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事业成功的保证。早年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实事求是是领导品质中应有之义。群众所拥戴的领导者必定是一个敢讲真话、坚持真理、具有求实精神的人。在领导工作中，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达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目的。
邓小平在1987年曾两次对外宾讲到他自己是“实事求是派”。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的谈话中说：“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谈道：“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249页）。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的人格所在，又是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无论对人还是对事，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指导建设，无论是观察事物还是处理问题等，都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贯穿在他的整个人生历程、革命生涯中。他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名副其实的、当之无愧的“实事求是派”。在中央苏区他抵制王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被打成“毛派”；在十年内乱中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在对待“两个凡是”问题上他是否定派；在面临僵化体制问题上他是改革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他又是保守派。总之，邓小平确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实事求是派”。
在领导工作中，邓小平最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指挥战争过程中，他从战争实际出发，从战场实际出发；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建设的进程中，他立足实际，立足国情，不头脑发热，突击冒进，也不胆小害怕，见狼是虎，而且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现代化建设的才略。
在为中国人民求解放事业而奋斗，邓小平一向提倡治军要“慈不掌兵”，打仗要敢打硬仗恶仗。但他并不是指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硬干。只有在全局需要时，他才提倡打硬仗恶仗。
1930年夏，为贯彻立三路线，“左”倾中央南方局派人到右江。9月，在红七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是否北上攻打大城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邓小平根据红七军的实际情况，对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的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几千人的红七军，在百色起义后，都未能守住百色。现在怎么有能力去攻打柳州等中心城市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也是困难的。遗憾的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当年11月，邓小平等率红七军北上转战时，他也不同意三攻坚城。打下怀远后，许多人主张攻庆远，然后直下柳州。当邓小平得知庆远驻有敌重兵，已有准备后，就坚决反对攻庆远，同时也不赞成攻打庆远附近的融县。后来前委主张进军融县，结果部队不到融县即与强敌遭遇，激战3天之后，红军伤亡300余人，损失惨重。
1932 年底，邓小平在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部署军事行动。在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作战方针上，面对强大粤军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仍然坚持过去反“围剿”作战的方法，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较好的苏区来消灭。他不同意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同时，扫清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作长期斗争。由于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方针，使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红色政权始终没有被摧毁。这也是他后来受到“左”倾路线残酷打击的原因之一。
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邓小平领导品质中最重要的方面。在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年代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彻底的实事求是派，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做了完整全面的表述。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结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政策”。“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摆摆的。邓小平还强调，“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同代化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当时面临的形势正是错综复杂，百业待举，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千头万绪抓什么？邓小平从全局的高度，突出抓的不是别的，而正是实事求是的问题。邓小平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眼光首先抓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在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
批判“两个凡是”、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始终是围绕着最为基本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的。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冲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禁锢，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扭转了全党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为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引向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新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积极探索，是邓小平实施路线领导的成功之作，是邓小平创造性领导实践的卓越范例。
邓小平在1992年初到南方视察同当地负责同志谈话时讲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邓小平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和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完全出自他的内心深处，他对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比一般人的理解要深刻得多，透彻得多。邓小平与毛泽东不仅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同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对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背景、理论创造和进行的实践，特别是对毛泽东为坚持实事求是而对党内教条主义所作的批判和斗争，他有直接的感受和亲身的体验。
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无论办何种事情，都要从实际存在的事实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而真正从实际出发，就要正确处理本本与实践、上头与下头、别国别处与己国己处的关系，切实做到像毛泽东那样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邓小平不管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从来都不是靠本本、唯上头干出卓越成就的，而是着眼于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决策，开创了工作的新局面。
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同刘伯承一起，依照实际情况，确定作战方案，打了许多漂亮仗，取得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其中有不少战役的作战方案就是从实际出发得以产生和形成的。
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曾指出，我大兵团在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到敌战略心脏创建根据地，这是一个创举。他认为，大部队到一个新区，为了打开局面，鼓舞群众情绪，打击敌人的气焰，最好能迅速打一两个胜仗，但没有比较稳定的后方，则困难很大。因此，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不久在商城地区打了一仗，歼灭敌五十八师一部。同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了正确解决到新区后打胜仗和占地盘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正确灵活地运用将主力部队适时地分遣与集中，以野战军主力一部分分散成立军区，建立后方，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而野战军的主力也采取适时分遣与集中的办法，分遣以分散敌人和解决部队的供应，造成敌人的弱点，尔后则适时地集中主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样就解决了大部队在新区迅速立足生根的大问题。
为进步站稳脚跟，邓小平经过短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周密考虑后，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大别山斗争情况的报告，并建议在新区暂缓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过急政策，改为减租减息，以利于扩大反蒋统一战线。报告送上后，毛主席很快就批示，称赞这个报告写得好，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并要各区立即仿效，照此办理。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邓小平不迷信本本，不拘泥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而是靠在实践中探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要解决和回答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只能从中国实践中摸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和路线。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新鲜事物，都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中抄来的或学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本本上，根本找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找不到“乡镇企业”，也找不到“经济特区”，更找不到“三资、合资企业”。
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了许多经典著作中没有写到的新东西，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