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领导者能力的高低，往往是领导成功与否的关键。
邓小平具有党的领袖、国家元首、大军统帅的领导才能。邓小平治理国家和军队的能力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最能体现他自身特色的是：他举重若轻，具有潜心抓大事的能力；他高瞻远瞩，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他精明强干，具有解决问题的办事能力；他足智多谋，具有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能力。总的一句话，毛泽东所说就是“有才干，会办事”（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邓小平的办事能力在他早年的革命生涯中就显露无遗。
1925年，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其他同志共同组织领导旅法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浪潮。
邓小平是1925年夏这场轰轰烈烈的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尽管他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一直同样受到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几个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国旅欧党团组织下仍在继续着。
在上述活动中，邓小平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以及政治策略能力。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上，邓小平的能力和才干更加突出。
解放战争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杰出才能的一次精彩展现。
1947年8月，刘邓大军12万余人，从鲁西南直插蒋介石的心腹地区大别山。10月6日，“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报告说，我军逐渐适应南方环境“已学会吃大米饭，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并表示，我们决心以现有兵力在大别山南部。“调动敌人打一仗”。10月8日，“刘邓”收到毛泽东的复电，热情赞扬“刘邓”的“计划很好”，半叮嘱说：“你们手里只有7个旅，不要再分散，请你们按自己的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947 年 10 月，“刘邓”到大别山以后，决定调整原来计划，先歼灭来敌，后解决棉衣，经过侦察，决心把来犯之敌消灭在高山铺地区。27日上午，“刘邓”发出总攻命令，在战斗中，刘邓指挥若定，敌全线崩溃，仓皇逃命，至下午 2点，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官兵12600余人，其中俘敌7500余人。当晚，“刘邓”向中央军委电告战况，报告此次歼灭战颇顺利，经此战我军过了山地战一关。10月29日，毛泽东亲自拟稿，以中央名义致电“刘邓”：“庆祝你们歼灭敌四十师及八个旅之大胜利。”
1950 年西南大部分地区解放后，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平上。当时西藏情况复杂，矛盾交错，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西藏任务，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他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起草进军守则。在西南局向中央报告解决西藏问题4条方针的基础上，他又亲自主持起草了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10项政策。邓小平起草的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决西藏办法17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提出的10条为基础，在这个大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在进军西南开展的剿匪工作中，邓小平还特别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促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建立了各级政权，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从1949年到1952年，在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西南几省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地回春，欣欣向荣，人民安乐，社会稳定，祖国的西南边陲得到巩固和发展。邓小平在西南的出色工作和卓越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多次称赞。
1952 年邓小平调中央后，直接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办事能力和才干有了更直接更具体的感受，以至他最后形成了对邓小平“比较有才干，会办事”、“人才难得”的高度评价。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专门讲了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重点是向与会同志推举和介绍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同志。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当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为总书记时，以赞扬的口吻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他样样事办得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毛泽东在这里，既肯定了邓小平的人品，说他公道、厚道、顾全大局、对自己要求严格，又赞扬了邓小平具有多方面的能力，称他有才干、会办事、比较周到。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评价是建立在对邓小平才华的深切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如果邓小平不是一个真正有才干的人，毛泽东决不会把他重用到党的总书记这个位置上。
毛泽东曾对我们党内许多杰出领导人都有一些评价，例如，他评价叶剑英元帅是：“诸葛一生有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评价彭德怀元帅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说陈云有治国理财之能等。但是，像对邓小平这样多次、全面、综合性的高度评价是为数不多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能力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不是平白无故的，邓小平的智慧、才能在他担任各个领导职务的岗位上所干出的工作实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完全证明了邓小平是一位才能出众、智慧超群的卓越领导人。
邓小平精明强干，办事能力很强，就在于他遇到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碰到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时，能够顺时而谋，抓住问题的结症，善于找到解决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并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每一位领导者都希望自己能在工作过程中实现领导工作的目标，并且能有众多的追随者，在群众中有声望和信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威信。没有威信，领导就不能实行真正的领导。威信的获得，靠权力压不出来，靠上级封不出来，只能靠个人的能力与魅力建立起来。领导者的能力，是搞好领导工作的前提条件，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只有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才干，才能带领人民建功立业，兴国兴民。为此，必须以邓小平为榜样，努力学习他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