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伯夷、叔齐，是春秋时一个小国诸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因为生前他曾有废长立幼的意向，所以孤竹君一死，身为长子的伯夷就逃跑了，主动让位于叔齐。弟弟叔齐却不愿落个“僭兄位”的恶名，也逃跑了。武王伐纣时，这两位老先生曾“叩马而谏”，阻止伐纣，但未为武王采纳。周灭商后，老弟兄俩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靠采野菜充饥度日，最后饿死于首阳山中。宋代理学家们曾把他们推崇为典型，大肆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伦理道德。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曾点名批判过伯夷、叔齐，但这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讲的。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读书人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还要用“六艺”去核实材料的可靠性。《诗》、《书》虽有缺失，但关于虞舜、夏禹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尧将要退位时，把天下让给舜。舜和禹在即位之前，四岳、九牧都推荐了他们，让他们担任职务，试行执政，掌管职务几十年，功效已经显示出来了，才正式把天下政权交给他们。这表明，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帝王是最高的权位，传天下是如此的慎重。可是有人说尧曾经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引以为耻，逃走隐居去了。到夏朝时，又有卞随、务光这样的人。这些说法是根据什么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上面原来有许由的坟墓。孔子论述古代圣人、贤人的事迹，如吴太伯、伯夷之类，是很详细的。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义都很高尚，但在孔子编修的书中，却见不到有关他们的简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而怨恨很少。”“目的在于求仁，而得到的正是仁，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互相让位和不食周朝粮食而饿死的意志，深表同情，看到他们遗散的诗，似乎还是有怨意，令人感到诧异！他们的传文中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叔齐继位，到父亲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决定啊！”于是逃离了孤竹国。叔齐也不肯继位，逃走了。国中的人便立了孤竹君的二儿子为国君。这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养老人，说“何不去投奔他呢”！到了那里，西伯已死。周武王用车子载着西伯的牌位，追封西伯为文王，东进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缰绳劝说道：“父亲死了不去埋葬，竟然大动干戈，能说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弑杀君主，能说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人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哪！”把他们搀扶起来，让他们走了。武王平定殷纣之乱以后，天下都归附周朝，而伯夷、叔齐认为这是很可耻的，坚持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食薇菜为生。等到他们饿得快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掘山上的薇菜。用暴虐去代替暴虐啊，还不自知为非。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都匆匆过去了，我归向何方呢？哎呀，要死去了啊，命中注定要衰亡了！”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看来，是怨恨呢，还是不是怨恨呢？
有人说：“上天对人没有偏私，总是赞助善人的。”像伯夷、叔齐可以说是善人呢，还是不是善人呢？这样仁德纯厚、品行高洁的人竟会饿死！还有，在七十弟子之中，仲尼唯独推举颜渊是最好学的人，但颜回（颜渊字子渊，名回）常常遭受贫困之苦，连糟糠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上天对善人的报施，又怎么样呢？盗跖成天杀害无辜的人，吃人心肝，残暴凶狠，无法无天，聚集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得以寿终，这又是根据什么样的仁德呢？这是特别彰明显著的事啊。至于到了近代，有的人操行不合规范，触犯法纪，但终身享受安乐，财产富厚，一代一代地享用无穷；有的人选好了地方才下脚，到了时候才说话，走路都不敢走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奋力去做，但自身却遭受灾难，像这种情况，是数不胜数的。对此，我感到困惑不解。倘使像前面所说的上天赞助善人，是这样呢，还是不是这样呢？
孔子说：“主张不同，不必互相磋商。”这意思也是各从自己的志向啊！所以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作个拿着鞭子为人开路的人，我也干；如果不可以求得，那就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到了严冬季节，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如果整个社会都是混浊污秽的，那么高洁之士便会显现出来。这或许是因为俗人对富贵是看得那样的重，而高洁之士对富贵却看得这样的轻吧！
“君子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人们所称道。”贾子说：“贪吝的人为财而死，好义的人为名献身，夸耀权势的人死于争权，普通的百姓贪求生存。”“同是具有光芒的，便会互相映照；同属一类的，便会彼此应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兴起而世间万物都会随之兴起。伯夷、叔齐虽有贤德，而得到孔子的赞誉则声名越发显著，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也是因为附在千里马的尾巴上才能名声显著。居住山林的隐士，或成名于世，或湮没无闻，都在于时运，像这类声名湮灭而不为后世所称道的，实在可悲啊！普通的人要想修养品德，建立声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可能使声名留传到后世呢？
赏读
这篇文章与《史记》中其他“列传”有所不同。“列传”的文字大都是记人叙事的；而《伯夷列传》记叙的文字不多，议论却占了大部分篇幅。所以，视之为“伯夷叔齐论”倒比较切合文章的实际。
为什么一篇“列传”被写成了以议论为主的文章？在司马迁之前无例可循，在此之后，却不乏其例，唐宋古文名家名作中就可以找到许多这种类型的篇章。
因为年代久远，至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有关伯夷、叔齐事迹的“文辞不少概见”，主要原因就在于伯夷、叔齐的人品虽然极为高尚，但“非附青云之士”，故而很难“施于后世”。司马迁自己有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后忍辱负重，以成《史记》的特殊经历，深切同情伯夷叔齐，因此，即使“文辞不少概见”，也要为他们立传。其良苦用心，我们通过阅读《伯夷列传》可以细作评品。
不过，这篇列传最光辉之点在于司马迁大胆地反对了天命论。文中“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段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把当时那种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社会现实，抨击得淋漓尽致，这对于2000多年前的一位古人来说，也的确是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