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永和
西路军西征时，我在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任副营长。1937年3月5日，西路军由倪家营子突围进入祁连山。3月14日，我所在的部队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率领打游击。我因在支援高台的战斗中右腿负伤，在转移中掉了队，从此，我开始了漂泊草地12年的艰难岁月。
雪地逢难友
部队就是战士的家，离开部队，犹如离开了爹娘。此时此刻，面对风雪弥漫、荒无人烟的祁连群山，回想起当年“红旗漫卷西风”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思绪联翩。是党把我从一个给地主放羊的穷孩子培养成一名光荣的红军干部，是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使我懂得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是部队的阶级友爱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而今离开了党，离开了部队，离开了战友，好不伤心。
我要找党，我要归队。我拄着棍子，踏着战友们的足迹，艰难地前进。然而，甘青交界的祁连山啊，风雪弥漫，滴水成冰，前面部队踩出的路被大雪覆盖，已无法辨认了。在追赶部队的途中，又遇到了11个掉队的同志，我们12人结成了一个寻找部队的战斗集体，我成为他们的临时负责人。我们大多是伤员，仅有3条步枪、12发子弹。我们身上穿着单衣、草鞋，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高山严寒中行进，冻得大家面部铁青，瑟瑟发抖。
据最后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同志讲，在他离队时，部队仍然是向西行进的，于是我们就向西追赶部队。后来才知道，3月23日，西路军左支队仅有的一部电台和党中央取得联系，部队已遵照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了。部队向北，我们向西，越走离部队越远。在这雪海茫茫、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的地方，无处询问，我们只好继续往前，寻找部队。
经过近20天的雪地行进，我们到达了现在青海天峻县的木里木里：地名，位于青海省天峻县北部，西距哈拉湖约120公里。地方，藏族老乡说，红军没有到这边来。我们认为部队可能从山中折向北行了，稍事休息后就往北赶。
单薄的衣着无法抵御高原凛冽刺骨的寒风，但我们最发愁的还是没有吃的。仅有的一点干粮早已吃完，我们只好拣些野兽皮骨或牧民抛下的牛羊皮骨，用雪水煮了吃，就连一匹骨瘦如柴的死马，也成了我们的上等食品。在这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痛苦，互相照顾，彼此扶持，满怀信心地行进在雪原上。
几个月来，我西路军将士，面对群魔恶狼，英勇浴血奋战，那一幕幕悲壮的场面，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怎样的生死搏斗啊！寒冬腊月里，敌人穿着皮衣皮裤，我们却穿着在四川时穿的单衣草鞋，冻得手已抠不动扳机。但红军战士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任何困难也不能使我们屈服。敌人一次次被打退，然而我军既缺粮草，又无援军，敌增援部队相继蜂拥而至，我们的部队减员却无法得到补充，形成了敌众我寡之势。在战斗最残酷的日子里，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全部剃成光头，女扮男装，和敌人厮杀在一起，同敌人搏斗。
想到这里，我感慨万分，这是怎样的精神，这是怎样的战士！再看看自己身边的同志，几十天来，住山洞，宿草地，面对饥饿和严寒，毫无怨言。其中一个是护士长胡传基同志，他的头部被敌人砍了一刀，还要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们碰到他时，他满脸都是血污。这些天，他带伤而行，还为大家渡过难关想尽一切办法。还有一位小同志叫何延德，我们叫他“火娃子”，是四川通江县人，别看他只有14岁，再苦再累也不动摇，常帮伤员干这干那。有了这样的集体，有了这样的同志们，什么样的困难也压不倒我们。
4月初，我们到了苏里苏里：地名，又译作“雪哈里”，位于陶来山南麓，西南距哈拉湖约50公里。，宿在一条河沟的岩洞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位姓洪的战友（原是红军部队的连指导员）对我说：“东边山坡上好像有个人影，我去看看。”我想，多少天来，在茫茫雪原上见不到一个人，能找个人问问路也好，就同意了。谁料洪指导员提枪在手，还没走出五十米远，一声枪响，就倒下了。我和一位班长立刻拿着其余的两枝枪，冲出岩洞准备还击，刚出洞口十来步，从岩洞上面又打下一排罪恶的子弹，班长应声倒下，两发子弹从我的胯下直穿出左膝盖，一阵晕眩，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岩穴四十六天
八天后，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才知道了我被打伤以后的事。原来，袭击我们的是当地的土匪，他们抢走了我们仅有的三枝枪和一些能用的东西，扬长而去。洪指导员和那位班长在西海草原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同志们见我醒来非常高兴，我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想坐起来，但身子像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剧痛，我差点又晕过去。我双腿负伤，继续赶路已不可能，为了不连累大家，我说：“你们别守着我了，快找部队去吧！”大家表示要走一块走，要死死在一块。但是，冰天雪地，没有个担架，大家又都疲惫不堪，一块走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狠了狠心说：“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你们再挂念我。”一句话，说得大家抱头痛哭起来。
是啊，同志们怎能忍心把生死与共的战友压死呢！
经过我再三劝说，同志们决定留下通讯员何延德同志（就是“火娃子”）照顾我，其余八个同志，我指定由胡传基同志负责，立即出发找部队去。我把未被敌人搜去的20块钢洋分给大家（当时干部是带钱的，土匪搜查时见我满身血污，没细搜身上），嘱托胡传基同志，如能回到家乡（我俩是一个地方的），请转告我的父母，就说我死在西口外了。直至1956年，我给父亲去信时，他还以为是哪个好心的同志冒名顶替，去安慰他老人家呢。
大家依依难舍。临走时，同志们在满山遍野给我们拣来许多柴火和牛羊皮，以供取暖充饥，拣来不少干草给我铺上，然后互道珍重，洒泪相别。
石洞里只剩下我和通讯员两个人了，我俩相依为命。我下肢不能动，何延德同志每天为我端屎端尿，烧开水为我擦洗伤口，把骨头砸碎烧糊和皮子放在一起煮成汤，一口一口地喂我。我常想，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啊！如果不是他的细心照顾，我还能活吗？
一天天过去了，我和火娃子在石洞里的生活也愈来愈困难，附近能吃的东西已很难寻到了，火娃子只好跑到较远的地方去拣拾，太远了又怕被人发现，惹出麻烦来。一天，两个面貌凶恶的蒙古族人骑马来到我们住的石洞，看到我们一贫如洗，嘀咕了几句就走了，事后听说，这两个人就是参与袭击我们的土匪。显然，他们的到来是不怀好意的。不久，附近牧民便知道了石洞里有两个共产人的事。
没隔几天，一位50多岁的蒙古族老大娘领着个男孩来到石洞前。她会说几句汉话，问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我看她并无恶意，对她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是打马步芳、为穷人办事的，是好人。部队打败了，我们从木里路过到这里。老大娘只听懂了个大概，临走时，我向她要些吃的，她同情地点了点头。
翌日，老大娘让她的儿子和女儿给我们送来了十来斤粮食和十来斤面，还有一斤多盐。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久旱逢雨。蒙古族人民的深情厚谊使我们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何赶快生着火，做熟了饭，我们一人吃了两小碗。很久没吃到粮食，这顿饭真香啊！