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科林
1936年底，我在永昌战斗中腿部中弹受伤，在水磨关总医院住院治疗。部队转移前，徐向前及王树声等领导同志来总医院看望我们，并说队伍先走，把你留下。领导同志走后，我带伤走到梅家寺，被一个叫“赵老爷”的老乡收留。他家很穷，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当晚，叫我睡在他家的坑上。第二天马家军来了，要搜查红军，他把我藏在草房里。三天后，马家军又来搜查，他又把我藏到地窖里。十来天后，马家军第三次来搜查，把我从窖里搜出。
马军要将我杀掉，赵老爷和几个老乡向马军求情说：“他还是个孩子，又有伤，不要杀了。
”这样，才免我一死。
这一带被敌人搜出的红军有十几人。敌人要将我们押走，临走时，赵老爷叫他的女人在我衣襟上缝了一个口袋，装了些炒豆子和炒面，叫在路上吃。我现在还惦念着这位姓赵的老爷，他为营救我担了很大的风险。多好的赵老爷啊！我们被押送到永昌县城后，又陆续押来了80多名红军伤员和失散的人。不几天，敌人押着我们去青海，经古浪、永登、河口、享堂、小峡，到达了西宁。
我们80多人到西宁后，马步芳看了我们一下说：“送到南门外的军马处去。”天黑时，又来了马步芳的命令，叫把我们80多人“扛过去”扛过去：临夏、西宁一带的土语，把人弄死，送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意思。。这时，管我们的马匪兵说：“你们都是伤病员，要送到医院去。”叫我们上马车，结果被拉到南门外南滩山下。那里有几个大坑，敌军命车夫将马车抬起，将我们七车人倒在坑边，就用乱刀砍杀，每人一刀，不管是死是活，均推入坑内。我在刀还没有砍下时，被一个车夫推到坑边，在天黑看不清的情况下，活了下来。马车走后，我逃到一个看菜园子的小屋里，被一位看菜的老乡救了。他给我洗了血衣，又给吃给喝。天亮后，我离别这位老乡，讨饭度日。没多久，又被马家军抓到了军营里。
第二次被抓来后，被西宁公安局长的传令兵要出来，到他家做工。不久，马步芳下令搜查“共产娃”，他怕被马步芳查着，又把我送到西宁旅社做杂工。不到一个月，又被马家军发现，被抓到工兵营做苦工，修了公路又修桥，然后送到大通县伐木料，最后送到循化县开荒、建房。我在敌人的工兵营做苦工长达九年多，直到1946年底工兵营解散，马家军才给了我一张路条，叫我自谋生活。后来，我在化隆县甘都被马力买提家招了女婿，务农，我才有了个家。
由王全保整理，原件存青海省民政厅《西路军红军战士在青海资料》（1）。黄科林同志原名戴高登，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西征时任西路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交通连政治指导员，在永昌作战时负伤被俘，被马家军押解西宁，遭受长期苦役折磨。解放后在西宁小桥电厂当炊事员，落户西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