师傅靠在铺盖上休息,他泡好茶端过去,坐在床边和师傅谈技术,谈车辆维修和保养。他不止一次开玩笑说:“师傅,我要把你肚里的东西都挖出来。”

“这些年我就怕想他,一想起他就要流泪。”沈鹏举对我说,“后来他也成了别人的师傅,他对那两个娃娃要求极严;他手把手教他们,不到一年两个徒弟就能独立操作。徒弟没回来他已把饭打好,徒弟的衣服破了他给缝补。一次,机器上的链条断了,他去弄。链条接好后,往齿轮上放,他的手指被卡住了,一根指头被挤压得露出骨头;人们撬住齿轮,他才把手抽出来,手上鲜血淋淋。叫他回去,他不回,又坚持修了一个多钟头,才把机器弄好,让徒弟继续操作。他对徒弟们说:‘引黄工程有你们干的,要快点学好本事。’可他还是口口声声叫我师傅。我对他妻子说,别看你们是夫妻,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我们师徒在一起的时间长。”

沈鹏举说着又抹泪了。他说,徐瑞青自小家贫,现在的母亲抱养了他。养母把他抱回黄河边的河曲县城。他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感情。长大后他找到了生母,但没有认她。他对养母十分孝敬。

徐瑞青的遗体火化后,沈鹏举把徒弟的骨灰送回河曲老家。他妻子王玉叶说:“他牺牲在引黄工地,就葬在黄河边上吧,他能天天看见黄河。”

日出日落,徐瑞青的墓上总是抹着一层悲壮的色彩;白天黑夜,徐瑞青能听见黄河的涛声。

……

为引黄献出生命的不只是王金水和徐瑞青。

水电四局的司机王海,驾驶着大吨位卡车在黄河边上奔跑。车太多了,黄土路面碾成的浮土有一尺来厚,汽车在土浪中前进。突然刮起一阵狂风,黄土铺天盖地,蒙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什么也看不见了。汽车翻下了悬崖,王海连最后一句话也没留下。

为引黄捐躯的还有:水电六局的挖掘工张长生;引黄办公室水工组工程师肖山;引黄指挥部教授级高工廖舜韶;现场监理工程师范垂辉;铁三局司机郭思文;……

未来的引黄入晋纪念碑上,难道不应该首先镌刻上他们的名字吗?!

泪腺功能没有退化

1995年3月,郭裕怀被选成省政协主席,但他仍然是引黄工程的总指挥。

有人劝他:当你的政协主席吧,比你干引黄轻松多了,想出去走走就走走,晚上睡觉不会被电话惊醒。搞引黄风险太大,搞不好挨千世骂名!

郭裕怀承认他“骑在老虎背”上,多年来他的心一直悬在半空里。不管他到哪儿,每天接不到郑友三两次电话,他就睡不着觉。那次在汾河上游查看,晚上吃了一个面包外加一块咸菜就躺下,连喘气的劲儿都没有了。“老郑你过来,”他把郑友三叫到床边,“你一定帮助我把引黄干下来。很多人劝我不要搞这事,说这差使风险太大。我想来想去,不搞对不起山西老百姓,对不起我们子子孙孙,我只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必须横下一条心!”

郭裕怀已经不是省委常委,不在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说话办事,自然不如过去有“风”;作为政协主席,他不能代表省委省政府,有时难免处于两难境地。郑友三曾见过他几次流泪,不是因为遇到困难,而是遇到巨大困难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给予他坚决支持的时候。他虽已年过花甲,但泪腺的功能还没有退化。

作为郭裕怀的助手,郑友三看上去成天乐呵呵的,胡富国曾在会上叫他死了心搞引黄,职不会提了,官不会升了,他仍然乐呵呵,可因为工作拉下脸来的时候也十分可怕。他从来不愿给别人说自己的难处。他老娘88岁,老爹86岁,每天都在生死的“临界”状态。妹妹心脏病突发去世后,老爹每天喝闷酒,不想活了。老爹肺气肿,肝腹水,已经病危,他赶回乌兰浩特。到家第二天就接到电报,让他全权代表山西赶到呼和浩特去参加水利部、晋、蒙三方领导组会议。从乌兰浩特到呼和浩特,用了20个小时才赶到。后来爱人回去把老人接来。老人已大小便失禁,却又十分自觉,不让小保姆侍候。只要郑友三在家,总是他给拾掇。

郑友三始终在一线。他对胡富国的评价是“揽责放权,撑腰鼓气”。他对郭裕怀的评价是“定计策划,扶持有加”。他说,上面有这样的领导,底下就好干了。

他真的好干吗?这样艰难、艰苦、艰巨的工程啊!

其实,郑友三也知道郭裕怀连半口气也松不了。

质量是生命工程的生命

施工进度汇报会刚刚结束。

人们都散去了,郭裕怀踱到窗前,放眼看去,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建筑一直蔓延到西山脚下,西山顶上悬着一轮金黄的落日。

“长河落日圆”,郭裕怀脑子里忽然跳出这几个字。他觉得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