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领导活动得以进行的载体。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权责的划分、领导关系的确定、领导者的任用等。这可以说是制度的硬件部分，通常被称为体制；二是活动的程序和规则，如某一重大决策需要经过哪些机构的通过，按照什么原则通过等。这可以说是制度中的软件部分，通常被称为工作方法和原则等。这两方面的内容，一般都由经过一定法律程序通过的法律、法规、纲领、章程等文件加以规定，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总称为制度。
领导制度是规范领导活动的准则。任何一种有效的领导括动，都必须合理地搭配一个领导集团，形成一套有效运转的领导机构，确定一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为此，就必须有一套制度来规范领导机构的设立和领导活动科学有序的开展。
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在他的书中归纳邓小平领导特征时有一段这样的话：“邓小平领导特征的另一方面是偏爱组织处理，他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党务工作者，他经常在八路军中的各部门代理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也仍然如此。在这样的职位上，他必须作出不仅能代表上级党组织而且又能得到同级军事指挥官支持的决定。中层机关里的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工作经验，使他养成了决策制度化的习惯。”（《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214页）
重视制度的建设和改革，是邓小平的一贯方法，也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活动中非常重视运用制度规范工作，进行管理。
1947年2月4日，邓小平指挥六、七纵队歼灭了蒋军的一个旅。只有旅长和400名官兵逃命。原计划在这一胜利后，部队走出陇海路。但由于情况有变化，邓小平命令随行七纵队原地宿营待命，并让七纵队给六纵队发报，通知他们原地待命。
2 月 5 日早晨，六纵政委杜义德来到七纵时，却奇怪地问：“为什么你们在休息，我们还在行军？”他有点生气：“这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时，连夜没休息的邓小平走来，杜义德就向邓小平报告：六纵队还在前进……邓小平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用电报通知你们原地休息待命。”他要求七纵立即查明情况，向他报告。随同邓小平来的参谋人员与七纵司令部立刻进行核查。结果是，因为六纵一直行军，七纵电台一直没有呼到六纵电台，电报一直没发出。七纵机要科没及时向纵队首长报告，也没向邓小平报告。显然，这是由七纵司令部的失误造成的。七纵首长只得将情况如实向邓小平报告。
邓小平听了情况，立即指示：“想一切办法立即通知六纵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待命。”同时严肃地批评了七纵首长。他指出，指挥机关哪怕是在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也可能给部队造成严重损失，必须以此事为戒，健全制度，提高效率，加强纪律。
邓小平认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十分看重制度的作用，并且多次强调要建设各种规章制度，使工作程序化，规范化。
1956 年，在党的八大上，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许多问题都需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5页），报告在党的领导制度问题上，提出要建立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1957 年，他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提出了执政党接受监督非常重要，并且要建立必要的制度，如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等。1962 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很高的原则高度来讲，讲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04、312页）
这里邓小平对制度的认识和重视略见一斑，重视制度建设是邓小平领导方法中的重要内容，并且成为了他工作的特征之一。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建立规章制度、章程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久，他又指出，只有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工作才能有秩序、有效率，才能职责分清，赏罚分明，不致拖延推诿，互相妨碍。1978 年，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鲜明地提出了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指出：“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他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80 年 1 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讲到改善党的领导时，强调“除了组织状况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同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草案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规定，包括废止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指出，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同年8月，他又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纲领性的讲话，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提出来解决。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提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领导制度“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和发展，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强调“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决定因素”，“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他强调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制度的关键，他重视制度，强调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化、法制化，奠定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制度更带根本性”在领导方法上具有重大的突破性。
首先，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
在古代，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上，认为有一个好皇帝，有几个贤臣治理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到了近现代，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领袖上，认为有一个好的领袖，就可以国富民强。这种传统的文化思想，就为我国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础。解放后，我们党曾注意制度方面的建设，但自觉性不够，坚持不够，因此，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领导制度，传统思想仍有很大影响，个人崇拜滋生，家长制现象长期存在，领导人的权力不受限制，导致决策失误。邓小平提出了“领导制度更带根本性”的结论，就突破了这种传统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唯心史观，把制度建设提到重要地位，为各项工作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其次，它突破了我们领导活动中，长期存在的工作没有严格程序，不规范的做法。
邓小平领导方法中强调制度化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者必须置身于一个健全的制度环境中。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了党在过去所犯各种错误之后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二是决策在实施和完善过程中，必须有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制度，才能顺利地达到目标。邓小平曾强调：党和国家现行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正因如此，他进一步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对于不合理、已经落后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对于如何具体地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提出了四条谋略：
第一，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和家长制作风。
第二，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
第三，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过渡机构。
第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现象，这一领导制度必然堵塞了年轻干部的进口，使新人上不来，老人走不了，最终出现严重的臃肿局面，妨碍和贻误了四化建设的大局，长此之往，必然后继无人。邓小平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退休制度，他主张，“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健全了一系列重大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强化了干部的任期制和监督体制，完善了退休和离休制，促使干部队伍向任期制迈进。
解决了以上几个关键的制度问题，大批年轻干部才能逐渐成长起来，在新老交替中顺利地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领导的这项体制改革为领导干部新老交替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创造了最重要的体制条件，随后，他又领导有关部门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制定了一系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使整个工作走上规范化。
制度的建立，都是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比较规范，也比较完备，按制度办事才能使工作做好，才能使正确的做法连续下去，有了制度，谁违背了也可以按章处理。因此，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邓小平的领导方法，重视制度建设，并且严格按制度办事，这样领导工作才有战绩。
决策是实现领导工作的重要环节，更是领导工作的核心。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领导工作的成败和领导形象的好坏。
调查研究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项基本方法，是领导科学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它为领导决策提供客观依据。要想正确有效地做好领导工作，领导者就必须把调查研究放在首要位置。邓小平是科学决策的典范，他在一生的领导活动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并且创造了许多调研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