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是实行管理的保证，没有纪律的管理是难以达到控制和指挥的目的的。
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谈得上权威，纪律是建立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实行纪律的保证，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不可少的保证。邓小平在治军、治党和治国中，非常重视用纪律进行管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杨国宇曾在回忆往事时说：“我曾在小平同志统率的部队里工作多年，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每当紧要严重关头，总是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去夺取胜利。”（《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414～415页）
在治军过程中，邓小平对纪律抓得很紧的。“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都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的简单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批准处决逼婚未遂，开枪将女方毙命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毛泽东认为，正因为黄是多年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所以，我们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当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页）。几个月以后，作为师政委的邓小平，在抗日前线山西辽县，也经手处决过一个奸污妇女的老红军战士事件。
会场设在129师驻地西河头对面的清漳河的滩上。宣判大会气氛十分严肃，大家都站立着。师政治部军法处先宣布罪犯犯罪经过，并宣读判决书。之后，邓小平讲话，他针对“判决过重”的反应和当地群众前来说情，要求轻判的意见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军阀队伍最大区别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为了揭露反动的造谣欺骗，让群众真正了解八路军，完全不同于旧军队，就需要我们用实际模范行动来打动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爱戴，才能在敌后生存。我们出师以来部队纪律好，但这次一个战士犯罪一传开，就会破坏几个月来我军在群众中树立的好印象，对我军造成很坏影响。所以，尽管有群众代表来求情，我们也决不能心软。一定要严肃处理。最后，他号召大家吸取教训，严明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愧为革命军人。邓小平的话讲得很严厉，语气也重，显示他对破坏群众纪律的罪行处理很果断。
历史上曾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自请降职三级，以维护号令统一，显示军纪严明。邓小平刚调任一二九师，就紧紧抓住这件事，亲自出席军人大会，对指战员进行法规军纪教育，这对于整饬全师纪律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领导活动中，邓小平非常注重运用纪律进行部队管理，用纪律作为达到胜利的保障。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129师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前部分干部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甚至有的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对抗战失去了信心。邓小平针对这一右倾情绪的表现，专门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要求部队振奋精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就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打下了基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权威，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百团大战中，129师的指战员们的纪律强、士气高。
1946 年 8 月，刘邓率部发起陇海战役，这是刘邓部在内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战，歼敌16000人。杨勇、张霖之率第七纵队英勇作战，解放砀山城，歼敌5000多人。但在战斗中纪律不好，损坏了群众家具等，不少群众家被弄乱了。情况反映到邓小平处，他非常重视，当即脚踩泥水来到前线，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七纵的战绩，接着严肃指出：你们在作战中牺牲那么多人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解放人民群众吗？为什么还要损害群众利益呢？违犯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支持，没有人民支持，就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纵队首长当场承认错误，按邓小平指示立即令部队赔偿群众损失。
此事对指战员教育很深。在20天后的定陶战役中，七纵战士帮助家中无人群众照看牲畜，工事旁已成熟的梨、枣，战士们一个都不动。邓小平的“大批评”收到显著成效，他的纪律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
没有严格的纪律，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群众关系，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加强纪律性，邓小平在治军过程中言出必行，执法如山。
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挺进大别山的壮举，改变了全国战局。刚进入大别山区坚持斗争时，鉴于部队中接连出现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于1947年9月2日在经扶（今新县）召开紧急干部会议，邓小平一针见血：部队纪律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张际春副政委代表野战军司令部宣布：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此令一下，部队违法乱纪歪风很快被刹住。
11 月某一天，邓小平等人在黄岗县看见有个军人在刺刀上挂着一捆白布、一捆粉条，马上下令追查。很快查清该人是警卫团一个副连长。为解决连里的物资供应，他违犯了群众纪律，强买小贩的东西，还开枪威吓。邓小平立即与刘伯承等商量，要枪毙这个副连长。消息传出，有人反映该人立过战功，可否不杀。邓小平等权衡利弊，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还是要杀。当日下午就在当地执行。刑前，李达参谋长亲自召集总直属队军人大会，并请当地小商贩参加。死刑执行后，消息不胫而走，既解除了群众对部队的疑虑，又树立起遵纪守法的新风。
革命的纪律是胜利之本，邓小平抓纪律是无微不至的。因为没有纪律就没有步调的一致，领导工作目标的实现就没有保障。因此，为了保证纪律的执行，他很注重用措施去使之得到执行。
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邓小平和李先念等率前方指挥所留守大别山，指挥部队与白崇禧展开清剿与反清剿斗争。
1948年2月4日，部队改善生活，欢度春节。几个同志去池塘捉鱼，因工具简陋，收获不大，便放掉池塘水，在水流口处捕捉。结果收获不小，一个池塘弄到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欢呼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走过来。先是对大家在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情绪予以鼓励，转而又严肃指出：池塘水是群众备旱用的，你们竭泽而渔，贪图眼前，损害了群众利益。经此指点，大家后悔莫及。遂向群众道歉，并赔偿了损失。
但是，为此事，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前指所属部队，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利益，绝不能竭泽而渔。
《孙子兵法·地形篇》曰：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几十年的军旅生活，使邓小平十分喜爱他和刘伯承等亲手带出来的二野这支军队，他称赞二野挑了重担，完成了任务，锻炼成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但他们深知，对士兵仅厚待而不能使用，只知溺爱而不能命令，违法乱纪也不能整治，如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的军队不能用来打仗。由此，邓小平把纪律作为进行治军的重要途径，把纪律视为生存之本。
“南京路上好八连”从进驻上海之日起，就保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拒腐蚀，永不沾，誉满全国。连毛泽东也作诗称赞：“纪律好，如坚壁”。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进驻上海指战员们严守军纪（好八连仅是其中典型），与邓小平、陈毅此前在丹阳整肃军纪有直接关系。
当时，邓小平等正在丹阳领导攻占和接管上海工作。有一天吃晚饭时，邓小平和其他首长议论部队纪律状况。有人讲丹阳城满街是军人，整天兜来兜去，邓小平听后很不高兴，当听到陈毅讲部分领导放弃领导责任，不严格管理部队，致使有些军人硬闯进戏院看戏，而群众有票却进不去的情况时，他重重地放下碗筷，激愤地说：“这像什么话！我们的领导同志是怎么当的？那些人是谁给他们的权利？我们当领导的要抓军队纪律，如不好好抓一抓，进上海以后肯定会天下大乱的！”
陈毅也表示自己要狠抓一下。
邓小平严肃地说，“对，赶快抓。”
于是，一连几天他都在抓严肃军纪问题，陈毅也专门向接管干部和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报告，着重强调加强革命纪律重要性。进驻上海以后，很多部队露宿街头，秩序井然，显示出良好组织性和纪律性。丹阳整肃军纪，作用十分重大。
在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还处理了攻占郑州以后，某纵后勤部副部长因吉普车而与地方同志发生争抢的事件。进占重庆后，还亲自参加处理过个别高级干部喜新厌旧，强占小车大房，无原则追求生活待遇等违法乱纪、影响极坏事件。
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没有因为环境的好转而放松纪律工作。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他更加把纪律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管理措施，身体力行。他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要靠理想，二要靠纪律。如果没有理想，没有纪律，那就会是一盘散沙，革命和建设都不会成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为了抓好纪律，邓小平提出了“中央要有权威”的管理思想，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他肯定了当时采取边改革、边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政策，并从更高的全局角度指出：“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277页）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国际竞争日益尖锐的环境下，坚定而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逐步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此，邓小平经常不断地以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强调：“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
在社会主义中国，维护中央的权威，它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崇高威望、巨大感召力和最高凝聚力。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制定、执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实践中形成的：一方面，中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按照决策程序，科学地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人民拥护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得到各地方、各部门坚决有力的贯彻执行，从而能够搞活全局、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由此完整地实现党对国家、中央对地方、部门的统一有序正确地领导，进而确立起中央的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成功地领导着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各条战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都证明，中央制定和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